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千古大變局
一個老邁昏聵、日薄西山、風燭殘年的老大帝國，除了鳳凰涅槃、脫胎換骨、死而復生外，難道還有別的出路與選擇嗎?!
１
暴風驟雨就要來了，可屋內的人渾然不覺。滿屋子的人，自古以來曾經「出產」過那麼多號稱通天達靈、先知先覺的巫仙神怪，卻沒有一人產生哪怕一星半點的預感。真的沒有，一個也沒有！
由多子多福之家、三世同堂之家，到家族宗族之家、家國同構之家，經家庭而家族到國家，最終形成「家天下」的大一統模式──一間伸張無際的「屋子」，一個龐大無比的「家國」，便是囊括一切的「天下」了。「天不變，道亦不變。」儘管「天下」之人一代又一代，後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卻始終依照固定不變的模式，循著一以貫之的軌道，保持從容不迫的淡定。不知不覺間，幾千年的光陰就這樣轉瞬即逝。幾千年啊！什麼天災人禍、驚濤駭浪、艱難險阻、坎坷挫折沒有經歷過？可大家就這麼過來了，不僅過得挺好，而且形成綿延不絕的悠久歷史與熠熠生輝的燦爛文化。因此，安之若素、泰然處之、遊刃有餘、傲視天下不僅是一種自我陶醉的天朝心態，也是一種自適自足的理想境界。「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什麼都不必擔心，不必憂慮，不必張皇，後人循著前人的足跡，前人依著先人的傳統，先人傍著古人的經驗，儘管走下去就是了。哪怕少有的「先天下之憂而憂」，也並非當下人們視野裡的憂患意識，並非追尋美好的社會制度，探索理想的發展之路，以超越歷史與傳統，而是如何求取「居廟堂之高」與「處江湖之遠」的為官從政之道，如何保持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平衡、穩定與和諧，如何因循過去的推力與慣性維護舊有的傳統範式......
然而，「狼」來了，說來就來，來得那樣迅猛凌厲，出人意料！
昔日之「狼」，源於邊關陸地──西南不足慮，只要防著鐵騎奔突、為患最烈的北狄西戎即可。
而今之「狼」，卻來自大海，乘著高大的鐵甲堅船，由東南沿海奔襲而來。漫漫千里海岸，軍力有限，捉襟見肘，防不勝防；即使布陣對壘，八旗綠營使用的大刀長矛，怎能抵擋英軍洋槍洋炮？原始與現代抗衡，過去的經驗不靈了，傳統的模式不行了，幾千年不變的「天」說變就變，?那間烏雲密布狂風勁吹飛沙走石。而「道」呢？「道」一下子失卻根基，突然間眼花繚亂莫名其妙找不著北......
是的，而今之「狼」初來乍到之時，從上到下，誰也不知其本性與厲害。
事情得從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說起。
其時，古老的中華帝國已進入封建末世，一股衰朽的氣息彌漫開來，深入、滲透於社會的內在肌理。而表面呈現的，仍是平安無事，一片祥和。道光皇帝並非像此後某些書中描寫的那樣乏善可陳，集邪惡與昏聵於一身。他雖然平平庸庸，無甚大才，但也算得上忠於職守，勤勉有加。道光的執政總原則就是守成──守住祖輩傳下的龐大產業。一般而言，開國皇帝意氣風發勇猛精進，而繼承者能留住先人的輝煌與夢想，就相當不錯了。因此，我們無須苛求道光帝旻寧，況且，他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為節儉的一位，有「小氣鬼」之稱。道光怕花錢，盡可能地將一應開銷節省到最低限度，有時簡直達到了吝嗇的地步，與皇帝的身分極為不符。道光規定「宮中歲入不得超過二十萬」，「宮中用膳，每日不得超過四碗」。有人戲言，如今規範官場鋪張浪費的「四菜一湯」，其始作俑者便是道光皇帝。他「極崇儉德，平常穿湖縐，褲腿膝上穿破一塊，不肯再做，命內務府補之」。堂堂皇帝穿補丁褲子，不唯清朝，恐怕在中外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極其少見的典型與模範了。只是後來被一批馬屁精弄得扭曲走樣，他們揣摩「聖意」，上行下效，以穿補丁褲子為榮。普及開來，當時朝中大臣，人人都穿一條打補丁的褲子。本是一件節儉好事，結果以一種滑稽的方式留傳於世。
國人心中，當皇帝是天下最美的差事，三宮六院綾羅綢緞山珍海味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統馭天下號令一出大地震顫誰敢不從？皇帝，簡直就是為所欲為的同義詞。因此，國人在潛意識裡，都有一份想弄個皇帝當當、玩玩的慾望與念頭。其實，皇帝也有皇帝的苦衷，受制於無形的傳統、家法、諍諫不說，僅每天上朝聽取大臣彙報，批閱公文處理重大事務，這一馬拉松似的無休止勞役就夠受罪一輩子的了。風光無比的康熙皇帝就曾訴苦似地寫道：「皇帝的責任沉重不堪，簡直無法規避......臣吏如願侍奉則侍奉，如願息止則息止，而為人君者則終生碌碌不已，無處可以休息。」並且有人做過統計，皇帝是所有職業中風險最大的一種，隨時都有掉腦袋的可能，善終者的比例微乎其微。這不，道光帝就因國人大量吸食鴉片這一長期無法解決的事情所困擾，弄得他寢食不寧心力交瘁。
