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教授
被讚譽為「大師中的大師」的彼得．杜拉克，離開人世（2005年11 月11 日）距今已有十五年了，然而至今，他的著作仍然陳列在書店顯著的位置上，他的觀點仍然經常為人陳述，這在管理領域內可說極為特殊。因為一般而言，有關管理的想法、方法，尤其技術，與時俱進，變化極大。只有像杜拉克這種大師所留給我們的智慧，已超越一般所瞭解的管理，才能讓世人恆久不忘。
此次博雅出版公司不惜投下大量人力與財力，將杜拉克五十多年來的重要著作重新以中文出版，主要出於公司主持者對於這一位跨世紀大師之尊崇，而非商業上的考慮，此一壯舉令人欽佩。個人也因此機緣，承編者之邀撰寫這一序文，冀望能幫助讀者對於我們共同敬仰的大師，有一連貫性和整體性的瞭解。
這對個人來說，這項工作實是一大挑戰。本來，企圖在一篇短文中將杜拉克所有的重要觀點和思想予以完整地陳述，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基於個人多年來對於杜拉克先生的崇敬和學習，只能勉力為之，多所乖誤之處，尚祈各界方正給予指正。
當然，要想真正領略和深入瞭解這位大師思想的堂奧，還是建議讀者自己好好地閱讀原著。
這是個人在這序文之前，想先表達的話。
一位與眾不同的大師
在人類歷史中，值得後人仰慕而懷念的偉人，實在太多了。但是像杜拉克這一位，卻有其特殊之處。首先，他並不是諾貝爾獎桂冠型的學者；這類學者一般多任教名校，並經由深入鑽研某一領域內的某種問題，提出驚人的研究發現或嚴謹的理論，並發表於頂級學術期刊，因而享有盛名。然而，杜拉克可以說完全不是這一類型的學者。據稱，當他最先提出有關日後被稱為屬於管理的著作時，出版者居然不知如何將其歸類，因而拒登；甚至他的大學同僚也警告他說，「如果繼續寫這方面的書，將會影響你今後在學術界發展的機會」。果然，不可思議的事終於發生了，他遭任教的學院以他「不算是學者」的理由，不再續聘——即使這一大學還不算是一間頂尖學府。依一般學術界的標準，他的確不算是一般所稱的「學者」。首先他所獲得博士學位，乃屬於國際公法學領域；他的早期著作遍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範圍，甚至包括兩部小說。他在大學中任教的課目，有歷史、哲學，甚至東方藝術。這種背景，可說都是當今學術殿堂的大忌。
以他這些遭遇，如果發生一般人身上，恐怕將會代表人生的重大挫折，然而對於杜拉克先生而言，這一切卻正代表他是一個走在時代前緣，甚至是領先當時的學界和社會的真正大師。
開啟管理世界的先驅者
杜拉克不同於一般的蛋頭學者，在於他憑藉著自己深刻的思維和獨特的眼光，開創了人類社會中一個重要的活動領域：管理。在這上面，譬如一位以《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驚艷企業界的作者，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所說的話為證，他說：「在杜拉克之前，並無真正管理學的存在。」甚至在他界定了「管理」這一領域多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有相當多的學界人士，不認為「管理」這種學科有資格被納入大學殿堂之內。這一切恐怕和管理這一領域的本質有關。基本上，管理不像一般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如物理學、化學或經濟學、社會學之類，有其具體的主體（domain）知識。相形之下，如杜拉克所強調，管理乃是一種實務，而管理學乃是一種方法或應用之學。從根源上說，管理這一實務之出現及其發展，乃為了追求人群活動或組織之「績效」（performance）。在此所謂「績效」：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如何組合與運用所需資源以獲得最大或最佳的成效。儘管什麼是成效，日後發展出來的，意義也有重大不同，有關這一點留到文後再說。
「與時俱進」與「創新」的本質
有關管理的具體做法，不但取決於當時的客觀環境與條件，還必須與當事者之主觀願望交互作用而產生，其間並無一定的公式或定律可言。譬如，在20
世紀前幾十年間，當時績效的意義在於數量、成本和品質；所依靠的，主要是工程技術、機械系統以及標準化的做法。但是近二十年來，管理績效在於價值的創造，這時所依賴的創新和彈性，主要出於對於所謂人性的瞭解。自這觀點看來，有關管理理論的兩大陣營：「科學化」vs.「人性化」，並非出於方法或工具上的優劣，而是來自環境變遷、價值觀念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改變所帶來的結果。進入21
世紀，管理又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化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空前未有的「連接革命」。這時，企業（也包括非企業在內的）將走上網絡化和虛擬化的經營形態，使得傳統上的種種組織觀念，如個人職位分工、組織疆界，甚至產業分類等，都不再適用。這時，企業不但要整合虛實，更要結合供需，透過大數據和雲端管理之類的機制，由原先的「競爭主導」之策略優勢時代，進入「共生互利」的生態經濟時代。尤其影響深遠者，乃是如今所謂「績效」，已非以投資者之獲利為鵠的，而是以增進社會福祉和地球永續作為更大任務。管理的最終目的，不管是用在生產肥皂或是經營一家醫院，都是為了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common
