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寫的書幾乎都曾暫時以「鴿道」作為工作檔名。這個書名的來由很簡單。我父親常去蒙地卡羅賭錢狂歡，我大約十五、六歲的時候，他有一回決定帶我同去。舊賭場旁邊是運動俱樂部，底層有片俯瞰大海的草坪和射擊場。草坪底下是幾條平行的小隧道，出口臨著海濱，排成一排。隧道是放活鴿用的。這些在賭場屋頂孵出，然後被圈捕的鴿子，唯一的任務就是拍著翅膀，沿著黑漆漆的隧道飛向地中海的天空，成為槍靶，讓那些飽食一頓午餐，帶著獵槍或站或臥等待開槍的狩獵紳士得以大顯身手。沒被擊中或只受輕傷的鴿子，則善盡鴿子的本分：牠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也就是有同樣的陷阱在等待牠們的賭場屋頂。
至於這個意象為何縈繞我心頭，歷經如此漫長的歲月猶揮之不去，我想或許讀者比我更能判斷原因吧。
約翰．勒卡雷，二○一六年一月
推薦序
謊言的真相
郭重興 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
我們的編輯告訴我，有不少勒卡雷的英文讀者，對這本自傳頗有「微言」。可想而知，本來期待的是一窺間諜世界的林林總總，像史邁利對決卡拉，陰森的柏林圍牆，地鼠比爾被好友掐斷脖子……但是勒卡雷給的卻不是這些，他談他的人生，他的回憶。不對，大衛・康威爾說的是他自己，勒卡雷不過是他的一張面具。唯一的一張，至少是。
所以這一切都是謊言？間諜當然是騙子，何況必須是「完美」的雙面諜、三面諜。那作家呢？尤其像勒卡雷（我是否該改口稱他康威爾？）有個那麼超凡入聖的騙棍父親，以及必然無可避免的光怪陸離的童年，何況還幹過貨真價實的幾年小間諜。除了不斷地創造一個接一個的故事，「寫下」一本又一本的謊言，他還能有什麼樣其他的人生？
沒錯，自傳中作者回顧以往，儘管自述「沒有上帝」，然而「走在康瓦爾的懸崖上，我心中湧起如浪潮般的感謝，慶幸自己擁有這樣的人生。」但不過，兩三頁後，他的筆調又轉而如許淒涼，簡直一字一淚：「我望着漆黑的四周，找尋我哥哥東尼的影跡……算了吧，我已經降生於世，像隻新生的馬仔，已經踏上逃亡之途。自此而後，我一直在逃亡。」
文學史上，像喬治・史邁利這樣的人物大概也絕無僅有了。年輕的勒卡雷以牛津恩師爲藍本，給自己創造了一個理想的，與真實世界那位羅尼無一絲毫相似的父親。及至年紀漸長，也自知與史邁利渾然合一。從處女作《死亡預約》登場（「他們接受了喬治・史邁利」）起，在登峰之作《鍋匠 裁縫 士兵
間諜》大放異采，到了《史邁利人馬》簡直如上帝一般全知全能。但勒卡雷他卻也曾為文提及不會再有史邁利了。因爲一來自己已經陷溺太深，而且英國讀者只要讀到「史邁利」，腦海中浮現的肯定就是亞歷・堅尼斯在BBC影集上所扮演的那個形象。好，那請告訴我啊，親愛的勒卡雷先生，你爲什麼在《祕密朝聖者》又讓他以近乎智者、賢者的形象出現，給菜鳥偵探上了一堂堪稱間諜版的「山上寶訓」？然後以這麼簡短的「他頭也不回地走了」讓他永遠從小說世界中消失。你就是讓人覺得放不下，捨不得；我們也是，我們引頸盼望，盼到你寫出「真實的一生」，其實圖的是要你給個說法，給「我們」一個關乎史邁利的交代。
或許我們其實是賺到了。從「回憶錄」讀到的，幾乎是所有作家中寫得最好的一本，比毛姆的「總結」有趣多了。大衛・康威爾伸出雙手邀請我們與他一起走過那八十多年跌宕起伏的一生。沒有戰爭，沒有生死搏鬥，但卻是一本充滿勒卡雷式的幽默、機智的精彩傳記。說它是作家所有作品中「最勒卡雷式的」，應頗恰當。
而且它坦誠，不遮掩，反而無所顧忌地揭自己瘡疤。看他描述與阿拉法特的初次見面：
