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過去40
年裡,財務報告是企業滿足投資者信息需求的主要渠道之一。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單純的財務報告信息已經無法完整地反應企業價值,人們把關注的焦點投向企業的報告模式,包括企業非財務信息的報告問題,對傳統財務報告模式進行改進的呼聲日益高漲。隨著企業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全世界的普遍關注,非財務報告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的日益重視,其內容和形式也逐漸豐富,出現了諸如可持續發展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等報告形式。2000年,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
發布了第一份適用於任何規模和類型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2010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發布了社會責任指南標準(ISO2600),該標準的誕生也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的意義上推動了全球社會責任運動的發展。非財務報告的發展一方面完善了企業報告的理論和實踐;另一方面,非財務信息的披露仍存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且各種財務與非財務報告的獨立出現,使得各報告之間的內容重複、信息冗餘問題較為突出,一些關鍵信息得不到有效整合。這不僅降低了企業報告的決策有效性,而且加大了企業報告的編製成本,增加了報告使用者閱讀和理解報告的困難,反而使信息使用者容易忽視重要信息。在這樣的背景下,綜合報告應運而生。
企業綜合報告是整合企業各類信息,全面、系統、清晰而準確地將企業組織戰略、治理、業績和前景及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商業等背景傳遞給企業外部,向利益相關方溝通和闡釋企業當前以及未來如何管理、營運以及創造價值的簡要文件。換言之,綜合報告本質是企業對各類利益相關者進行綜合信息披露的媒介,旨在降低企業與利益相關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使得利益相關方與外部投資者能夠全面、系統地瞭解企業的營運狀況與未來的風險。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
企業為何需要進行綜合信息披露? 企業需要披露哪些綜合信息? 企業不同類型的綜合信息應如何披露?
綜合報告理念2010 年提出,目前這一新型報告的發展還處於探索階段,對其內涵與外延,以及發布綜合報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與實踐都很缺乏。特別是在綜合報告框架構建方面,雖然國際綜合報告委員會在2011 年發布了討論稿,並在2013
年發布了綜合報告框架中文版,與此同時國內學者也在構建綜合報告框架方面做了理論研究,但目前仍沒有一個完整的綜合報告編製模式能夠清晰地從原則、內容、結構、指標等方面指導中國企業編製綜合報告。中國企業在報告模式上仍處於以財務信息為主、非財務信息為輔的財務報告向財務報告與非財務報告並存轉變的階段。從綜合報告的定義可以看出,它涵蓋了企業發展的各類信息,包括商業模式、戰略發展等,但目前中國大多數企業還未達到發布企業整合信息的階段,因而本書只專注研究企業綜合報告核心問題之一的指標體系。怎樣讓企業通過精簡的指標體系來反應其發展的各個方面並促進其價值創造的過程,是本書要研究的中心問題。
在對現有文獻和理論進行歸納總結的基礎上,本書發現目前對綜合報告的研究大多為理論方面的定性研究,較少涉及定量分析。一方面是由於綜合報告本身涵蓋大量不可直接計量的非財務信息,很難進行量化;另一方面是由於國際上發布綜合報告的企業較少,國內目前也只有為數不多的企業在進行披露,因而較難實現大樣本的分析,文獻研究多採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在少數進行綜合報告框架設計的文獻中也很少出現對其框架進行實證檢驗的內容。因而本書為解決以上問題,首先借鑑國際企業綜合報告的內容框架以及實踐經驗,以國際上已經發布綜合報告的企業作為樣本,實證研究了綜合報告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通過縱向對比綜合報告發布前後對於同一企業價值相關性的影響以及橫向對比綜合報告發布與否對於不同企業價值的差異性,證明了發布綜合報告的必要性。其次,在指標體系內容設計上,為彌補之前文獻局限於指標信息使用者的研究視角的不足,本書從專家、綜合報告信息使用者和發布者的三重視角,沿著「理論設計—問卷優化—有效性檢驗」的思路,通過嚴謹的設計,對企業綜合報告的500
個信息使用者、發布者和100 位會計學領域的專家學者針對綜合報告的內容要素實施問卷調查,並對回收問卷結果進行科學分析;進一步地,通過有機結合因子分析法、AHP 層次分析法、專家法來確定各項元素的權重,最終構建了五維度35 個指標的優化體系。最後,本書選取滬深兩市2013—2015 年共3 年的A 股527
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公司價值模型,證明本書構建的綜合報告體系的有效性。
本書的創新和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基於國際先進經驗,從理論和實證角度拓展和豐富了企業綜合報告必要性的研究;②基於指標體系理論框架設計,從專家、企業綜合報告信息使用者和發布者的三重視角,構建了中國企業綜合報告指標體系;③拓展和豐富了企業綜合報告可行性的相關研究,實證檢驗了優化設計後的指標體系在中國企業實施的可行性;④提出了推動中國企業綜合報告實施進程的對策建議。
研究方法上,本書針對不同章節的具體研究問題採用了多種研究方法。第一,文獻綜述、理論基礎以及各章節理論分析部分主要採用邏輯演繹和歸納演繹的方法。本書在文獻回顧方面,主要通過對比分析、歸納總結等方法對現有的國內外文獻按照歷史發展脈絡進行梳理並做簡要評述;在理論基礎部分,通過歸納總結、邏輯推演以及經驗總結等方法構建中國企業綜合報告指標體系的理論分析框架;在後續各個章節的理論分析部分,針對具體的研究假設進行邏輯推理,為實證數據分析奠定基礎。第二,本書第4、7
章主要運用實證研究方法,採用描述性統計、相關性分析和線性多元迴歸等方法對本書提出的研究假設進行實證檢驗。實證研究主要通過STATA13、SAS、EXCEL2013 及SPSS等軟件完成。第三,本書第6 章運用問卷調查法、專家調查法、AHP 層次分析法以及因子分析法對第5
章構建的企業綜合報告指標體系初步框架進行優化設計。問卷調查法是本書的關鍵一環,通過科學、嚴謹的設計,向企業綜合報告的信息使用者以及發布者和會計學領域的專家學者發放、回收問卷;針對綜合報告指標體系的內容要素實施證據探索,並對問卷結果進行效度、信度檢驗;進一步地,本書有機結合因子分析法、AHP
層次分析法、專家法來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構建了適用於中國企業的綜合報告指標優化體系。第四,政策部分再次採用歸納方法,結合中國具體制度背景以及國內外大樣本的實證經驗證據,對中國企業綜合報告指標體系框架提出政策和實務應用方面的建議。
李妍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