good）。因此管理應當建立在某種深層價值觀念之上，如正直、誠實和信任，而不是一種作業性和技術性的理性經濟活動而己。事實上，這種發展也恰好和杜拉克早年對於企業與管理之期望相吻合。基本上，以上所描述有關管理之內涵及作用之變遷，乃是強調管理「與時俱進」以及經由「創新」以創造績效的本質；管理的價值和意義，必須緊扣時代趨勢，並能有助於使社會能夠「良好運作」（well-functioning），這也是使他，如本文中所言，選擇管理為他的「最愛」的主要理由。
專心著述，終生不懈
話說杜拉克在1937 年為了逃避納粹德國而定居美國之後，即曾出版像《經濟人的終結》（1939）和《工業人的未來》（1942）兩本著作。但是真正導引他進入管理這一領域的，卻不能不提他於1946 年以通用汽車這家公司為範例所寫下了《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這一本書，這也是被公認為真正探討管理問題的第一本書。從此之後，他共計發表了超過40
本以上的著作和上千篇論文，幾乎都和管理有關。其中就以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刊登者，即達30 篇之多。更令人驚奇者，即使杜拉克已屆高齡，但是創造力依然不衰，就他晚年所發表的重要著作，擇要而言，就有《非營利組織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990）、《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1993）、《巨變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1995）、《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 1997），還有《下一個社會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2002）等等。據他自己說，當他年輕時，他每週上歌劇院一次。有一次，在他觀賞威爾第的作品時，內心大受感動。當他獲知，這乃是威爾第80 歲時所作時，他便下定決心：「一旦我活到高齡時，也一樣不放棄，而要再接再厲。」（"If I ever reached an advanced age, I would not give up, but would keep on."）（"My Life
As a Knowledge Worker," INC, Feb. 1997）
對於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杜拉克對於管理學的貢獻和特殊觀點，主要可以說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他所發展的管理觀念和理論，乃根植於管理現實上，而非純粹抽象的原則和原理。如同在1997 年《富比士》（Forbes）一篇有關他的文章題目所稱，他是「就事實論事實」（"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March 10）。如前所述，他認為管理是一門實務——也就是追求成效的一種實務。這可自他1954 年的鉅著《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以及1964 年的《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兩書的書名中看出。在這上面，他對於管理的討論是整體性的，譬如企業對於社會的功能和貢獻，企業的經營使命，董事會的組織和功能，如何發展企業為一創新性組織，以及近日所提出有關企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等等這類課題。他並未忽略理論。不過，他認為理論必須來自實務；尤其，一旦人們將管理理論應用到實務上時，其對象都是某些特定的和獨特的個案，此時其成效如何，主要有賴管理者之經驗和洞察力，這也是屬於實務部分。因此有關管理究屬科學還是藝術的辯論，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
其次，他將管理的重心自資金、機器與原料轉移到人身上。他將員工視為是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a whole
man）。他說：「每個企業都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具備不同的技能與知識，執行各種不同種類的工作。」管理的任務，就是「要讓一群人有效發揮其長處，儘量避開其短處，讓他們共同作出成績來」。在這方面，人乃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而非成本，他也認為，沒有任何決策比用人決策的影響更為深遠。他重視人性以及影響行為的文化因素。在他的管理學中，對於人的價值觀，成長及發展等課題的重視，是十分突出的。