阿拉法特一直都在表演，有人警告過我。我告訴自己，我也是。我是和他一樣的演員……「大衛先生！」他扯開嗓門：「你為什麼要來見我？」「主席先生，」我以同樣高亢的語氣回答：「我來這裡，是為了把我的手貼在巴勒斯坦的心上。」……我們預演過這場戲嗎？
是不用的，只要演出的是阿拉法特和「從（離開情報局）那個時候開始，我就靠我的機智風趣過活」的勒卡雷。但是對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讀者而言，要吞下勒卡雷如許自嘲的告白，還真要先自我調適一番。
調適什麼呢？或許是我們太自我、太任性了，一直以來，已經習於把勒卡雷當成是「我們的勒卡雷」，那個與史邁利混同，有糾纏不清的父子情結的「完美的間諜」。我們刻意忽略大衛・康威爾有他自己的人生。當過為時不長的「真」間諜，寫小說，有如福克納把美國南方一隅當作舞臺，搬演人生大戲。他也以一度熟知的祕密世界為藍本，試着為我們所棲身的這個更爲廣闊的世界創造一個大劇場。
真相？他確確實實幹過間諜這行當，雖然從沒有像他書中的那些英雄出生入死過。其次，永遠盤踞在他的心中陰影的「父與子」情節因此而得到解脫？就如他所言「讓兒子的罪孽比父親的罪孽該受譴責。」
羅尼，作家的父親，刻意被擺在書後，因爲「我不想讓他如其所願地又強行搶占了故事的鋒芒。」但羅尼就是那麼突出，那麼耀眼。勒卡雷（或康威爾）幾乎是一字一淚地告訴我們，雖然一輩子很費力的要想逃脫羅尼的控制，但還是承認，他是「他父親的兒子」，那份愛，真是椎心之痛！他說：
我在情緒低落的時候會自問，我身上有多少部分還屬於羅尼，而有多少是只屬於我自己的。我不禁納罕，一個坐在書桌前面、在空白紙頁上構思騙局的人（也就是我），和每天穿上乾淨襯衫，除了想像力之外口袋裡什麼都沒有，出門去騙受害人的人（也就是羅尼）之間，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嗎？
作者的自責，雖然輕描淡寫，卻道盡羅尼的無所不在，魔法無邊：
羅尼死了，我重訪維也納……在我隨便挑選的一家小旅館裡，負責接待櫃台的是位年長的夜班門房。他靜靜看著我填登記單，然後用柔和、可敬的維也納德語說：
「令尊是位偉大的人物，」他說：「你對待他的方式有失體面。」
所以，當你最終闔上書本，擦乾淚水，何不和我一樣，感謝這位六十餘年來，筆耕不輟的老作者？我們還會遇見史邁利嗎？當今這個世界還有正邪之分嗎？結束有許多種，再沒有比平恩（勒卡雷的化身）的優雅更叫人於心不忍了：
他讓自己最後一次站在刮鬍鏡前，調整好繞在頭上與肩上的毛巾，小的那條裹成帽子，大的那條當成披肩，因爲若說杜伯小姐有更厭惡的事，那必定是髒亂了。接著，他把槍舉到右耳的位置……
也難怪葛林會稱讚《完美的間諜》是戰後最好的英文小說。人生悲劇如許難以負荷，大衛・康威爾以其寫就的二十餘部小說，再加上這本自傳《此生如鴿》，所帶給世人的閱讀喜悅，其文壇地位，雖未蓋棺，卻可論定無疑。
作者自序（節錄）
這都是我回憶裡的真實故事——你們有權利質問，到底哪一些是真相，而哪一些又是我們這些潛心創作的作家在美其名為人生黃昏的此刻所回想起來的回憶呢？對律師來說，真相是未經修飾的事實。至於這些事實是不是能被挖掘出來，則是另一回事。對從事創作的作家來說，事實是素材，不是控制他怎麼做的工頭，只是他的工具。他的任務就是讓這些素材奏出樂聲。如果有所謂的真相可言，真正的真相並不在於事實本身，而在於其間的微妙差異。
真的有「純粹」的回憶這種東西嗎？我很懷疑。就算我們堅信自己冷靜客觀、忠於赤裸的事實，絕不出於自利而增刪修改，純粹的回憶仍然滑溜如潤濕的香皂，無法掌握。至少對我—一輩子都在融合經驗與想像力的我—來說，確實是如此。