自乾隆初年起，吸食鴉片成為一種流行的時尚，使得拖著長辮、邁著裹腳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趨之若鶩。鴉片，這一源於西方的黑褐色凝結物，猶如吸血魔鬼，只要你染上它吸食成癮，就會耗盡家財變得萎靡不振形銷骨立。因此，早在道光之前的一百多年，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清廷便頒布了禁煙律令。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朝廷越是嚴加查禁，百姓越是吸食成風。雍正七年初禁時，西方輸入鴉片二百箱；近百年後道光執政之時，也即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輸入鴉片四千七百七十箱；道光七年（一八二七），達到一萬零二十五箱；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數字為二萬八千三百零七箱！據有關資料統計，全國吸毒人數超過四百萬，其中就有政府文官二十萬，清軍官兵二十萬（清軍總計八十萬）。因鴉片而造成的國民身體素質之低下，精神之衰疲，道德之敗壞，到了不忍正視的程度。對一位節儉皇帝來說最為擔憂與寒心的，便是白銀的大量流失，國庫空虛，入不敷出。
事已至此，道光皇帝不得不痛下決心，徹底禁煙！
禁煙禁煙，說說容易，真要徹查嚴禁，實在難之又難。不然的話，何以禁了一百多年，卻越禁越泛濫，越禁越猖獗？道光明白，要想禁煙成功，首先得有一位辦事精練、堪當大任的重臣不可。道光雖然才德平庸，可置於深宮的他挑選人才的眼力卻半點也不差，一下子就選中了時任湖廣總督的大臣林則徐，下旨緊急召見。
林則徐由武昌匆忙啟程，十二月二十六日（西曆）抵京，二十七日一大早就被召入皇宮，可見道光心情之迫切。在京逗留十三天的日子裡，林則徐被召見八次密談磋商。第四次召見時，道光特地下了一道手諭，給林則徐以少有的恩典──「紫禁城賜騎」。當林則徐騎在飾滿彩纓的高頭大馬上，緩緩進入皇宮之時，這一被稱為「國初以來未有之曠典」的殊榮場面，就連道光本人也未曾見過，不由得早早候立殿外，觀賞這一由自己親手導演的稀世奇觀。
皇上越是重視，林則徐就越是感到肩頭責任的重大。受命臨行前夕，林則徐拜訪座師沈鼎甫侍郎，面對禁煙任務的艱難、複雜與嚴峻，師生倆談至動情之處，不由得「相顧涕下」。林則徐道：「死生，命也；成敗，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為門牆辱？」只要有利於國家社稷，他已將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
儘管林則徐意識到了禁煙危難並決心拚盡全力以報效皇帝的知遇之恩，但怎麼也沒想到，他所面對的再也不是過去隸屬於天下範疇之內的所謂蠻夷，而是一種聞所未聞的新型異質文明，一個最早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先進文明行列的大不列顛帝國。古老而封閉的中華帝國將由它的禁煙運動而進入一個陌生時代，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以極不情願的角色與迫不得已的姿態，被納入世界一體化秩序之中重新定位。這一不可預測的變數誰也沒有料到，林則徐本人沒有料到，林則徐摯友、學界文壇比肩而立的兩顆巨星魏源、龔自珍沒有料到，道光皇帝更是不可能預料得到──他對林則徐的要求是既達到禁煙之效，又不可輕啟邊釁，作為一個吝嗇守成的皇帝，穩定壓倒一切，他可不願因此而爆發一場動亂與戰爭。
清乾隆帝在一七五七年詔告天下，劃定廣州十三行為唯一對外貿易口岸，史稱「一口通商」。這也是中國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不，根本算不上通道，只是一線又狹又窄的門縫，一個又細又小的洞口而已。即使無孔不入的鴉片，由外進入中國，也只有通過廣州十三行這唯一孔洞方可。因此，林則徐禁煙的目的地就是廣州，目標就在十三行！
一八三九年一月八日，林則徐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欽差大臣身分，乘坐十六人抬槓大轎，離京南下。
