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簡介 禤福煇
唐德剛教授從事中國口述史研究凡數十年，一九九○年有感口述史在海內外未受重視，遂召集好友和門人，倡議成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獲得大家響應，一九九一年正式在紐約州註冊成立。本會是不涉政治的學術性非牟利團體，以提倡、鼓勵、推動和從事中國近代口述史研究、資料保存、編輯及出版為宗旨。
本會自成立之初，在唐教授的指導下決定全力推動對抗戰口述史的研究。由於抗戰勝利已經六十多年，當年慷慨抗敵的青年現在都垂垂老矣，必須盡快搶救。同時唐先生強調，帝王將相、達官貴人已經先後凋謝，最好從普通老百姓及當時的年輕將士入手，希望能夠盡力反映抗戰時期普羅大眾的生活狀況和所思所想。
我們除在紐約展開調查研究、舉辦學術研討會、座談和圖片展覽等活動外，還努力提倡促進兩岸三地的學術性合作。從一九九○年代中期起，我們與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進行多項研究。二○○六年又與台北中國空軍退伍軍人協會合作調查第四大隊在抗戰時期所作的貢獻。
二○○二年，我們開始與原石家莊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何天義先生合作，就日本強擄中國勞工赴日奴役的史實進行調查，並於二○○五年出版合作研究的成果《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口述史》（濟南：齊魯書社）五冊。鑒於《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口述史》卷帙浩繁，同年十二月在香港出版節選繁體本《地獄證言：抗戰時期被強擄赴日中國勞工的血淚口述》（香港：利文出版社）一冊。二○○六年，本會繼續與何先生合作，研究日軍在華北所設的集中營，全面調查被日軍奴役的數百萬勞工的慘況，二○○七年出版《亞洲的奧斯威辛：日軍侵華集中營揭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過去幾年來，我們主要從事中美聯合抗日史實的調查，包括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亦稱中美聯隊）和美國十四航空地勤大隊（14th Air Service
Group）的口述史研究。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中美聯隊在印度卡拉奇（Karachi）組成，有三個大隊，其中兩個是驅逐大隊，一個轟炸大隊，由中美雙方派出飛行員和機械士組成。我們在美國的休斯頓、達拉斯、三藩市、洛杉磯、波士頓、紐約，以及兩岸三地的香港、台灣、杭州、北京和天津等地訪問了數十位中美聯隊的飛行員，最近全力走訪美籍人員，希望不久能夠完成這個在太平洋兩岸同時進行的項目。地勤大隊成立於一九四三年，由參加美軍的華僑組成，當時約有一千五百人，自一九四三年底起分批派往中國，隸屬美軍十四航空大隊，為兩個祖國獻身，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戰行列。如今這些健在的抗日英雄散居休斯頓、舊金山、波士頓、紐約等地，除了研究中美聯合抗日的史實外，對華僑史的研究也很有意義。前幾年我們還訪問了一些緬甸遠征軍的老戰士，後來由於人手不足而中途停頓。最近我們再次與一些遠征軍老兵接觸，希望盡力搶救這方面的珍貴史料。此外，我們一直希望對抗戰時期老百姓的逃難浪潮展開大規模調查，過去做了一些初步工作，日後將致力擴大這個項目。
本會舉行的學術會議、研討會等活動很多，例如一九九五年我們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及海外華文作家筆會聯合舉辦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由唐德剛教授和徐迺力教授擔任共同主席，邀請來自兩岸、日本、加拿大和美國等地的六十多位學人與會。哥大東亞研究所所長曾小萍教授（Prof. Madelene
Zelin），本會名譽會長吳相湘教授，威斯康辛大學周策縱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海鵬教授、楊天石教授、楊奎松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恩涵教授、張力教授等出席了會議，濟濟一堂，共同研討抗戰史研究的概況。後來將提交的論文整理成冊，於一九九七年出版《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
二○○六年十一月我們在武漢協辦了中華口述歷史研討會，德高望重的章開沅教授在會上講了話，語重心長。
為了吸引更多朋友參加口述史研究，便利就地進行調查和籌集經費，我們決定在二○○七年成立香港分會，公推陸國燊博士擔任會長，孔強生先生為總幹事。
為了鼓勵年輕一代參與口述史研究，培養下一代的口述史學者，本會與香港分會通力合作，二○○八年夏在大陸舉辦暑期徵文，評審結果，南京師範大學高岩、上海復旦大學蘇聖捷和華東師範大學苗青三位同學獲得最優獎；近年按照原定計劃，繼續舉辦。