每回想到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會從當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裡挖出一段對話或陳述，因為如今讀來依舊津津有味，新鮮得很，況且隨著時日推移，回憶已經無法呈現同樣鮮明的意象：例如我對前KGB首腦瓦京．巴卡欽的描述。也有些情況，我保留了當年所寫下的故事原貌，只稍微整理一下，或稍加潤飾，讓情節更清晰或更合時一些。
我不敢妄加揣測我的讀者對我的作品瞭若指掌，或甚至有一丁點認識，因此偶有解釋說明穿插於文中。但是請放心：我絕對沒有刻意偽造扭曲任何事件或故事。必要時會略作掩飾沒錯，但偽造扭曲，絕對不必。只要回憶裡有任何不確定之處，我都會特別述明。日前有一本談論我人生的書出版，其中約略提及了一、兩則故事，但都只有片麟半爪，所以我當然很樂於自己再談一遍，用我自己的聲音述說，也竭盡可能注入我自己的情感。
有些事情我在當時並不瞭解其中的重要性，後來很可能因為某位主角的離世才意識到。在漫長的人生中，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只偶爾寫寫旅行筆記，或記下幾行此生難再有的對話：例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與他的會面。之後，我到突尼斯他住的白色旅館拜訪他，卻沒能如願，在我離開後又隔幾個星期，就在這個城市，駐紮在同一條馬路幾哩之外的多位巴解高級將領，遭以色列暗殺小組狙殺。
擁有權力的人，無論男女，都很吸引我，因為他們就活生生在我們面前，而且我很想知道他們的動力到底是什麼。可是事後回想，在他們面前我都只是似有見地地點頭，適時搖頭，想辦法擠出一、兩個笑話化解緊張。一直要到會面結束，回到飯店房間之後，我才掏出我那亂七八糟的筆記本，努力把方才聽到、看到的一切理出個頭緒。
其他在旅行中保存下來的潦草筆記，大部分都不是我個人的記事，而是我闖蕩江湖時陪在我身邊保護我的那些虛構角色寫的。這些筆記都是以他們的角度，用他們的筆法來書寫，而非我的角度、我的筆法。那次我蜷縮在湄公河畔的掩蔽壕裡，這輩子頭一次聽見子彈飛射進頭頂上方的土堤時，用顫抖的手在骯髒的筆記本上吐露憤慨之情的並不是我，而是我那位勇氣十足的虛構英雄，戰地記者傑里．威斯特貝。對他來說，被子彈擊中只不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始終以為只有我是這樣的，但後來我認識一位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他告訴我，只有透過鏡頭，他才能擺脫恐懼。
呃，我從來都沒能擺脫恐懼。但是我瞭解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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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運氣夠好，在寫作生涯剛起步就贏得成功，就像我當年出版《冷戰諜魂》之後那樣，你這輩子就會簡單分成「墮落前」和「墮落後」兩個階段。回頭去看你被探照燈逮住之前寫的書，讀起來就像你天真無邪年代的作品；而之後的書，若處於低潮，簡直像是人在受審時的艱苦奮戰。「太過用力了。」書評家大聲說。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太過用力。我覺得為了成功，必須竭力把自己最好的東西表現出來，而且整體而言，不管這所謂的「最好」到底是優是劣，都是我努力的成果。
而且我熱愛寫作。我喜歡做我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烏雲密布的五月清晨，像個隱匿者在窄仄的書桌前振筆疾書，山雨順著窗戶倉皇奔落，沒有理由撐起傘蹣跚走到火車站去，因為《紐約時報國際版》要到午餐時間才會送到。
