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部書所探討的是在東亞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中，儒家經典及其價值理念與日本及朝鮮之地域性特質的互動、衝突或融合之問題，尤其聚焦於儒家經典的閱讀者之「自我」與「他者」之互動，以及經典中的知識與東亞各國權力結構之互動。本書原是我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NSC
95-2414-H002-028-MY3，2006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日）之主要成果，經大幅改寫而成。我想先說明本書之問題意識及寫作構想。
本書之問題意識從東亞出發思考，實係以21世紀全球化時代人文研究之新動向為其宏觀之學術背景。
進入21世紀，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動向正隱然形成之中。這股新動向主要是由於「全球化」潮流與亞洲的崛起這兩大力量的相激相盪所造成。「全球化」是大家都耳熟能詳並身處其中的潮流，而亞洲的興起不僅是因為在亞洲歷史上出現如儒學、佛教、道家、神道等偉大的精神傳統與宗教信仰，出現源遠流長的漢字文化、中國傳統醫學等文化遺產，出現影響深遠的律令制等政治制度，更是因為20世紀末以來亞洲地區的快速發展，日本發行的《週刊東洋經濟》曾統計：自1996年至2005年的10年之間，亞洲各國之間的航空旅客成長率109%，遠超過全球跨洲的平均成長率60%、亞洲與北美間的67%、亞洲與歐洲之間的59%，以及歐洲各國之間的36%。而且，全球各地人口超過千萬的19個大城市中，有11個在亞洲。亞洲的崛起應是21世紀全球化時代可以預期的新趨勢。在亞洲地區勇猛發展之際，東亞地區的人文學術研究迫切地需要新的取向與新的視野。
但是，回顧20世紀東亞各國的人文研究趨勢，固然個別學者或研究機構有其精深紮實的學術成就，但是就其大趨勢而言，常常出現兩項明顯的傾向：
第一，20世紀東亞人文學界許多著作常以西方經驗作為研究時的參考架構，以東亞經驗印證西方學術理論。例如，20世紀中國著名思想史學者侯外廬（1903-1987）宣稱他「主張把中國古代的散沙般的資料，和歷史學的古代發展法則，作一個正確的統一研究。從一般的意義上言，這是新歷史學的古代法則的中國化，從引伸發展上言，這是氏族、財產、國家諸問題的中國版延長」。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確實是企圖以中國歷史經驗作為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理論的亞洲版本之註腳。
第二，20世紀東亞各國學者人文研究的視野常以自己國家為中心，較少採取跨國或跨界之視野，因此，較少或難以提出具有普遍意義之命題。20世紀中、日、韓各國的文史哲研究論著，呈現相當明顯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國族論述」，也就是日語所謂「一國史」（いっこくし）的研究視野。
以上這兩大研究傾向常交互作用並互為因果，所以流弊所及，使東亞學術界的潛力難以發揮，正如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張光直（1931-2001）在1994年所說：「中國人每個人都有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本錢。研究的資料，則有一部二十四史，﹝……﹞為甚麼在20世紀的學術研究上，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作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揮？」張光直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應以上所說20世紀東亞人文學術研究的問題，在21世紀全球化的新時代裡，我認為東亞人文研究可以採取以下三種研究取向：
第一，聚焦東亞經驗，從東亞出發思考。事實上，跨出國家疆域而以東亞作為研究之範圍，正是21世紀人文研究的新動向之一。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亞洲（尤其是東亞）的興起，以及「全球化」趨勢的加速發展，東亞人文學界開始從20世紀常見的「國家中心主義」的研究格局，逐漸轉而以東亞為研究的視野。舉例言之，日本東京大學原有的「中國哲學」講座，早已更名為「東亞思想文化學」講座。日本各大學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資助的卓越研究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簡稱COE）計畫，也大多以東亞為視野。南韓政府所推動的「21世紀韓國頭腦」卓越計畫（Brain Korea
21，簡稱BK21），在人文學科方面的計畫也是以東亞為研究範圍。臺灣自2000年開始所推動的兩梯次卓越研究計畫，也都是以廣義的東亞文化範圍為研究領域，如「東亞儒學」、「東亞民主」、「華人心理學」等計畫，2006年起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所屬創始計畫如「東亞經典與文化」、「東亞民主」、「東亞法治」、「全球化」研究計畫以及後來的「華人的人觀與我觀」與「生產力與效率：從東亞走向全球化」等研究計畫（在2006-2010年執行），以及2011-2016年所推動的各項研究計畫，均在不同領域與程度上說明了21世紀人文社會學術研究的新取向。這種新的研究取向必然具有跨文化的、跨國界的、跨學科的、多語言的多重視野。這種學術社群必然管弦嘔啞、眾聲喧譁，是「萬山不許一溪奔」的學術社群。必須特別強調的是：我在此所謂「聚焦東亞經驗」，實係有感於我們愈深入東亞歷史與文化經驗，就愈能開發其全球性之意涵，而「從東亞出發思考」，正是建立具有普世性的學術命題的重要起點。