第三，他將管理自一種謀取利潤的手段提升為決定現代社會生存與發展之最具關鍵性因素。他認為，在今後劇烈變動的環境中，管理乃是推動和引領各種機構不斷變革以適應環境潮流的一種力量。譬如早在他的1954
年《管理的實踐》一書中即曾指出，對於此後的美國能否繼續其經濟榮景並保持其世界上之領導地位；開發中國家能否擺脫貧窮，進入民主而開放的社會；甚至有關今後世界和平和人類前途等，都和這一社會能否培育出有能力而盡責的管理階層，存在有密切關係。在相當大程度內，由於他的這種大聲呼籲，才引起各國社會和政府對於管理的重視，也使得管理逐漸成為一門受人尊敬的學域。
第四，他對於世界未來發展的洞察力，是無與倫比的。譬如，他極早指出，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趨勢及其對社會與企業的影響；其次，他提出民營化主張早於英國佘契爾夫人；再者，他大聲呼籲組織應重視創新和創業精神之培育與運用；尤其，他更在四十年前就提出「知識社會」與「知識工作者」的觀念及其重要意義。除了這些重大潮流或趨勢以外，杜拉克也是最早倡議目標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構想，以及建議發展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的學者。他這種前瞻眼光和洞察力，固然屬於他的個人特質，恐怕也和他所擁有的人文社會背景與人生歷練有關。在1997
年3 月10日《富比士》雜誌所刊出一篇有關他的文章中，即曾感佩地說：「儘管他目前已臻八七高齡，但是他的思想卻可能是當今美國人中最年輕的——也是最清晰的一個。」當非溢美之辭！
企業的目的與使命——創造不相同的明天
他認為，在劇變的時代中，今後的經營者和管理者的最主要責任，即在為機構創造不相同的明天。因此，企業要自此觀點以界說本身的目的與使命，並據此以衡量自己的績效。杜拉克反對以利潤作為企業經營的目的。在這一點上，他並非謂企業不需要利潤；反之，他承認，利潤乃是一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問題在於，「獲利動機和其衍生出來的追求利潤最大化觀念，對於企業功能、企業目的，與管理所要做的工作，都是不相干的」。他認為，企業所要達成的「目的」或使命，一定要落在企業以外的社會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創造顧客」。他一再強調，企業所具有的生產性功能只有兩個：行銷和創新。行銷是為了發現和預期顧客的需要，而創新即謀求以更有效的方法、方式和途徑以求滿足這種需要。除此以外，企業所有之其他功能，都是成本。
具體言之，企業所要界定的目的和使命，即應自上述觀點回答三個基本問題：「我們目前的事業是什麼？」「我們的事業將變成什麼？」以及「我們未來的事業應該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所代表的，就是一個企業要配合時代潮流，界定所要創造的顧客對象，以及如何再根據這種對象進一步評估本身潛力及其所需要之核心能力條件。杜拉克以經營使命取代利潤動機，作為驅動企業的力量和績效衡量的標準，這一點可以說是他和傳統經濟學者最大不同之處。他認為，這種改變，一方面，可將企業努力目標和外界環境、巿場狀況、及內部核心能力相結合；另一方面，亦可給予工作者以較大的彈性和成就感。杜拉克之所以特別推崇某些非營利組織可作為企業學習的對象，主要即在於，這些非營利組織乃經由使命——而非利潤——所推動的。創新——一個貫穿杜拉克管理理念的主軸幾乎今天我們所探討的管理新觀念，都可以從杜拉克身上找到其來源；尤其是今天已被企業奉為圭臬的所謂「不創新，即滅亡」（innovate
or die）這一說法，就是由他最早提出。而在此所要強調的，就是他對於「創新」這一觀念的啟迪和堅持。
貫穿杜拉克的整個管理理念的，應該就是「創新」。依他的定義，創新代表一種賦予人力與物質資源以新的和更大的財富創造能力。他曾經批評組織瘦身和組織再造工程，認為它們即使可能產生某種短期效果，但卻無法帶給一組織所需要的真正而持久的創新。他認為，創新誠然帶給一企業較大風險，但企業若因此而不敢冒這種風險以創造未來的話，其實卻是冒了另一種看不見的更大風險。
整合杜拉克前此所說的創新，並非局限於科技方面的創新；他也不同意企業所從事的研發工作就是創新。他所認為的創新，代表一種能夠對外界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和影響的變革，因此也包括組織和社會兩方面的變革在內。再者，就一企業而言，這種變革必須與一企業所擔負的任務或使命有關；也就是說，它必須能為顧客與社會創造更新、更高的價值。
再者，杜拉克所強調的創新，也與前此學者，例如經濟學者熊彼得所說的不同。首先，他認為，創新是可以經由組織與管理推動的，此時所需要的，就是塑造一種「創新性組織」（innovative
organization）。其次，這種創新的來源為知識，而非傳統的生產因素。由於這種知識及其運用乃屬於所謂的「知識工作者」，因此，如何提升這群知識工作者以及創新性組織的生產力，構成杜拉克晚年所關注的重點。
知識工作者和創新性組織的管理