我喜歡邊走邊寫，散步的時候，搭火車或泡咖啡館的時候，寫在筆記本上，然後趕快回家，檢視自己的戰利品。在漢普斯德，石南園9 裡有張我最喜歡的長凳，窩在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下，遠離其他的座椅，我很愛坐在那裡寫東西。一直以來，我只用手寫。這麼說或許很傲慢，但我偏愛這已經流傳千年之久的非機械化書寫傳統。我身上怠惰已久的繪畫藝術家真的很享受塗畫文字的樂趣。
我最喜歡的是寫作的隱密性，這也是我之所以不參加文學節活動的原因，而且只要可能，我就不接受專訪，雖然從過往的紀錄來看好像並非如此。有時候，通常都是在夜裡，我會後悔莫及，恨不得自己從沒接受過任何訪談。你先是創造了自己，接著，又相信了你所創造的。這和自知之明簡直是背道而馳。
進行研究之旅的時候，我或多或少可以因為真實人生裡的另一個名字而受保護。在旅館簽名時，我可以完全不擔心是不是會有人認出我的名字；而沒有人認出來的時候，我又苦惱尋思是為什麼。若是碰到我希望能借用其經驗的人，不得不如實招認自己的身分時，後果也大不相同。有人會不肯再給我分毫信任，但也有人會把我捧上天，當我是情報組織的頭頭，我反駁說我只做過最低階的情報工作，他的回答卻是你當然會這麼說囉，不是嗎？然後不斷給我許多我不想要、不能用，聽過就不記得的告白，只因誤以為我可以代為轉達給某個「我們知道是誰」的人。這種既好笑又傷神的困境，我碰到過好幾次。
但是在過去五十年裡，被我這樣騷擾過的可憐人—從製藥企業的中階行政主管到銀行員、傭兵，以及各形各色、程度不一的間諜—大部分都對我表現出極大的耐心與寬容。而最寬大為懷的莫過於戰地記者和國外特派記者，他們保護著寄生蟲似的小說家，相信他擁有他其實並沒有的勇氣，還允許他如影隨形。
如果沒有大衛．葛林威的忠告與陪伴，我簡直無法想像自己如何完成在東南亞與中東的短暫訪問。葛林威是《時代雜誌》、《華盛頓郵報》與《波士頓環球報》戰功彪炳的東南亞特派員。膽小的新手簡直難望其項背。一九七五年一個下雪的早晨，我們在這幢農舍一起吃早餐，享受暫時離開前線的片刻休息。就在這時，他接到華盛頓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被圍困的金邊馬上就要淪陷紅色高棉手中。從我們的這座山村沒有馬路可以下山，只能搭小火車去轉搭較大的火車，再換乘更大的火車，輾轉到蘇黎士機場。轉瞬之間，他已經從一身阿爾卑斯山的裝束換成戰地記者的粗衫布衣和舊麂皮鞋，和妻女吻別，迅速走下山坡到車站去。我也快步追著他，因為他的護照在我手上。
葛林威舉世聞名，因為他是最後一位降落在被圍困的美國駐金邊大使館屋頂的美國記者。一九八一年，我在連接約旦和西岸的阿倫比橋得了痢疾，葛林威粗暴地帶我穿過等待通關的大批煩躁旅客，憑藉純粹的意志力，以三寸不爛之舌讓我們得以通過檢查哨，送我過橋。
重讀我對一些事件的描述時，我發現不知是因為太過於自我中心，還是刻意想讓故事顯得更鮮明生動，我隱去了當時也在場的其他人不提。
我想起和俄國物理學家，也是政治犯的安德烈．沙卡諾夫與他的夫人葉蓮娜．邦納在餐館裡談話的往事。那天在當時還叫列寧格勒的城市裡，「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為保護我們，派了三名成員與我們共桌，一起忍受KGB的幼稚干擾—他們派出一隊人馬裝作攝影記者，在我們附近繞來繞去、手上的舊式相機閃光燈泡不停對著我們的臉猛閃光。我很希望當天在場的其他人也在別的地方留下他們自己對那歷史性一天的紀錄。
