晚明風骨：袁宏道傳

自序

晚明風骨

　　二十年來，公安派、三袁、袁宏道，總是有意無意、或隱或顯地縈繞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欲罷不能。

　　時間，實在是拖得太長了。對此，我必須有一個交代與「了結」－對自己，對故鄉，當然也是對三袁，特別是三袁之一的袁宏道。

　　作為明代晚期的一個重要文學流派，公安派不僅開創了一代新的文風，主宰著當時的文壇，而且影響深遠，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先導與前驅，直接開啟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推動著它向縱深發展，橫掃、蕩滌封建專制的污泥濁水。

　　但是，在今日喧囂浮躁，文學退潮且日益邊緣化的社會，瞭解公安派的人肯定不多。公安派主要成員十多人，開創者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簡稱「三袁」。因他們為湖北公安縣人，所以這一流派稱為「公安派」。

　　與公安派結緣，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的出生之地湖北省公安縣鄭公渡，與三袁故鄉孟溪鎮雖然隔著兩條河流，但實際距離只有十多公里。不過呢，直到我十八歲離開故鄉考入公安縣師範學校之前，對三袁知之甚少。

　　在縣城斗湖堤鎮學習、工作的近十年時間裡，於公安派、三袁聽得就多了，但也沒去認真研讀他們的作品，對這一文學流派的淵源、發展、內容也不甚了了。至今回想起來，當時與三袁有關的兩件事情印象最深，一是在油江河邊見到了一塊刻有「袁中郎故里」的石碑，題字者為袁宏道好友蘇惟霖（字雲浦），只是這碑早已不是原物，而是清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的複製品；另一件是一九八七年五月，縣城舉辦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公安派文學討論會，我雖然無緣與會，但輾轉得到了一冊會議論文選編《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從頭到尾認真地讀了一遍，還對重點句子、段落，用藍色圓珠筆做了不少記號。

　　說實話，在公安老家時，我與公安派，與三袁，並未有過什麼實質性的聯繫或「瓜葛」。沒想到一九九○年正式離開公安，調到湖北黃石市從事專業創作後，卻有了一次走近、瞭解、研究公安三袁的機會。

　　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劃一套《荊楚十大文化名人叢書》，所選人物為屈原、弘忍、袁宏道、李時珍、李四光、陸羽、熊十力、胡風、黃侃、聞一多。負責叢書組稿、統稿等工作的編委之一，是我在湖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求學時的老師盧昌德先生，盧老師希望我能承擔袁宏道的創作任務。既然老師盛情相邀，兼與傳主又有同鄉之誼，我二話沒說，當即應承下來。

　　無論是文學理論的開創，還是創作實踐及影響，三袁兄弟成就最大者，當數老二袁宏道，也即袁中郎。古人對相伴一生的名字十分看重講究，不僅有名，還有字，有號。宏道為名，中郎為字，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石頭道人、空空居士。宏道者，弘道也，可見父輩對他寄予多大期望！古人一般以字相稱表示尊重，故「中郎」之字，長期以來，比其本名更加響亮。中郎之意，一為官職，二乃次子。作為官職，指宮中護衛、侍從，長官稱中郎將，簡稱「中郎」。袁宏道作為一介文人，從未擔任過「中郎將」之類的武官職務，顯然取其次子之意－他出生時，哥哥袁宗道已有八歲。

　　於是，我不得不撇開其他俗務，花了大半年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積累資料、系統閱讀、認真研究等準備工作之中。還專門回了一趟公安，在縣城斗湖堤鎮拜訪《三袁傳》作者、時任縣文聯主席的李壽和先生，就有關創作問題當面請教；然後前往三袁故鄉孟溪鎮搜集素材、尋找靈感，其詳細經過，我已寫入〈寂寞與熱鬧〉一文（見附錄一），在此即不贅述。

　　一部十萬字的文稿很快就完成了，但我心頭，有關公安派，有關三袁，特別是與袁宏道相關的一切，卻怎麼也割捨不下。

　　「作為一名公安人，能為袁中郎這位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同鄉立傳，當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在整個創作過程中，自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愉悅充斥於胸。」我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完篇的《袁中郎傳》「後記」中如是寫道。而愉悅之餘，更多的則是意猶未盡。受叢書篇幅、體例的限制，傳記「要以荊楚文化作為貫穿全書的線索」，每冊十萬字，且交稿時間緊迫，大有「囫圇吞棗」之嫌。於是，就想對袁宏道作一番認真細緻的全面研究，然後好好地創作一部書稿，不是為了「交差」。

