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給我妹妹的畫像：波娃素描母親生前二十八天 ────張亦絢（作家）
敘述從一九六三年十月某日開始。波娃人在羅馬，住巴黎的母親跌了一跤。從書名我們會知道，紀事終點，毫不令人驚奇的，將是母親的死亡。然而，我們還是止不住地驚奇——在最後的日子裡，發生了那麼多事，那麼多變化，還有，當然還有，是波娃在這份書寫中，呈現的剔透與力道。如同相信此生堅不流出——但終究最忍不住的一滴，奪眶而出的淚珠。
如果波娃今天還在世，她已經超過一百一十歲。當她在四十歲出頭時出版《第二性》時，較為眾所周知的七〇年代女性主義風潮尚未成形。波娃本人先是以作家出道，同時以與沙特同居但拒絕婚姻的反叛形象成為二十世紀的一種迷因，既為人津津樂道，也身歷如同「醜聞女王」的性別歧視與（好／壞）名聲地位。莒哈斯過七十才拿到的文學大獎龔古爾，波娃是在四十六歲時掄下。
投入女性主義，波娃遠非在血氣方剛時開始，而是在初老之期才變得老當益壯。其中，還有被年輕女性主義者牽成的因素在。換言之，她的思想建樹早於她的女性主義者自我定位。（間隔約二十年）我一向認為這是一個把才女資本累積轉浥注女性集體賦權的有趣例子。不了解她與文學的深厚淵源，以及與女性主義遲來的約會，對波娃與女性主義的理解都會略略失之片面——文學與女性主義，這兩股力量好似兩個波浪，一前一後，互相追趕也彼此推助——而《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臺灣偶譯為《寧靜而死》），可以說，就是了解雙浪「行行重行行」的極佳入口。
在與死神踢球的這一役，我們都屬必敗一隊。雖然必敗，我們照踢不誤，並且還關心延長或加賽——這部紀事就像一場現場轉播，令我們目不轉睛。我一口氣讀完了它，覺得張力彷彿懸疑小說，纏綿有如情書一疊——儘管死者往往等於喪失獨特，死亡的過程卻各有個性。
簡單地說，這是最容易使人意會波娃如何以哲學立足進行書寫的典範。
哲學的最低限度，就是不依據既定習慣或規定做出反應與陳述——我於是知道我為什麼把這些文字比喻為賽事轉播了，因為即使最後的輸贏確定，我們卻不能預知過程中，每時每刻的最新發展——波娃不斷將自己開放給未知，讀者因而一再接到衝擊。事物（病情）是未知，反應（母親）是未知，各種感受更是未知——波娃寫母親住院：
她要我們拉起遮住窗戶的窗簾，並看著窗外閃著金光的樹葉說:「好美，如果是在我家的話，我就看不到這風景了！」她面露微笑。我和妹妹心中浮現同樣的念頭 : 我們重新尋回了小時候照亮我們童年的那道微笑，她年輕時的燦爛微笑。從那時到現在的這些年之間，那微笑消失去哪了？
這不是書中唯一精彩絕倫的「燦爛微笑」：在此書寫的波娃是絕對柔情與嚴厲的。柔情，所以不但捕捉得到母親可愛的詩情，還記得多年以前的微笑；嚴厲，所以並不以為這足夠，並不以為一瞬的美好足以勾銷一生的磨難。她不妥協——許多人都會對母親與死亡妥協，但她不。
一種女兒特有的清醒與貪心（有理）——痛惜母親所受的限制，無論限制是來自早年的缺愛、婚姻的不公，或是養成順從個性的這個社會——她都想對視尖叫。
但在波娃的書寫裡，是聽不到尖叫的——不是因為她把它們掩蓋了，而是她用變化多端的樂聲，包圍了那個「無聲的尖叫」——而正因尖叫被賦予了矛盾的無聲特質，尖叫也就無法消滅。
這本書是傾盡感情與技巧，自由與責任的藝術。
無論男孩女孩，都有掙脫母親獨立的課題。在波娃的例子裡，決裂的因素還包括不信神的女兒與虔誠母親的分立。波娃也特別思索了，懷有信仰的母親，為何無法免於對死亡的恐懼。而在不放棄無神論立場同時，波娃並不吝於忠實紀錄作為養出無神論女兒母親的驚懼與苦惱，甚至在為病痛到無法祈禱的母親辯護時，在在流露出她對信仰的深刻認識。她仍然身體力行了「對不同意之人的真誠愛」。五十多年前，癌症痛楚或病人自主等議題不若今日公開，波娃的若干觀察，想必仍是當時禁忌。書中寫到對病人隱瞞癌症病情一節等，也有賴醫療文化的專家，加以歷史回顧。
自照相發明後，Post-Morten（死者照）曾在某些地區蔚為流行，也啟發了藝術領域。不同於遺照，死者照是「生後照」，固然會將死者裝束一如生者，但銘記的是「此人已死」。小孩、偉人與藝術家，是我在這個主題中看到最多的。為了解決死者與生者的異同，也發展了不同風格（例如擺了各種姿勢，但我沒看到讓死者睜眼或站立的）。這本書多少也可放入「死者照」的技巧類型中比較。波娃母親不是小孩、偉人或藝術家，但「普通的年長女人之死」，其實帶出了更多面向的思考。
