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七十四年後,我們的二二八「在場證明」
二二八事件七十四週年,也是共生音樂節走向第九年,我們的主標語是「在場證明」,要重新提出「二二八」對這個世代青年的意義:不曾參與在事件中、已經是事件後的第三甚至第四代的我們,為何要記憶二二八?
本次寫作的作者群,甚至皆是來自解嚴後的世代——我們不只不曾經歷二二八,在我們的成長過程裡,「二二八」的意義甚至也已經截然不同於威權統治時期——我們從小經歷的二二八,不是政治禁忌,而是政治熱點,是各說各話的「真相不明」而非「真相未明」,是大人口中的「毋通插政治」(m-thang ts hap ts ìng-tī)。
「二二八」三個字彷彿隨著年復一年的國定假日,漸漸成為一個我們從此疏離的符號,從課本中我們知道它是場悲劇,卻可能不曾感受到自己應該為此悲傷。
但這絕非表示,二二八與當代已經不曾存在連結。以最個人的層次來說,這個世代的青年裡,依然有人是受害者的後代,他可能曾經感受到家族中的長輩對於政治或是夜裡的一點風吹草動,都抱持莫名的緊張卻不知由來;或者,當我們回想起自己曾受過的文學教育,而發現(篇幅已經少得可憐的)臺灣文學史在日治之後,彷彿經歷了大換血一樣,不再有任何一個先前聽過的名字。在這些時刻裡,「二二八」就成為許多謎題的解答:我們的社會,依然處在它的影響之中。
記憶歷史一直是我們致力的事之一。但歷史該如何記憶?記憶之前,須先看見;看見之後,須更深入了解歷史被掩蓋的真相,以及它之於現代的我們的意義。紀錄片有所謂的「電影眼」(Kino-eye)理論:用攝影機捕捉易被人眼忽略的社會現實之細節、以全新的觀點來觀看世界,並帶著自我反思進行影片剪輯;而「非虛構書寫」,即是此本刊物期望讓讀者但凡邂逅不同性別、職業身份、地區,就能在日常擁有「歷史之眼」所採用的寫作方式,並且透過以上各種角度,切取出各式稜面的歷史事實與反思。刊物中的非虛構故事皆為根基於史實轉化而成1,亦期待能補足學術研究有所限制而無法觸及、甚或忽略的層面,使過往威權時期的歷史,不再只是教科書上一頁帶過的字句,而是能在不同時代、不同處境的人們手中發出獨有的光芒,接著在思想光芒的照耀下展開實際行動——
無論是療癒歷史留下的創傷、迎戰歷史遺留給現代的任務或難題,甚而推動轉型正義等。
本刊共收錄八篇文章,其中可按照主題分為三條軸線:地區、性別與職業社群,或說特定的社會階級。在「地區」的面向,過往述及二二八事件的進展細節時,多半以臺北或說北部作為中心,對其它地區僅以「經由廣播遍及全島」模糊概括,卻忽略二二八事件中各地不同路線的抵抗、地方菁英與政權的互動,以及不同的受害情形,都留下各自不同的結局與傷痕,本刊以臺中為著眼地區,描繪臺中二七部隊的武力抗爭,發出不同於處委會的不平之聲。
在「性別」的面向,則以不被記在主流敘事觀點中的女性經驗開展,記下二二八的傷痕如何轉換為家族與世代的瘡疤,讓屠殺觸及看似「不在場」者,同時也記錄發生在「其後」的抵抗,與武裝抗暴以外的另一種堅韌:在丈夫死後轉而投入文化工作與平反運動,或是為了父親的死亡證明奔走。
最後,在「職業社群」的面向,則著眼於司法、醫師、語言與文學,除了書寫個人生命史,勾勒戰後臺灣的知識與文化發展,以及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斷裂;亦嘗試以物件作為三稜鏡,折射出同一時代、歷史事件中不同領域的人們,如何在看似有所相隔之下因事件迸發而相互連結成網絡,卻也在事件過後做出各異的抉擇。
從身份出發的書寫,除了呈現歷史的眾聲喧嘩,也是以多條路徑,分別回應「在場證明」提出的叩問,要讓「二二八」在當代的意義,不再只是歷史課本或政客口中那樣的單一和蒼白,從個人、家族、社會等不同層次,看見「二二八」如何不僅只是一個符號,如何有血肉且立體的,作為我們所在的「現在」的基礎——作為不曾經歷事件的世代、作為歷史的追求者而非見證者,這是我們提出的「在場證明」。
邱映寰 歐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