　　歲月荏苒，真如白駒過隙，十八年時光一晃而過，我當時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拖得如此之久！

　　十八年來，我雖然忙於其他方面的創作，以及工作的調動與適應，還有日常生活的諸般瑣事，但對袁宏道，卻一直縈繞於心，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盡可能地將書齋研究與田野考察結合在一起：搜集資料，沉下心來，廣泛閱讀，鉤沉索隱；實地探訪相關名勝、遺跡，如當陽玉泉寺、公安二聖寺、袁中郎墓等。特別是探訪中郎墓時，可謂充滿曲折，第一次「單槍匹馬」沒有找到，第二次「興師動眾」好不容易才探得墓址，並意外地見到了字跡漫漶得難以辨識的袁中郎墓碑（見附錄二〈尋找袁中郎〉）。

　　在此，我想提及一下資料的佔有與使用，這對歷史人物的創作來說尤為重要。

　　這些年來，只要涉及袁宏道的相關資料，全在我的視野與搜求之列，有的來自友人處，有的從圖書館借出複印，有的淘自古舊書店、個體書攤，還有不少則利用互聯網下載或購買。文學家、思想家的一生，最好的注腳就是文本（作品），在他們的生命與文本之間，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可以劃上等號的。因此，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最起碼得搜集齊全才是。比如他的《西方合論》，當初應約創作《袁中郎傳》時，只見到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中節選的〈引〉與〈第一剎土門〉，第二至第十無從查找，後來，我搜求到了《西方合論》的兩種全文版本；而最令我高興的是，長期以來被認為失傳了的袁宏道兩部禪學著作《金屑編》與《珊瑚林》，也弄到了它們的影印本。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既有如《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公安派結社考論》、《晚明公安派性靈文學思想研究》等專著，也有發表於報刊的相關論文。三袁新的文本及新的研究成果，從不同側面與角度，或多或少地豐富、加深了我對公安派的認識與理解，也糾正了過去的不少觀點與偏差。比如三袁與李贄之間的關係，不少學者以袁中道的《柞林紀譚》為據，認為李贄曾在公安縣與三袁兄弟會晤對談，其實李贄從未到過荊州，更不用說前往公安了；袁宏道與李贄之間的友誼，因思想的分歧，也經歷了由親密無間到保持一定距離的過程。

　　在資料的使用方面，最令我感到頭疼的就是大量研究論著或論文中的舛誤與硬傷，可謂比比皆是。有的是論者弄錯，有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以訛傳訛，還有的則是三袁兄弟自己記混了，我不得不大量檢索、認真查對、嚴加考究，生怕不慎踩了「地雷」。而在引證三袁詩文時，我更是小心謹慎，擔心轉引出錯，總以錢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箋校》為底本，而就是這一嚴謹、規範而權威的版本，經李健章先生考證而出的舛誤與疑問之處，就達一百多條。而有些無法考證、確定之處，我只得經過一番比對之後，採用較合邏輯與情理的說法。比如中郎的上學年齡，有四歲、六歲、七歲、八歲四種說法，並且都是當事人－三袁兄弟的文章所記，對此我必須有所取捨。這一年，三袁母親去世，中郎與弟弟小修同時上學念書。若以中郎八歲發蒙為準，這對天資聰慧的他來說肯定遲了一點；如果是四歲或六歲，而小他兩歲一同入蒙的弟弟小修還只兩歲或四歲，這麼小的年齡上學不太合乎情理；於是，我取了七歲之說，並且這一說法是比中郎大八歲的哥哥伯修所記，他當時的記憶力，肯定比兩位年幼的弟弟要可信、可靠一些。

　　關於袁宏道的傳記，以前只有李壽和先生的《三袁傳》及周群先生的《袁宏道評傳》。《三袁傳》是一部三袁兄弟的合傳，正文近九萬字；《袁宏道評傳》不僅以評為主，還有副篇《袁宗道評傳》、《袁中道評傳》等，涉及袁宏道傳的部分不到三萬字。因此，為袁宏道作傳，便帶有一定的開創意義，僅年代、事實的確證便耗去了我大量時間與精力。

　　近年來，隨著袁宏道的〈西湖遊記〉、〈滿井遊記〉、〈虎丘記〉、〈徐文長傳〉等作品長期入選多種版本的大學、中學語文教材，因此，凡受過中等教育者，對他還是有所瞭解的。當然，也就略知一二而已。即使文學界，談得上真正瞭解的，為數恐怕也不甚多。