歷經六十二天行程之後，林則徐剛剛抵達目的地，就開始了一場雷厲風行、前所未有、轟轟烈烈的查煙、禁煙運動。他沒有像過去那樣不痛不癢地從中國人手中收繳鴉片，因為這些中國人充其量不過是些「二道販子」而已。真正的毒源在於外國商人，是他們不遠萬里將鴉片運到中國，利用廣州十三行這一清廷許可的特殊通路，不惜一切手段瞞天過海，將罪惡的種子撒向中華大地。於是，林則徐棋高一著地頒布一條新的查禁手諭：責成外國商人呈繳鴉片！於是，就有了直到今日仍令人慷慨激昂、回腸蕩氣不已的虎門銷煙──從英商手中收繳二萬多箱，總重量約二百四十萬公斤的鴉片被林則徐下令全部銷毀。這些鴉片若用現在的四噸載重卡車裝運，約需三百輛，足以排成三里長龍。虎門銷煙，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反毒禁毒活動，因製造毒品的技術含量與濃縮程度越來越高，估計今後也難有一次性焚毀毒品超過二百四十萬公斤的超常紀錄了。
然而，虎門銷煙觸及了英國政府的利益，惹惱了一批素以文明自居的英國議員，更為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好戰分子找到了藉口。他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踐踏人類公正，不惜蒙上永久恥辱，發動一場不齒的以保護鴉片貿易為目的的侵略戰爭。
人類歷史上，勝利女神時常置公平、善良、正義於不顧，將天平的砝碼傾向邪惡一方。鴉片戰爭即是典型的一例。
這是一場雙方都自認為不在話下的戰爭。清廷不僅沉醉於開國以來的赫赫武功，也陶醉在幾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之中。在清廷眼裡，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小國島夷，膽敢與堂堂大清王朝為敵叫板，不是不自量力以卵擊石嗎？要知道，清朝從東北起家，入關南下，指東打西，無往而不勝，還從未遇過真正對手呢！只是天朝國策，先文後武，先禮後兵，先撫後剿而已。既然文、禮、撫不成，自然只有剿滅一途了。而英人在經過前所未有的工業革命之後，殖民地遍及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陸板塊，國力之強大，無與倫比，無人敢攖其鋒，自稱為「日不落帝國」。
滿清陶醉於昔日的成就與榮光之中，所持有的是一種盲目的自傲。而英人所憑恃的，則是現有的實力與資本，其自信建立在科學的分析、調查與瞭解之上。兩個自負的對手，狹路相逢，互不相讓，戰爭，終於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地爆發了。
其實，這根本就不是一場實力對等的戰爭。曾先後十八次到過中國從事鴉片貿易的商人安德魯（Andrew），在致英國政府的一封信中，認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國家，只靠著系統的謊言、妄誕的諭旨、人民的愚昧來維持......對其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早在一八三二年，英國駐廣州商員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
1802-1881）就曾率員七十多人乘阿美士德號（Lord
Amherst）英輪由澳門出發，以考察商情為名，對廣州、廈門、福州、舟山、寧波、上海、威海等地進行過一番軍事偵察，對中國沿海所設炮位、守備兵力、武器裝備、戰船數量等瞭解得一清二楚，並測量繪製了沿途航道、河道、海灣的詳細地圖。在上海，他們發現清軍使用的武器還是原始的弓箭、大刀與藤牌，雖有少量火槍，但已成為擺設，因為上面全都生鏽了。於是，胡夏米不由地輕蔑說道：「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堅定、訓練良好的士兵，或比這個數字更少，就可以徹底消滅比這五百人更多的軍隊。」他認為只需三個月，就可武力解決中國。另一隨行的德國醫生兼傳教士甲利（即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更是狂妄地說道：「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隻組成的整個中國艦隊，都抵禦不了一艘戰艦。」不幸的是，他們的話在此後的戰爭中竟多次應驗。鴉片戰爭期間，清軍總兵力八十萬（八旗二十萬，綠營六十萬），因兼有警察、內衛、國防三種職能分駐全國，作戰時不得不從各地抽調，清廷實際用於作戰的部隊約十萬。侵華英軍最初四千，後增至一萬多。可就這約占英軍總數十分之一的軍隊，竟打敗了十萬清朝大軍，一比十，可見胡夏米所言並非虛妄。而甲利所言之實就更加令人沮喪不已，因為不僅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水師未能擊沉一艘敵艦，就是此後建立了近代化海軍北洋艦隊之後，直至清朝覆亡，也未能擊沉哪怕一艘敵人的艦艇。