我回想起雙面諜金．費爾比的多年同事與好友尼可拉斯．艾略特端著一杯白蘭地，在我倫敦家裡的客廳昂首闊步。我後來才想起內人當時也在場，坐在我對面的扶手椅，和我一樣被他給迷住。
甚至就在走筆至此時，我才想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帶著妻子伊麗莎白來吃晚飯，受邀的還有一位我們很喜歡的伊朗客人。這位朋友講得一口完美的英文，只稍微有一點顯得頗有魅力的瑕疵。這位伊朗客人離開之後，伊麗莎白轉身，眼睛發亮，非常興奮地對尼可拉斯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有點口吃，親愛的？和金一樣！」
關於我父親羅尼的冗長故事，會擺在本書末尾而非開頭篇章，因為我不想讓他如其所願地又強行搶占了故事的鋒芒。儘管我花了許多時間為他傷透腦筋，他卻跟我母親一樣，在我心中仍舊成謎。除非特別指明，否則書中所有情節都是新寫就的。如有必要，我也會改換名字；主角或許過世了，但他的後人和繼承人可能無法理解箇中幽默。我嘗試條理分明地梳理自己的人生，就算不是編年紀事，也盡量以主題分類；不過也跟人生一樣，路愈變愈寬，到後來就不連貫，也難有條理了。有些故事最後只能呈現出它們在我心中的樣貌：純粹的意外，不需多加解釋，沒有任何特殊意義，只是反映出我心裡的想法，因為它們讓我警惕、恐懼或感動，讓我在半夜突然醒來，讓我哈哈大笑。
隨著歲月流轉，我所描述的某些際遇，在我眼中彷彿成了一小段從「犯罪當場」捕捉到的歷史，我想年紀較大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通篇重讀，從鬧劇到悲劇，再從悲劇到鬧劇，我覺得有點不太可靠，但不確定是為什麼。或許讓我覺得不可靠的其實是我自己的人生。不過事到如今，要再做什麼都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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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事情我從來不願意寫，每個人的人生裡必定都有這樣的事情。我有過兩位忠於婚姻、摯愛奉獻的妻子，對於她們，我有無盡的感謝，也有很多的歉意。我始終不是模範丈夫與模範父親，也向來不想如此表現。我很晚才懂得愛，在經過多次失足之後才懂。我沒為自己的四個兒子做好道德示範。
至於我在英國情報單位的工作（主要都是在德國執行），已經有別人在別處發表過基本上並不正確的描述，我也不希望再補充。一來是基於我對自己服務過的單位還有著老派的忠貞態度，再者也是因為對於願意與我合作的女士先生們，我曾有過承諾。我們之間達成的共識是，保密的約定沒有期限，將延續到他們的兒女及子孫。我們進行的工作既不危險，也不戲劇化，但對投身其中的人來說，卻包含了痛苦的自我反省。無論這些人如今是不是還在世，保密的承諾依舊未變。
間諜這個工作，可以說是從出生以來就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一如大海之於福里斯特，或印度之於保羅．史考特。我以一度自己熟知的祕密世界為藍本，試著為我們所棲身的這個更為廣闊的世界創造一個大劇場。最初源自想像，接著尋找實境。然後再回到想像，最後來到我此刻俯首疾書的書桌。
譯後記
李靜宜 譯者
書房窗外有個小花台，因為樓高臨河，風大得養花植草都難以存活。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凋枯的盆栽成了野鴿的棲身之所，啣草築巢，黃昏歸來，不數日竟孵起蛋來了。幼鴿破殼，嗷嗷待哺，展翅學飛的完整歷程，日日在窗前上演，儘管有趣，但也帶來甚多清理的困擾，終於在鴿子離巢後，狠心架起圍籬。只是，每隔一段時間，總有野鴿回來，在如今攔阻牠們回到出生地的圍籬前盤桓不去。