　　其實，於公安派領袖袁宏道，包括過去的我在內，對他的創作天賦、突出成就及其影響，還是有所忽視，缺少客觀、完整而深刻的認識。

　　袁宏道只活了四十三歲（虛歲），但創作數量之多，令人驚歎不已。粗略計算，《袁宏道集箋校》三冊中，其詩文約八十萬字；未編稿三卷及佚文《西湖總評詩》等十多篇，約一百萬字；歷經三年編纂而成、現已失傳的《公安縣誌》，未知的散佚文稿等，約一百萬字；加上《花事錄》兩卷等其他散存文稿，字數達三百多萬。此外，他還編輯、參校、參閱、評點了不少著作，如編輯《青藤書屋文集》，編選《韓歐蘇三大家詩文選》、《六祖壇經節錄》、《宗鏡攝錄》，為《西漢演義》題序，評點《徐文長文集》、《四聲猿》、《虞初志》，參校《紅梅記》、《古事鏡》、《唐詩訓解》，參閱《東坡詩選》、《三蘇文選》等。

　　古人著書寫字，用的是毛筆，還得不時停下研磨墨汁，速度遠遠不如今天，而天寒地凍之時，更是大打折扣。袁宏道之刻苦勤勉，由此可見一斑。與他給世人留下的遊山玩水、參禪打坐、逍遙閒適判然有別。

　　當然，這只是數量，而袁中郎的作品質量，更是經歷了時間的淘洗與歷史的考驗。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性靈說」的文學理論橫空出世，開創了一代文學新風，一掃前後七子復古之陰霾；他對通俗文學極力推崇，提高了小說、戲曲、傳奇的文學地位；他於詩歌、遊記、雜感、小品、傳記、尺牘、疏、策、論等體裁的創作，堪稱一流，而尤以散文（包括遊記、尺牘、雜感、小品等）最為突出，位居中國古代十大散文家之列；他在佛學領域的貢獻，至今仍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他由禪入淨，禪淨雙修，於禪宗、淨土宗皆有深入研究，創作、編著了《珊瑚林》、《金屑編》、《西方合論》、《宗鏡攝錄》、《壇經刪》等佛學著作。淨土宗九祖藕益大師選定的佛教經典《淨土十要》，他的《西方合論》不僅選入其中，還予以特別評點，袁中郎的佛學造詣由此可見一斑。其研究之深，著述之多，成果之豐，在中國古代文學家中首屈一指，無人能出其右。

　　袁宏道沒有留下真實的畫像，見得到的也是出自後代畫家、雕塑家之想像。隨著認識與瞭解的日漸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眼前日漸突顯。

　　中等個子，面容清□，為人極其灑脫，兩袖常呈飄逸之狀；為官清正廉潔，超然物外，從不妄取他人一錢；極其能幹，游刃有餘，卻無意於經濟仕途；很懂生存策略與處事藝術，但楚人的率性豪放之風，常使得他在關鍵時刻拍案而起；廣交天下士人，極重友情，雖未視金錢如糞土，卻也不甚看重，如丘坦之手頭拮据，他當即解下腰上銀帶相贈；為人處世極有氣度涵養，總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常苛求自己，卻不計較他人過失，有門客負他，仍善待如初；酒量不大，飲時大呼小叫，興之所至，通宵達旦，喜飲不善飲，喜酒不嗜酒，但精於酒道，品酒、評酒極其內行；不苛刻自己，曾吃素三年，後來禁不住嘴饞，便又開葷了；遇悲則大慟大哭，遇喜則大歡大笑，毫不掩飾，是一個真正的性情中人，瀟灑並非出自表面，而是內心的自然流露；極喜讀書，讀到會心之處，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大聲呼叫，將僕人從夢中驚醒；嗜好茶道，能準確分辨各種名茶的細微差別；極喜遊歷，縱情山水，賞花玩竹，對插花藝術尤有研究；隨和而諧趣，常出幽默之語，令人捧腹；天賦極高，靈感須臾而至，詩文於談笑間一揮而就；生就「懶癖」，發起懶來什麼事都不想做，卻又透有著一股難得的勤勉、追求與執著……

　　我最為推崇的，是中郎身上所體現出來的一種適度與適意。比如修禪，他追求禪淨結合，沒有當時流行的狂禪之風；受晚明時代士風影響，他娶小妾，挾妓女，好孌童，並直言不諱地說自己有「青娥之癖」，但不任情，不放縱，節制有度，不像同時代的屠隆那樣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無李贄的偏執孤傲，更無徐渭的怪誕狂放，為人既豁達又嚴謹，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行跡、狂蕩不羈，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他認為人生天地之間，不外乎入世、出世、玩世、適世四種，儒家的入世、佛教的出世是兩種極端，而道家的玩世又點不恭，遂取一種適世而稱心的姿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做「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將道、佛、儒三者結合在一起；他獨善其身，追求個性，彰顯自我，卻表現得自然而隨意，散淡而通達……