本會創辦人唐德剛教授不幸於去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舊金山辭世，我們痛失良師，深感悲痛，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紐約皇后區華僑文教中心舉行追悼會，唐教授友好及文化界朋友一百多人與會，對這位史學大師、口述史先驅同表哀思。本會同仁為了表示對唐教授的深切懷念，決定把編輯中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學刊》改為紀念集，同時設立唐德剛教授獎學基金，鼓勵青年學子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和口述史研究，將頒發獎學金給合肥安徽大學歷史系研究生。首屆唐德剛教授獎學金，正在安大歷史系的緊密配合下，慎重展開甄選工作。
儘管唐先生已經遠去，但是他的精神長存，我們絕不會忘記他的教誨，定將一如既往，繼續推動口述史的研究工作。這幾年除了上述進行中的計劃外，我們將全力整理唐先生去年西遷加州時留在紐約的資料。當時他決定把全部珍貴藏書一百二十四箱，通過馬大任教授的贈書中國計劃，捐贈合肥的安徽大學；全部手稿、來往書信和研究資料則留交本會保管。希望將來能夠把書信、新舊體詩和單篇史論編輯成書。初步徵集工作已經開始，希望不久的將來在本會同仁的通力合作和文化界朋友的幫助下，能夠盡早完成徵集工作，爭取早日付梓。
代序
典範長存、勤學善問、能言善言的唐德剛 于仁秋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首期學刊尚未編定，我們的導師、本會創始人唐德剛教授卻已逝世。原來我們計劃，以首期學刊慶祝唐德剛教授的九十大壽，不幸唐教授在二○○九年十月逝世，於是改為出版紀念他的專集。唐教授是中國近、現代口述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用我們口述史學會編輯的專集來紀念他，自然最合適不過。非常幸運的是，本會同仁古蒼林先生已將數年前他對唐教授的口述歷史訪問稿整理好，使我們得以將這篇寶貴的文稿為本集重頭文章刊出，以這種獨特而又再親切不過的方式來紀念唐教授。唐教授生前曾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對李宗仁、張學良、胡適、顧維鈞等歷史人物進行口述史訪問，寫出《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等傳世名著，為後輩留下從事口述史研究的典範之作。他老人家晚年又欣然同意對他自己做口述史訪問，誠實而又興趣盎然地回憶他的一生，給後輩留下又一典範。唐教授曾多次強調，口述史應記錄「正史」上看不到的、生動具體的生活細節和個人感受。我們讀古蒼林先生整理的唐教授口述史訪問錄，便處處看得到這種寶貴的、生動的生活細節和獨特的感受；我們讀這篇訪問錄，既看到唐教授的「人」，也在字裡行間體會得出他這位口述史開拓者的「技」，對照回想唐教授生前對我們的言傳身教，不由得倍加懷念他。
唐教授和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胡適之先生有特殊而親密的關係；在胡適之先生的晚年，唐教授獲得特別的機緣，與胡適之先生過從甚密，對他有直接的觀察。胡適之先生逝世許多年後，人們對他又有了興趣，想知道他、了解他；唐教授綜合自己多年的觀察和思考，對年輕一代提出建議，如欲了解、理解胡適思想的發展及其在現代中國的影響，可以不讀那幾十年積累下來幾可稱之為汗牛充棟的「胡適研究」專著、專集，但必須讀胡適的《四十自述》及唐教授整理的《胡適口述自傳》。唐教授說，這是「以經讀經」，最簡捷直湊而又切實可靠的求學途徑。我覺得，唐教授建議提倡的「以經讀經」法，正好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唐教授現在已經作古，紀念他的文章不斷湧出，可是要想對唐教授的學術成就、真知灼見、獨特的文字風格有所認識和體會，還是要「以經讀經」，讀他的《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胡適雜憶》、《晚清七十年》，以及他的其他文字和口述回憶錄。
唐教授一生著述甚豐，在華文、華人世界擁有眾多喜愛他文章的讀者，他的成就和影響遠遠超出口述史的範圍，任何人對他「以經讀經」，自然會認識到這一點。在這裡，我不可能也不打算對唐教授的成就和影響作全面評價。我只想在有限的篇幅裡，簡略地談談唐教授幾本口述史著作及他的口述回憶錄的典範意義。
唐教授一輩子做學問，勤學而善問，學問非常好。我們讀他的著作，得知他從小到大，自幼及老，都是一個勤奮向學的學者。他少年時便熟讀《資治通鑒》，大學時代受教於顧頡剛等名師，大學畢業後教過西洋史，到美國留學後又遍讀西方二戰後新的史學理論和史學名著，根基極扎實，學貫中西，稱得上「舊學邃密，新知深沉」。他教過西方文明史、美國史、中國史，也是「華裔美國人史」課程的最早倡議者及組織者之一，是一位極其淵博而深受學生歡迎的教授。正因為唐教授畢生勤學，擁有廣博的知識，他在從事口述史訪問、整理時──如他對張學良、胡適、顧維鈞等人進行口述史訪問時，便非常善問。唐教授的善問，首先是在技術層面上，如史實核對，在這方面唐教授的高超技藝和嚴謹態度，讀者自會有目共睹，讀一讀他的《胡適口述自傳》和《李宗仁回憶錄》便知道了。唐教授自己對此也有風趣的記述：