不論武器，還是素質，清、英兩軍都不屬於同一檔次與層面。在英軍殺傷力極強的火炮與來福槍面前，清軍的大刀、長矛、箭戟及少量土炮、土銃，實則比手無寸鐵強不了多少，與赤手搏狼並無二致。清軍的武器裝備至少落後二百年，而個人素質也乏善可陳。清朝實行募兵制，一旦進入軍營就意味著終生服役。於是，老弱病羸常常充斥其間，眷屬也隨住兵營。官兵不習文化，不事操練，更有不少吸食鴉片、聚場開賭者。而英軍全都經過嚴格而正規的軍事訓練，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近代化虎狼之師。更要命的是，清兵毫無鬥志，剛一交戰便被聞所未聞的驚天炮聲嚇得喪魂失魄，不到幾個回合就左右觀望，稍一受挫則望風而逃。常言道，兩強相遇勇者勝。清軍遠非強者，又與勇敢絕緣，因此，整個鴉片戰爭期間，清兵要麼慘遭屠戮，要麼潰不成軍。
版圖與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國力的主要因素。說到底，這是一場不同文明──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交鋒與較量，也是一場實力懸殊清軍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戰爭。然而，關於這場戰爭，卻出現了許多直到今天仍未徹底澄清的神話。
一八四○年六月下旬，英國遠征軍進抵澳門海口，以六月二十八日封鎖珠江口為標誌，鴉片戰爭正式爆發。然而，英軍僅留少量兵力圍而不打，他們有意繞開廣州，在廈門遞交戰書，主力長驅北上，進犯閩浙沿海，七月六日攻陷浙江定海，八月中旬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於是，就有了英軍懼怕林則徐之說，認為他在廣東採取的佈防措施使得英軍無隙可乘，不敢輕舉妄動。不僅他人這樣認為，林則徐自己也持如此看法。當他得知定海失陷的消息之後，並未反省己不如人，而是指責浙江方面沒有像廣東那樣嚴加防範。其實，英軍壓根兒就沒想過害怕誰的問題，只是其著眼點並非廣州。英國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在致海軍部的公函中明確強調，在廣東「不必進行任何陸上的軍事行動」，「有效的打擊應當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戰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種外交手段的延伸。英國政府很清楚，只有直搗京津，讓清廷震悚，才能達到他們所要達到的有效目的。英軍的作戰行動，顯然是在執行巴麥尊的訓令。
此後，南下發動廣州戰役。面對兇猛而凌厲的攻勢，清軍經過三天保衛戰，便以慘敗告終，廣州城不得不升起求和白旗。對此，英國參戰軍官麥華生（Duncan MacPherson）在《在華二年記》（Two Years in China）中不無得意地?述道：「這個驕傲的城市，我們在此常被藐視，國旗常被侮辱。它的人口有一百萬，軍隊誇稱五萬，現在它要在僅占它兵力的十二分之一的人面前受辱。」
鐵的事實說明，廣州並非固若金湯，在英軍的槍炮前它無力防守。然而，關於林則徐不可戰勝的神話卻因此而越編越圓，越傳越遠。因為廣州之戰爆發前，林則徐便以「誤國病民，辦理不善」的罪名被革職了。道光皇帝曾一再交代不要輕啟邊釁，林則徐的違逆顯然使他大光其火，予以懲處也屬意料中事。由此可見，林則徐被道光選為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之始，就注定難逃厄運了。既要堵住鴉片源頭，杜絕鴉片流入內地，又要保持天下安寧不致發生戰亂，這是一個近於悖論的兩難，任是誰也無法化解。也就難怪林則徐本人，他的座師，還有友人早就為他的前途與命運而深深擔憂了。其實，廣州之防守，就建立在林則徐任欽差大臣時的準備之上。廣州備戰期間，林則徐雖被革職，卻沒有離開廣州，一直協助新任統帥佈防，且不時建言建策，並得到了有效的採納。