波娃將這本書題獻給她妹妹。是因為母親傷害妹妹更多（因為母親早年認同長女而貶低次女）？因為妹妹與母親更加緊密（妹妹將因母逝失落更多）？因為另一種「長姐如母」？
答案或許不那麼重要。波娃在晚年接受採訪時自我責備，說自己不夠有意識披露她與其他女人的親密與深度連結（應該也包括了她本人的同性戀情），認為年輕一代會因為此傳承的缺損而受苦——她的自我責備或許有理，或許根本沒有——畢竟，她留下了這本《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
【導讀】
不要溫馴地走入永夜 ────林雅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公共衛生暨醫學人文學科副教授）
一九六四年，西蒙波娃於母親逝後不久，寫下《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這部非常個人且親密的記事，回望母親臨終前六週的時日，呈現了兩個女兒陪伴母親走向死亡的過程。這本書無疑是波娃最好的作品之一，迄今卻未得到相應的注意與討論。這場真誠深情的悼念讓我們得以重新理解波娃對於愛與關係、病痛與受苦、決定的艱難、失去與哀傷，以及對於死亡的反思。
無論在《第二性》或是早期的幾部回憶錄與自傳當中，西蒙波娃總帶著哲學家冷然疏離的觀察眼光，犀利剖白女人的處境、母親的形象，以及母女關係的緊張。我有時會想，如果西蒙波娃深知女人與母親都是被製造出來的，那麼她是否也能夠對這些因為壓抑而扭曲的自我多一點寬容。還好我們在《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裡感受到波娃的揪心，即使這是女兒直至陪伴母親臨終，隨著逐漸衰老與消逝的頹敗肉身所活出來的醒覺。
許多女性作家都書寫過母女之間的難解情結，在自我貶抑的社會處境中，母親對女兒的愛往往矛盾無能。在波娃的回憶裡，情感與慾望熾烈的母親總以對女兒們的掌控，代償在婚姻裡被壓制的自我。波娃終生追求自由獨立，批判中產階級的婚姻體制與母職的綑綁，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親？
在本書一開始，波娃悠遊在羅馬、莫斯科、布拉格，以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距離隔開彼此生活，逃逸於母親的控制之外。但惡化的病程將波娃的開闊世界圈限至母親身邊，囚於病房一隅：「世界縮減成為她那間病房的容積。…我真正的人生是在她身邊上演。」過去移動不羈，總有餘裕安排以月度量的長途旅行變成計算母親最後光景的每時每分。遠行與歸返演出了向來深邃費解的母女關係，曾經彼此為難，既要拉開又想靠近，既愛且畏（「你，我很怕你」），捨得與捨不得。
這場臨終照顧讓母女再次親密，令波娃從自由獨立的女人回返與母親連結的孩提歲月。波娃不再選擇逃離，而是與母親共融相倚¬¬—「我將媽媽的唇貼在我的臉頰上，下意識地模仿它的動作」，波娃打破獨立個體的界限，生命終於走到一起，女兒說著母親的話。
然而，疾病來得太快。在病人無權發聲的年代，醫生的不斷催逼，波娃與妹妹陷入必須為母親抉擇的難題與掙扎。姐妹們很清楚，手術或許能夠拉長母親的活，但也拖延她的苦，無奈死亡必是永恆的離去，就算可以多活一刻，總是令人心安。掙扎與矛盾的不只是手術與否，還有隨之而來在死亡與受苦間的擺盪。只得任由親情所滋長出的某種執著牽起兩端，讓母親的肉身流連其中。姐妹們只能給予母親虛假的希望求生，賭著「死亡與酷刑之間的競賽」哪一方會勝出。
但給予希望的背叛仍是背叛：
就算死亡搶先獲勝，這騙局是多麼可憎啊！媽媽以為我們站在她那邊，但我們在她這個故事中，早已站到她的對面。我是個無所不知的狡猾守護神，我早已知曉牌底答案，而媽媽依舊遠遠地在尋常人類的孤寂之中苦苦搏鬥。她為了康復而做出的頑強努力、她的耐心、她的勇氣，全都被矇騙了。
即使決定動了手術，在母親死後，「別讓她開刀」這句話還是一直縈繞在波娃腦中，她不停懊悔自己為什麼不阻止，無論是敗給社會道德還是專業傲慢，為什麼讓母親受苦？就算母親無痛死去，也總還是想著，為什麼欺瞞母親，讓母親懷抱著康復的希望在孤寂中努力。
當人們在課堂上冷靜談論病情告知與臨終決定的醫學倫理，殊不知這些從來不是抽離的理性思慮就能促成，而是浸泡在捨得與捨不得，對生命的執念、對死亡與未知的恐懼，被病情的無常變化逼著、推著、催促著，不得不做的選擇。每一次的死都是第一次，每一次的告別都是最後一次。
