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這本首次出版於一九五七年的著作裡 ，論述人的行為科學中的歷史學部分，補足了他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 裡，特別是該書第二章〈人的行為科學在認識論層次的一些問題〉，受限於篇幅，未能充分闡釋歷史研究的缺憾。
例如，《人的行為》第二章一開始便提及「歷史本身不會提供可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與技巧」，同時又點到「研究歷史讓人變得比較明智與持重」；但，對於為什麼要研究歷史，以及研究歷史如何讓人變得比較明智與持重，當時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對於這些問題，本書第十三章〈歷史研究的意義與用處〉有發人深省的觀察：「如果個人所面對的情況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充分加以描述，向歷史求助便不可避免」；「對於現在狀況的分析，沒有非歷史分析這種事。對現狀的審視與描述，必然是一個關於過去……的歷史記述」；「在人間世事的領域，要知道某一件事情，就必須熟悉它是如何發展而來的」
；「研究歷史，還有更多、更重要的理由。它不僅提供擬定政治決策時不可或缺的知識。它打開人的心房，迎向了解人的天性與天命。它增加智慧。它是遭到許多誤解的那個範疇──通識或博雅教育（a liberal education）──的真正本質。它是通向人文主義修養──傳統對於人性特有的、使人有別於其他生物的、人所特別關心的那些事項的認識──的最重要途徑」。
另外，對於歷史知識的性質和研究方法，本書核心的第三篇（第九至第十四章），相較於《人的行為》第二章，也有更為深入淺出、充分與精確的闡述。對於這一點，讀者如果細心比較兩書對於「理想類型」或「理念類型」（ideal type）的處理，當更能體會，《理論與歷史》已超越《人的行為》在相關論述上對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倚賴，而更契合行為學的邏輯脈絡。
米塞斯思想在美國的主要傳人和闡揚者，羅斯巴德教授（Murray N. Rothbard,1926-1995），為本書原著於一九八五年再版所寫的序裡，感嘆米塞斯劃時代的四本著作中，《理論與歷史》最為人所忽視。他說，米塞斯一九一二年發表的《貨幣與信用原理》（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一九二二年發表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以及一九四九年表的《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等三本著作，即便遭到偽經濟學界的抗拒，畢竟獲得回響、產生了一些衝擊效果，唯獨《理論與歷史》自問世以來一直乏人問津，即便是對奧國學派經濟思想感興趣的年輕學者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他認為，與其說因為《理論與歷史》富於哲理，而一般經濟學者，由於盲目學術專業化（blind academic
specialization）的緣故，對一切比較廣泛的哲理討論都退避三舍，不如說因為他們無法接受《理論與歷史》所論述的哲理內涵，也就是，他們無法接受本書一開頭便揭示的方法二元論（methodological dualism），而這又是因為他們相信，經濟學若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就必須以物理學為師，採用實證論（positivism）所闡述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
沒錯，實證論的確和歷史的觀點格格不入。自然科學預設與探索事物彼此之間「不變」的連結規律，而歷史的本質卻是「變化」，所以自然科學與相關的認識論（實證論）可以說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但，非歷史的，或者說，否定歷史與人的行為領域存在的，並非只有實證論，還有形形色色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完美人類狀態的妄想等等，而對後面這些謬論的揭發，在本書所占的篇幅，還遠大於對實證論的批駁 。就此而言，羅斯巴德所寫的序，略過歷史主義的相關討論不提，對《理論與歷史》的評介未免美中不足。
其實，米塞斯對實證論的批駁，主要見諸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經濟學的終極基礎：經濟學方法論》（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在那裡，他說，「關於人的行為科學，目前在認識論層次有許多誤解。但，如果暗示所有這些誤解都應歸咎於不當採取了實證論的認識觀點，那就錯了。除了實證論，還有其他一些思想學派也混淆了行為學（praxeology）和歷史學（history）在認識論層次的差異，而且混淆的程度更為嚴重，例如，歷史主義（historicism）」。
就我個人來說，翻譯這本書的最大收穫，是當翻譯至第十六章第三節〈完美人類狀態的妄想〉時出現了頓悟：任何所謂均衡、或「最後」狀態與秩序等概念，充其量只是理論家用來分析現實的思想輔助工具，在現實世界中沒有它們的對照狀況；如果把握不住這一點，或者說，把這些概念實體化，它們就變成某種愚蠢的、否定歷史與行為的「完美社會新版本」。歷史與行為的本質是改變，所以歷史與行為沒有最終或完美，只有綿延不絕的過程。這個頓悟讓我發現，米塞斯和另一個通常也被歸類為奧國經濟學派大師的海耶克（F.
A. Hayek） ，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就在於：後者仍然鍾情於探求自己所嚮往的社會秩序，而非專注於社會變遷過程的分析。在台灣與大陸，海耶克比米塞斯更為著名，所以把這一點記下來，謹供研究海耶克思想的學者參考。
本書關於術語的翻譯，大多採取網際網路上可查找到的通行譯名，除了Behaviorism一詞譯為「觸動主義」，可能會引起爭議。Behaviorism通常譯作「行為主義」，但由於不管是在《人的行為》或是在本書裡，「行為」一詞已保留給Action作為專屬的譯名，而米塞斯所闡釋的「science of human
action」（譯作「人的行為科學」）又和behaviorism根本不同，所以有必要改變Behaviorism的通行譯名，以免混淆。有人曾將Behaviorism譯為「唯動作論」，這裡所以未予沿用，只因「動作」出現一個站立的「人」，太有人味了。除了要除掉這個人味，將Behaviorism譯為「觸動主義」的另一個考量是：Behaviorism嘗試以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在刺激─反應的架構下，研究人的所謂「行為」（其實只能是人的無意義「反應」）；我覺得「觸動」一詞比較能捕捉住「刺激─反應」的意思。
最後，我要感謝劉天祥先生，他的細心校訂讓本書更為可親可讀。
謝宗林
於台北
2019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