堂堂天朝竟然敗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島夷之手，廣大民眾，包括政府官員、知識分子、普通百姓怎麼也接受不了這一嚴酷的事實。於是，他們將英軍北上歸於害怕林則徐，將後來廣東的戰敗歸於林則徐的革職，將各地戰事一敗再敗歸於當地沒有林則徐這樣的人物。林則徐革職不久，新任閩浙總督顏伯燾及新任浙江巡撫劉韻珂就不顧觸犯龍鱗之罪，要求重新啟用林則徐以對付英人，理由之一，就是「該夷所畏忌」。此後，廣東民眾面對英軍進犯，在一份檄文中不禁質問道：「汝已稱厲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內攻打廣東？」就連鴉片戰爭結束後撰述的《中西紀事》、《夷氛聞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三部史書，也認為最初英軍北上，緣於林則徐在廣東嚴加防守、無隙可乘之故。
從某種角度而言，道光對林則徐的懲處──革職流放，反而成全了他，成就了一個民族不可戰勝的神話。這一神話猶如一柄出鞘的雙刃劍，既可堅定民族信念，樹立民族自尊，卻也遮蔽了有關事實真相，繼續維持清廷的妄自尊大，迎合國人的盲目自信。
三元里抗英也是一個滾雪球般不斷擴大的神話。在此，我們有必要還事實以真相。
三元里抗英，是一次少有的勝利，也是整個鴉片戰爭期間一個極其閃光的亮點。這次民眾自發的保衛家園戰鬥之所以取得勝利，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大雨淋濕了英軍的燧發槍，火藥不能發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農具為主的武器上升到與英軍武器同等的水準；地利：英軍縱深追擊不諳地理，被引入全是「爛泥塘」的牛欄岡、唐夏村一帶，因迷路而被團團包圍；人和：三元里民眾為保衛家園奮起抗爭，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氣貫長虹令敵喪膽。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戰績也並非後來宣傳的那樣擊斃伯麥（Commodore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 1786-1850）、畢霞（Beecher）等英軍主將，殺敵數十、一百、兩百、三百乃至七百四十八人等諸多說法。據英人所述，陸軍司令郭富（Viscount Hugh Gough,
1779-1869）於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晨親率三個步兵團及部分孟加拉志願軍開進三元里追擊鄉民，不久突遇大雨，郭富急令撤退。因「天氣陰霾，辨識道路並不容易，稻田成為一片汪洋」，於下午四時才撤出數以萬計的村民包圍圈。撤出後卻發現三十七團第三連約六十人失蹤，郭富急忙調來兩個水兵連前去接應。這兩連水兵配備裝有雷管機、不怕雨水淋濕的「新洋槍」，他們循著槍聲及喊殺聲找到「在稻田上排列成正方形」的失蹤士兵，用排槍驅散圍攻鄉民，終於在當晚九時左右將其接應歸隊。
綜合各方面資料，英軍傷亡的實際數字為死亡五至七人，受傷在二十三至四十二人之間。儘管如此，三元里抗英在鴉片戰爭期間所進行的諸多戰役中，英軍傷亡人數排列第四。沒有經過軍事訓練的普通民眾與近代化武裝的英軍對陣，能獲得如此戰績，用於宣傳鼓舞士氣，喚醒普通百姓的民族愛國熱情，自然十分必要，但若誇大其作用，認為只要廣泛發動民眾，就可取得鴉片戰爭的最後勝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種迷誤。此後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運動的徹底失敗就是一種明證。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萬多民眾乘勢包圍了英軍據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廣州知府余保純勸退，不然的話，在威力強大的巨炮與射擊準確的來福槍面前，當地民眾將遭遇一場殘酷的屠殺。
關於鴉片戰爭的真相，此外還有許多弄虛作假、篡改偽造、刻意掩飾。
每次戰役，各地官員、將帥總是無一例外地誇大戰績，有時達到了不著邊際的地步，動不動就是殲敵數百數千，擊毀擊沉敵艦無數。果真如此，由十六艘海軍戰艦、四艘武裝輪船、二十八艘運輸船、五百四十門大炮、一萬多官兵組成的英國「東方遠征軍」恐怕早就在中華大地消失殆盡了，又何來迫不得已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即以廣州保衛戰為例，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廣州城已被英軍重重圍困不得不升起白旗，靖逆將軍奕山還在給道光皇帝的一道奏摺中宣稱清軍連續三日頻頻獲勝，並擊沉英軍輪船一艘，焚毀英人三桅兵船一艘。