　　唯有適度，才不致於走火入魔墮入極端，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與理智的行為；而適意方能得意，得其意忘其形，才能進入一種超然的境界。

　　說實話，當初我滿腔熱忱地為他作傳，既有老師的難辭之請，也有紀念、宣傳鄉賢之意。近些年來，隨著閱讀、研究的不斷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心中不僅越來越明晰，而且越來越高大，其意義與價值，早已突破鄉賢的範疇，上升為一個符號、一種象徵－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晚明時代知識分子所特有的風骨，是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化史、宗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璀璨亮點！

　　當然，人無完人，中郎也有他的「軟肋」與不足，這是世上任何一個人所不可避免的。

　　比如受傳統文化的局限，他與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過從甚密，據袁中道《游居沛錄》卷四所記：「竇與縉紳往來中郎衙舍，數見之。」在當時，中郎與徐光啟、李贄等人，是與利瑪竇有著較多交往的開明士人，但西方文化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過多的碰撞與影響，他留存的詩文中竟無一處提及。這對好學善思的他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比如他的詩文，因追求「性靈說」的文學革新主張，矯枉過正，有時靈動到了飄逸的程度，沒有往內裡深掘，免不了直白淺露，不夠深刻深遠。中郎為文之不足，與他不急不躁、不溫不火、適意豁達的個性特徵及生活態度多少有些關聯，人生沒有大起大落，文字缺少大氣魄、大氣象。後來雖有改進，特別是典試陝西後創作的〈華嵩遊草〉，詩文格局大變，袁中道稱其「深厚蘊藉，有一唱三歎之趣」，惜乎英年早逝，無以繼續拓展……

　　資料充實了，生命線索清晰了，中郎的形象也如浮雕般突顯而出了，當我感覺著準備得差不多了動手重寫之時，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以何種體裁表達最為合適呢？

　　最先想到的是長篇歷史小說，有虛有實，虛實結合，能夠盡情發揮。可是，文學家、思想家比不得政治家、軍事家那樣轟轟烈烈充滿傳奇色彩，可以寫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文學家、思想家無甚驚天動地的社會事件，他們留給世人的，只是閃光的思想與作品，人生歷練則顯得相對平淡，送別、出行、遊覽、看書、寫作及其他瑣碎之事居多，虛構、想像的空間十分有限，以歷史小說的形式切入，缺少波瀾壯闊的氣勢與大起大落的情節，恐怕很難入「戲」吸引讀者。

　　那麼，還是寫成傳記吧，與過去相比，充實豐滿多了。可是，若按傳統傳記形式，受體例的限制與約束，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內循規蹈矩、一五一十地寫來，根本就放不開「手腳」，難以反映晚明的社會現實與時代風貌，無從敘寫公安派變革的歷史淵源，不便描摹袁中郎的內在精神情狀，而最「致命」的是，許多內容根本無法展開論述，更不用說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認識了……創作一旦受到束縛，先自「心虛氣短」，根本就別指望寫出什麼好文。而我最欣賞最喜愛最愜意的「筆耕」，便是袁中郎所提倡的「以心攝境，以腕運心」，「不拘格套，獨抒性靈」。

　　經過一番三易其稿的折騰與躊躇，我決定在不失嚴謹學風、嚴密考證、冷靜思索、客觀敘述的前提下，打破某一固定體裁的限制，盡情抒寫，就像黃遵憲所說的那樣「吾手寫吾心」。只要能夠很好地釐清事實、闡明原委、塑造人物、反映時代、表達思想，即使人物傳記、論著、紀實文學、文化散文等體裁的元素兼而有之，哪怕弄成一個「四不像」，我也在所不惜。

　　其實，前行途中，若能找準合適而理想的「路徑」，也就意味著目的在即，成功可期了。

　　當然，不論何種寫法，只有得到讀者的認可，才算成功。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盧昌德老師當初的盛情相約，感謝公安三袁研究院院長李壽和先生、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左東嶺先生、公安派資料收藏家李明柱先生、武漢大學副教授戴紅賢女士提供相關資料，感謝公安縣美術家協會秘書長、公安縣文化局辦公室主任侯麗女士搜集、提供相關照片，感謝黃學農（雪壟）兄、李鈞兄、黃秋葦兄、胡長明兄、鄧正清兄對本書創作予以的熱情鼓勵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