重要的是，無論是要發展一個創新性組織，或是對於知識工作者的管理，都不能再沿用過去的觀念和做法，在原有基礎上持續改進；反之，企業必須要有計劃地放棄過去。譬如說，在一創新性組織內的知識工作者，不同於傳統的藍領和白領工作者，他們各擁有其「生產工具」——他們的專業能力。因此他們對於組織的依賴程度較低；他們一般不接受「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指揮和命令，因為一旦他們處於這種指揮與命令狀態下時，他們將喪失其作為「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在這情況下，組織應將他們當作合夥人或志工來管理，只能經由吸引或說服；此時所依靠的，也正是前此所說的經營使命。若不此之圖，企圖以原有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以行創新，這種創新注定是要失敗的。
杜拉克對於台灣讀者的啟發和鼓勵
最後，在此特別要提出者，在於杜拉克先生和台灣的關係以及他對於我們的建言。他曾兩次親訪台灣，為企業界及社會大眾發表演說。特別的是，他還在2001 年出版的The Essential Drucker on Management（中譯本：《杜拉克精選：管理篇》，天下文化出版）中特別為台灣讀者寫了一篇序文。在這序文中，他描述台灣自1945
年脫離日本統治時的一個落後的農村社會說起，一直到2001
年時躍升為世界頂尖的高科技國家這一歷程。他指出，在這短短五十年內，台灣最大的成就，乃是「培育出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個個在不同領域內發揮所長的專業人員和經理人」。他認為，我們也要從這批人身上預卜台灣的未來。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杜拉克的思想做進一步的引申，我們將發現，僅僅擁有這麼一群人是不夠的，台灣——正如同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各國——必須進行他所謂的「第三次轉型」，此即我們企業的組織型態和管理，必須配合全球化和數位化的潮流，為這一群人——知識工作者——提供一個讓他們能有效發揮生產力的環境和機制。否則，徒有素質良好的知識工作者也將無能為力，這正如同徒有知識而沒有與任務結合的創新，也一樣無濟於事。
在這方面，讓我們借用杜拉克先生在他這篇序中特別寫給我們的鼓勵和期望，作為本文之結語，他說：我非常期盼台灣的經理人、專業人員與學生，能夠從這套《杜拉克精選》中汲取實用與重要的內容，好幫助你們應付艱難與嚴苛的挑戰。謹以台灣版的《杜拉克精選》獻給你們。
謝謝你，杜拉克先生！
自序
本書首次問世時，被貼上「未來主義」的標籤，但我不相信「預言」或「預測」。在我看來，這麼做既徒勞無功，又容易弄巧成拙。用「早期診斷」來描述本書，或許比較貼切，因為本書的內容，主要是檢視1950 年代後期的社會，特別是美國社會，並詢問：哪裡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使得現今大多數人視為「常態」或理所當然的未來，將變得大不相同？其實，我最早為這本書想到的書名是《已經發生的未來》（The
Future that has Already
Happened），後來我放棄了，因為文字太長，不適合放在封面上。但本書的確是以「我們的社會歷經重大變革後，已經步入一個新的時代」這樣的假設作為出發點；因此，本書的副標題是「後現代新世界的報告」。據我所知，「後現代」這個詞是我發明的，最早就用在本書裡。然後，本書又繼續追問：這些變革發生在哪些領域？其中最重要的有哪些？它們各自暗示了什麼，又有什麼樣的意義？面對這些變革帶來的結果，我們需要學習什麼？拋棄什麼？做些什麼？
本書在很多方面，都與我先前的著作截然不同。在它出版的前8 年，我發表了最後一本聚焦在分析和呈現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工業社會的書籍，這一系列書籍共有三本：《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1942）、《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1946）和《新社會》（The New Society,
1949）。這些書籍都已由交易出版社（Transaction）重新出版發行。在這段期間，我也開始著手研究工業化社會的構成要素：管理，並在1954 年發表我第一本（也是最基礎）有關管理實務的書《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此後，我又出版了多部作品：《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