整個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傷亡的實際情形是，死於疾病的數字遠遠大於陣亡。縱觀歷次戰役，英軍損失最多的一次是當屬鎮江之戰，計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人受傷，三人失蹤。儘管如此，英軍僅用一天時間，就攻下了鎮江。
鎮江陷落，清朝第二大都會南京失去屏蔽，貫通南北的大運河被攔腰截斷，江南的大量漕米、稅銀無法運輸北上，供給需以大運河為支撐的北京受到了直接威脅。仗打到這個份上，彷彿咽喉被人扼住，獲勝的希望實在是太渺茫了。外患既不可去，而漢人乘機造反的內憂更是弄得道光皇帝寢食不寧，只覺得座下的龍椅在一個勁地震顫不已。於是，他不得不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長歎，罷兵求和。（文未完）
〈跋〉
歷史的槓桿
曾紀鑫
很長一段時間，我視野裡的中國近代史，是教科書裡的近代史，是強勢媒體籠罩下的近代史。這是一部血與火的歷史，是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壓迫、剝削的歷史，是一段晦暗、屈辱、壓抑、喪氣得令人喘不過氣來的歷史。我不願提及，不願涉足，害怕所引起的苦痛使我難以忍受，害怕那片黑暗的天空將我吞沒，我盡可能地，有意無意地回避著。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卻又不得不浸淫其中。特別是近年來，更是耗費了我大量的時間。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進入越深，瞭解越多，特別是觸摸到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真相與局部細節之後，對近代史的認識，竟發生了較大改變。
一部中國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了的歷史，被利用了的歷史。
重讀、深讀、細讀的過程，也是去蔽與還原的過程。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才智的時代，這是愚昧的時代，這是充滿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對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評述，同樣適合於中國近代史。
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封閉的，又是開放的；既是專制的，又是民主的；既是愚昧的，又是科學的；既是落後的，又是進步的；既是黑暗的，又是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既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腐朽敗壞的時代......古與今、中與西、新與舊，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彙集一身、紛紜複雜、交錯並存，它們在對立中統一，在衝突中轉化，在涅槃中新生。
而教科書與過去的宣傳告訴我們的是，以鴉片戰爭為肇始，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推行殘酷的殖民統治，干涉、禁錮、遏制了中國的進化，從而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後、愚昧、腐敗、積貧與積弱。一句話，中國近代史上的幾乎所有災難，全由帝國主義一手造成。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學貫中西，早年推崇西方文明，晚年又回歸孔孟的嚴復認為，中國的病症並非由帝國主義負主要責任，其困境與落後百分之七十來自「內弊」。
嚴復的這種認識，無疑相當清醒而深刻。
鴉片戰爭的炮火打破了中華帝國幾千年鐵板一塊的封閉狀態，國人隨著林則徐那漸漸睜開的雙眼，透過彌漫的硝煙，開始窺視、打探、瞭解外部的世界──一個與中華傳統文明迥然相異的從未瞭解的難於想像的世界。