第二，以經典或價值理念為研究之核心。20世紀中國人文學術研究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基礎，這種狀況固然與清代樸學的學術傳統有關，也與20世紀初年歐陸實證主義思潮相激盪。在實證主義風潮之下，20世紀中國人文研究論著，關懷「事實」問題遠過於「價值」問題。
但是，問題是：「事實」如果不是置於「價值」的脈絡中加以衡量，那麼，「事實」的意義多半難以彰顯。展望21世紀的人文研究，除了過去所注重的「事實」問題之外，更應加強有關「價值」問題的研究，尤其是承載價值理念的經典，更應成為人文研究的核心。
第三，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我雖然強調以「從東亞出發思考」作為新時代人文研究的策略，但我們也必須注意東亞各國歷史經驗與人文傳統中的「同」中之「異」。只有深入具體而特殊的，並且具有地域特色的各別文化脈絡，我們才能開發並拓展全球的視野，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3-2006）所謂「具有全球意義的地域知識」，正是指此而言。
東亞各國固然都分享漢字文化、儒家價值理念、佛教信仰、傳統中國醫學等共同的文化質素，但是，中、日、韓、越各國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之差異，也不容我們忽視。例如，作為儒家價值承載者的儒家學者，宋代以後的中國是士大夫階級，與朝鮮時代（1392-1910）朝鮮社會的「兩班」階級不同，也與德川時代（1603-1868）日本的儒者只是一般的知識分子，在各自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大不相同。
因此，如果我們能將東亞文化的共同質素，放在各國具體而特殊的文化脈絡中加以分析，就更能避免「去脈絡化」的弊病，而使研究對象的發展歷程更具有實體感，也更具有厚度。
隨著21世紀全球化時代中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解疆域化」，以及「區域經濟」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10+1、大中華經濟圈等經濟體的興起，人文研究勢必形成新的取向。21世紀人文研究策略，如果採取「從東亞出發思考」、「以經典或價值理念為研究之核心」，並「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的研究策略，就可以開展許多新的研究的可能性。
在上述21世紀新學術視野之下，本書各章文字中所謂「東亞儒學」這個研究領域雖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等地的儒學傳統，但是它並不是東亞各地所呈現的不同版本的儒學拼湊而成的「馬賽克」（mosaic）。「東亞儒學」的視野超越國家的疆界，它既是一個空間的概念，也是一個時間的概念。作為空間概念的「東亞儒學」，指儒學思想及其價值理念在東亞地區的發展及其內涵。作為時間概念的「東亞儒學」，在東亞各國儒者的思想互動之中因時而變、與時俱進，而不是一個抽離於各國儒學傳統之上的一套僵硬不變的意識形態。
本書將東亞儒學經典及其價值理念，置於中、日、韓各地的文化脈絡中加以考察，分析源起於中國的儒家經典及其核心價值與各地地域特質的互動。
本書既以東亞為視野，主張「從東亞出發思考」，因此，首先必須就「東亞文化交流史」這個新學術領域有所探索，本書第1章〈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就分析「東亞文化交流史」領域中之問題意識及其研究主題，作為本書之〈導論〉。
本書第2部分〈「自我」與「他者」的互動〉包括第2、第3、第4共3章，探討在東亞周邊地區如日、韓等地的儒者，解釋中國儒家經典時，常常體驗中國儒家經典中的「普世價值」與「地域特性」之間的張力關係，與「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張力關係。本書第3章比較18世紀中、日、韓儒學思潮的同調與異趣，第4章以中國經典中常見的特殊詞稱「中國」這個概念為中心，分析「中國」概念在近世日本與現代臺灣的轉化。
接著，本書第3部分〈知識與權力的互動〉包括兩章，第5章研究東亞儒者解經之途徑及其問題，指出在東亞儒學解經傳統之中，「體知」是一種手段，而「體現」才是讀經之目的；東亞儒學讀經的根本目的並不是在於對經典進行知識論意義的「理解」，而是將經典中的價值理念含納到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生命受到經典的價值理念的浸潤與轉化。所以，東亞解經傳統中的「體知」這個課題，是東亞儒家詮釋學中極端重要的研究課題，與當代文化人類學與戲劇學中的“embodiment”這個課題，可以互相發明，開發東亞研究的新視野。
本書第6章特別注意到經典解釋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兩者之間一方面既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又互為緊張；兩者在相互競爭中既互相滲透又互相轉化。展現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經典解釋學。
總而言之，隨著21世紀世局的轉變，將儒家傳統置於東亞文化交流的脈絡中加以考察並衡斷其價值，是新時代人文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值得努力以赴。本書是我自己在這個新領域探索的初步成果，謹以虔敬之心，獻給有心於「東亞儒學」研究的同行學者，並期待讀者諸君子的教正。
黃俊傑
於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010年2月4日立春
2016年3月31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