1964）首次探討現今所謂的「策略」概念；《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 1966）首次研究現今所謂的「領導力」概念；《管理：任務、責任、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1973）試圖將我們對管理的全部知識整合到一本書中，把管理同時視為一項專門工作和主要的社會職能；《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986）首次以系統學科的方式呈現創業精神，並將創新視為有組織、有系統、有目的的工作；最終在1991 年，我發表了《非營利組織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初次嘗試把管理、領導力和創業精神的概念，套用在社會的非營利部門及制度上。因此，本書與我早年有關社會分析的著作不同，也有別於接下來30 年裡，我撰寫的諸多知名書籍：這些是關於管理的書籍，不是「企業」管理，而是把管理視為專門的工作、專門的學科、專門的責任、專門的社會功能。然而，《明日的地標》確實為我之後有關社會的所有著作：《斷層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1969）、《看不見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 1976）（交易出版社也重新出版這兩本書）、《新現實》（The New Realities, 1989 / 90）和《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1993）等樹立格式和方法。這些都是探討社會基礎方面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書，全都試圖接續《明日的地標》所開創的工作，也就是呈現「已經發生的未來」。
35
年後的今天，是時候詢問：這份早期診斷是否已經得到證實？整體來說，是的。當時本書的主要發現包括：世界從19世紀的自動進步，轉向有系統、有目的、有組織的創新；轉向以知識作為新的主要資源；以各種組織為構成元素的多元化社會興起；現代政府的效能危機日益嚴重，令人驚訝的是，本書提出這個發現的之後幾年，也就是甘迺迪（Kennedy）擔任總統期間，政府似乎變成「無所不能的開明專制君主」；最終則是全球經濟和全球社會的到來。當中只有一項主要發現尚未得到事件驗證，或者說只得到部分證實。然而，它卻是本書首次出版時，引發人們最多評論和關注的發現：一個新的世界觀、一個新的整體哲學正在迅速興起。這個發現指出，我們正在快速從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的世界觀，轉向信奉結構或「完形」（Gestalten，譯注：德文，原意為「形式」）。這種世界觀：前者把世界視為一個機械聚合體（整體是各個部分的總和），後者認為整體與構成它的個體不同。在過去35
年中，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已發生在進步幅度最大的學科中，像是生物遺傳學、生物物理學和分子生物學；以「人格」為新焦點的心理學；氣象學和地球科學；新興起的「生態學」；發展出混沌理論和複雜性理論的數學。但哲學在這一波變革中缺席了，其中的哲學語言學和解構主義，甚至邁向更極端的笛卡爾原子論：徹底否認整體，只承認部分存在。有句老話說，哲學總是追隨主流的科學世界典範，並轉化成「世界觀」和形而上學。最佳範例就是追隨牛頓（Isaac
Newton）的康德（Immanuel Kant），只是康德大概比牛頓晚了50 年出現〔牛頓在1727 年去世，康德生於1724 年，直到1781 年才出版重要著作《純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按照這個規律，新的哲學恐怕要到2000 年左右才會出現，也就是說，比我最初宣布的時間晚了不止40 年！
但比不成熟診斷更加糟糕的，是錯過和忽視重大的發展。《明日的地標》錯過了資訊革命。這真是一件怪事，因為我長久以來，一直和頂尖的電腦製造商IBM
有密切合作，為該公司的經理人授課，並與它一同宣傳電腦不只是一個小玩意，更會帶來一場有關工作、組織和思考方式的革命。而實際上，電腦只是一種根本性變革的徵兆：從經驗到資訊的變革。的確，我在這個主題上已經有點「惡名昭彰」，但莫名其妙地在《明日的地標》中，找不到關於資訊的字眼，而且必須等到我在1969
年發表另一本社會分析著作《斷層時代》才提及。如果要給這本書的「早期診斷」打一個分數，我不會給它「A ＋」，但打個「A －」或許還是可以的；本書的主題，是指出正在發生的變化，找出主要的新發展，就這點來說，它是成功的。
然而，本書有一個特點，會讓現代的讀者大吃一驚，就連我自己，為了撰寫這篇新版序言而重讀本書時，也對本書的樂觀主義感到驚訝。儘管內容討論涉及諸多重大議題和挑戰，但整體來說，我充滿了信心，無論是關於經濟發展（它正確預見日本即將崛起成為已開發的經濟強國），還是關於政治結構和組織，或是關於知識和教育。本書並沒有淡化問題和挑戰，也沒有把它們視為負擔或危機，而是把它們視為「有待完成的工作」（倒數第二章的標題）。本書出版6
年後，甘迺迪總統被暗殺，此後，我們進入一段充滿痛苦、危機、絕望和恐怖的漫長時期，而且這個情況不只局限於美國社會。若將這段漫長的時期，視為進入本書提出的「後現代」世界過渡期，並把這35年間經歷的恐慌和危機，視為過渡期間必經的動盪，本書或許不算過分樂觀。寄望本書重新發行之後，世界即將進入的時代，能證明超過35 年前寫下本書時，所蘊含的樂觀主義並非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