顧（維鈞）氏把「金佛朗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錯誤，顧公不服，並說「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顧總長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來再次反證，顧公才服輸。（唐德剛，〈廣陵散從此絕矣〉，見《書緣與人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二○○六年，第七十七頁）
唐教授的善問，主要還是在思辨的層次，和歷史理解的層次上。我們若細讀他老人家幾部口述史著作的注釋、《胡適雜憶》及注釋，細細品味體會他和他的胡適之老師的種種討論，看他如何遵循胡適之先生反覆教導的做學問要「不疑處有疑」的原則和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和胡適之抬槓、辯論，便可見到唐教授博學深思、在許多問題上見識超絕的過人才氣，以及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追求及堅持歷史真實，力求自己所作的評論、評價公正持平的史德、史識。唐教授的口述史著作及討論口述史的文章，處處顯示了他融會貫通的歷史理解和他的批判性思考。作為典範，這些著作將啟發和示範後繼者怎樣從事口述史研究和寫作。我讀唐教授的著作，覺得他在當代華人、華文世界裡取得「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學家的成就，根基和關鍵便是他對古今中外歷史融會貫通的理解，以及他極強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唐教授獨立思考，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他也發展出他自己的獨特的文字風格，是一位能言善言、廣為讀者喜愛的歷史學家和作家。唐教授的文字，有獨特的魅力，已有許多學者指出討論過。二十多年前，我初到美國，得到一本唐先生的《胡適雜憶》，打開一讀便放不下手，一口氣讀完才肯罷休。唐教授逝世之後，我懷念他，重讀《胡適雜憶》，還是打開之後放不下手。這使我想起「經典」的定義：經典是那些可以一讀再讀的書。孟子說，「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唐教授的著作和文章，就給人強烈的感覺，他真是善言。
唐教授的文采或許是他與生俱來的天賦，是無從學起的。但唐教授寫文章的出發點、立場，和他努力的方向，卻是可以借鑒的。唐教授能言善言，寫文章時──甚至是寫歷史著作時，常常向讀者發出一聲「朋友！」的呼喚，讓人覺得親切。這是他尊重讀者的一種表示，當然也是他引導讀者和他一起進行批判性思考的一種寫作技巧。他和讀者一起平起平坐地分享他獨立思考所得的獨立見解，不教訓人，也不故作清高自言自語。他的立場是學者的立場，同時也是平民的立場。唐教授在台灣《傳記文學》發表他的民國史系列文章，一開始便給自己定下雅俗共賞兩個標準：（一）正文當「務求其通俗」，（二）注釋部分經得起學術界的批評鑒定。（〈民國史「每兩月一章」〉，《書緣與人緣》，第七十三頁）
著書立說要有真學問，而「務求其通俗」，是一種立場，也是極高極難的標準，只有才氣橫溢而又雄心勃勃的人才敢說這種話。寫充滿行話、套話的乾巴巴學術論文不難，要寫出既有學術上的真知灼見、又為普通讀者所歡迎的通俗文章，則非常困難。唐教授的著作文章，在當代華人讀者世界裡雅俗共賞，是他了不起的成就。我對唐教授這種成就的認識，不僅是從書本上、而且是從親身經歷中得來的。一九八○年代初期，中、英談判香港主權歸還中國諸事項，唐教授在紐約市出版的中文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民族立場、平民立場出發，批評港英殖民政策、支持香港回歸祖國，同時強調和平理性、冷靜寬容，文章寫得精彩動人，極受歡迎。我那段時間到紐約唐人街去，好幾次聽到老華僑、新移民在交談中引用唐教授的文章論點當作自己的意見，議論風生，給我留下極深印象，至今難忘。後來我再三閱讀唐教授的口述史著作和其他文章，便處處留心到他的平民立場。我們讀唐教授對袁世凱、蔣介石、胡適、張學良、顧維鈞等人的評價，也可以看到他的平民立場。
唐教授做了幾十年口述史研究，對象都是民國史上的大人物，所謂帝（李宗仁）王、將（張學良）相（顧維鈞），等到他一九九○年初期創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時，他卻大力提倡做普通人的口述史訪談，這彷彿是一個很有趣的矛盾。如果我們認識到，唐教授研究歷史、口述史的基本立場是平民立場，則可知這並不矛盾。反之，如果讀唐教授的口述史著作，只注意他的研究對象而忽略他的平民立場，則不能完全體認他的口述史著作的價值和典範意義。
唐教授融會貫通的歷史探索，他的批判精神，以及他的平民立場，都包含呈現在他那些雅俗共賞的著作文章中，我們如能「以經讀經」，細心體會，必定能時時從中得到啟示和汲取營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