哀傷並不會隨著離去而停止。「當摯愛的人逝去時，倖存便是一種罪過，我們因這罪過而傷痛萬分、無盡悔恨。」波娃感嘆對母親生前關心太少，臨終時又保護太多。所有的作為好像都是辜負。陪伴在臨終病榻旁，最重要的究竟是什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不後悔？
對母親死亡的歉疚似乎有某種共通性。一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獨子大衛里夫(David Rieff)在《泅泳於死亡之海》中不停嘆息：「我們這些愛她的人都辜負了她，就像生者永遠辜負垂死者一樣。」我們永遠無法在親人死亡後不帶著愧疚繼續生活，永遠懊悔著自己還可以多做，或少做點什麼。
面臨死亡，我們期待什麼樣的應對？相較於奶奶與父親都平靜接受死亡，波娃說道：「媽媽和我一樣熱愛生命，她在死亡面前流露的，是和我一樣的反叛之心。」但其實我們並沒有在波娃母親的臨終場景看見那種用盡所有治療手段與死神搏鬥的驚心動魄，更沒有讀到什麼活出精采人生的勵志口號。所以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反叛？而這種反叛究竟是來自於生之欲或是死之畏(Angst)，又或其他？
若如海德格所言，每個人都必須正面迎接、誠實面對那場永遠只屬於自己的死，才能尋回自我的本真。嚴格說來，在眾人的聯手欺瞞下，波娃母親不知死之將至，更未意識到自己這一次會死。這是一場母女共謀逃避死亡的自欺(mauvaise fois)嗎？而我們能夠在謊言中真誠向死嗎？我們如何在謊言中真誠向死？
又或者我們可以有另一種讀法。討論波娃母親是否知道自己將死的真相，根本不是重要的問題。無論如何，她是真真切切經受著肉身的衰頹，而又選擇在每況愈下的身體挫敗中重新關注自我。母親面對的生死不在於理性認知，而是來自身體經驗的立即性。日漸衰微失控的肉身迫使她重新度量自我的需求與價值，那個從前在婚姻與母職中失落的自我。這也幫助我們回答，為何相較於對父親過世的漠然，母親的死會為波娃帶來無比的哀慟。看著曾經讓女兒幼年依戀、青春期反感的身體轉變成老朽的遺骸，最終，還是母親受苦的肉身決定了女兒的情感。波娃在這場記事中所呈現的「即身倫理」(embodied
ethics)，讓母女在每一個病痛的身體刻度中共同以綿密的關懷與照料相互接納，在肉身中反叛死亡。
對波娃而言，死亡不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是對生存價值的奪取與覆滅，死亡永遠是「一種不合理的暴力」。那麼是什麼使波娃母親的死亡得以安詳？反之，人子又為何感嘆：「我母親（桑塔格）死得一點都不安詳。」(《泅泳於死亡之海》)
無論身體再怎麼衰敗，母親都想活。波娃在《論老年》重提母親對死帶有一種「動物性的畏懼」，但卻「緊緊攀附著生命直到她最後一口氣」，直到臨終前都懷抱對生命的懸念。相較於伊凡伊里奇（Ivan
Ilych）失去親友的關心，只能在忠僕格拉西姆（Gerasim）身上尋得一點安慰，波娃母親在女兒們真實的愛與付出中受到體貼善待，縱使過程是場充滿謊言的背叛。與其像頑強抵抗死亡的桑塔格一直活在死亡之中，姐妹們選擇讓母親在死前都活著。因此，「她的死亡極為安詳，那是唯有幸運兒才能擁有的死法。」唯一遺憾的是，這場欺瞞盡管使得母親擁有「病榻上的某種幸福」，但她們始終未能真正優雅道別：
媽媽臥病在床這段期間，我們不曾離開她的身邊，但她以為這段臨終歲月是她的康復期，於是她和我們徹徹底底分離了。
這本書關於一個母親與兩個女兒，也是關於愛、受苦與死亡的深思。從生到死、開放到禁閉、獨立自主到相依相倚，從象徵秩序到想像秩序，波娃不只是在盡一份女兒照顧母親的責任。選擇書寫母親的死，這個行動本身即在肯認另一位女性的實存，具有女性主義的重要意涵。正如波娃描繪神父在彌撒說出母親的名字「佛蘭索瓦．波娃」時使母親復活，刺痛姐妹們的心。
術後三十天，波娃選擇紀錄的不是母親生命的消逝，而是描繪病榻上的活。對比早年抹消自我，屈從於社會規範與宗教意識型態，走向死亡的母親不再溫馴，即使屈辱，縱然徒勞，肉身的自由與主體性仍能以存在主義式的反叛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