翻譯勒卡雷這本英文原名為《飛鴿隧道》（The Pigeon Tunnel）的自傳時，野鴿也像呼應勒卡雷的回憶似的，不時來到窗前。雖然這裡的野鴿不像勒卡雷年少記憶裡的那些野鴿一樣，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回到出生地，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鴿子不顧現實的障礙，執意要回到這個已經不是家的地方呢？
愛上一本書，愛上一位作家，就像愛戀任何人一樣，未必有什麼道理，就只是在正確的時間遇見某個正確的對象而已。
正式認識勒卡雷（早年在翻譯殘缺、裝幀草率的無版權版本裡見過的他只能說是匆匆擦身而過，根本沒留下什麼印象）是一個晴朗的秋日，在重慶南路如今已歇業的東華書局二樓餐廳，由遠從新店踩著腳踏車前來的讀書共和國發行人郭重興先生介紹的。老郭以一貫熱情洋溢的語氣，眉飛色舞地描述勒卡雷其人其書，彷彿不認識他就虛度此生。
就在那天晚上，難得打開電視，趕上HBO整點開演的電影。原本只是讓腦袋放空片刻，沒想到從一開場的巴拿馬運河風光，到國際陰謀的爾虞我詐，愈看愈狐疑，難道是……一上網google，這部名為《驚爆危機》的電影，果然是中午老郭講得口沫橫飛的勒卡雷作品《巴拿馬的裁縫》，頓時有種宿命難逃的感覺。
隔天，《史邁利三部曲》的書稿快遞到家，自此，我就墜入情網，再也無法自拔。
和所有熱戀中的人一樣，偶爾在理智清明的時刻，我也會自問，究竟勒卡雷有哪一點值得我這樣死心塌地？最顯而易明的理由或許是勒卡雷的間諜小說在錯縱複雜的國際舞台登場，格外能讓本業國際關係的我引發共鳴。但是愛從來就不是這麼簡單的。
遇見勒卡雷的時候，我剛結束一份投注多年心力的工作，對自己、對人性都有著諸多懷疑。勒卡雷以繁複文字構築而成的迷宮，每每讓人讀著讀著就走進小說人物的思緒裡，與他們一同呼吸，一同悲歡。偏偏勒卡雷筆下的主角多是上流社會的邊緣人，雖置身社會階級頂端，卻因為身世或感情經歷而自卑，而自棄，對於世界的理解與體會有了和菁英人士完全不同的視角，在該理智之時動了真情，在該冷酷之時有了悲憫，終至陷入現實與理想、真愛與背叛的糾葛之中，一步步走向悲劇。於是，閱讀勒卡雷，彷彿在觀看他人故事的同時，也在和自己的心靈對話。那樣的情感理智矛盾，那樣的人性衝突猶疑，也正是我在人人稱羨的職涯一路奮力前進時潛藏心底的真實感受。惺惺相惜的情感，或許才是我愛上勒卡雷的真正原因。
因著愛勒卡雷而閱讀勒卡雷，翻譯勒卡雷，對他筆下的人物也總是有著像老朋友般的深刻情感與關懷，每每隨著他們的悲歡離合而情緒起伏。記得翻譯《完美的間諜》時，最後的二十頁耗了整整兩個星期始終沒有進展，不是文字太過艱澀，而是我怎麼都無法把深愛的主角送上絕路。
能把人物刻劃得如此生動，能把人性剖析得如此透澈，除了歸諸於天份之外，想必還有著特別的人生經歷吧？我不時尋思。等待多年，終於在勒卡雷年過八旬之後等來了他的自傳。我們不只在書中與他小說裡的多位主角重逢，印證真實人生有時比虛構小說更傳奇，而且還首度透過他自己的述說，窺見了他傷痕累累的童年，以及這離奇的身世背景對他一生的影響。
勒卡雷喜歡引用葛林的名言：「童年是作家的存款。」而對勒卡雷迷來說，有他飽嘗痛苦的童年，我們才得以從虛構人生裡洞見人性。勒卡雷說他以想像為生，回憶的虛實真偽有時連自己也沒有把握。但是，閱讀他的人生故事，我們也像他一樣，看見在蔚藍海岸靶場上劫後餘生的野鴿，拍著翅膀一次次回到有著死亡陷阱的出生地，為著生命裡永遠也無法擺脫的桎梏。
因為這就是人生。勒卡雷的人生。我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