不錯，鴉片戰爭是屈辱的，我們以失敗者的身分不得已簽下了條約，打開了國門。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隨著中華帝國的積貧積弱、老邁僵化，我們的文明已失卻了往昔的博大、恢弘、開放、學習、拿來等基因與成分。華夏民族五千年前就有了原創的先進文明，而五千年後的傳統文明，卻並不先進了。自春秋戰國以降，中華原創文明每況愈下，由爭鳴的諸子百家到獨尊的唯一儒家，再降為儒家中的理學流派，又降為理學流派中的分支朱子學。道路越走越逼仄越狹隘，原本充滿智慧、富有活力的文明，成為一種知識與材料的累積，淪為一種區域性文明。
黑格爾說：「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此言雖不無偏激之嫌，但的確道出了中國社會、傳統、歷史中的諸多事實、本質與真相。中西文明是兩種體系與結構截然不同的文明，中華文明不論如何發展進化，其內裡怎麼也誕生不了西方「船堅炮利」式的異質文明。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外部迫不得已的推動力量，沒有鴉片戰爭的爆發，沒有西人的來華，沒有西方文明的介入，沒有一種新的文明體系作參照，古老的帝國將沒有危機，沒有改革，沒有斷裂，沒有變異，仍處於封閉自斂、靜止循環、自我陶醉的狀態，仍是長辮、裹腳、皇帝、太監、宮女、磕頭、奴才之類的與專制皇權相適應的封建糟粕，仍走著千百年來一以貫之的軌道，在晚風的夕陽中唱著一首古老的歌謠，一直晃晃悠悠地唱到今天。
是鴉片戰爭打破了大清帝國的封閉，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國門一旦打開，哪怕只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似地僅僅拉開一條縫隙，推開一扇窗戶，打開一道窄門，就再也無法關閉回到當初。中華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舞台更為廣闊，內容更其豐厚。當然，伴隨著的，也有深廣的憂憤，不懈的求索，無邊的血淚，連續的受挫......猶如嬰兒分娩時的陣痛，不論何時，中華民族都難以逃脫這一冥冥中的劫數，不過時間或遲或早罷了。開放越早，就越能圖強自存；越遲越頑固，則失去的機會越多，付出的代價越大；如果完全拒絕開放與進步，則如那些至今仍生存於原始森林、孤僻荒島的部落居民，面臨全面失語、整體終結的悲慘命運。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如果我們全面開放，力求進取，順應潮流，早就融入世界文明體系，成為一個先進、自由、民主、強盛的國度了。
令人悲歎的是，受制於封建傳統文化，我們步履蹣跚。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反而成為民族前進的包袱，成為抗擊西方文明的利器，成為回避先進文明的遁詞與隱居所。歷史的惰性如鎧甲般堅硬厚重，在儒家教條文化的籠罩下，要想達到預期的收效與進步，真是難之又難。對此，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一書中寫道：「中國有一種深藏不露的文化優越感。當然，正因為這樣，他們在現代落後狀態中受到的恥辱感覺，也就格外強烈。總而言之，中國要現代化不得不比多數國家走得更遠些，改變得更多些，就是因為它停滯不前為時太長了。結果是有一種強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國的革命性變革有痙攣性，有時內部抑止住了，有時還帶有破壞性。」
拿破崙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名言常被我們自豪地加以引用：「一旦中國醒來，世界都為之震動。」可我們卻忽略了另外一名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對中國國情有著深刻瞭解的英國人赫德的一段論述：「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著他做一番偉大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哈欠，又矇矓地睡著了。」
一部中國近代史，由被動挨打，到觀望審視，而主動變法，仁人志士真是殫精竭慮，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心機，追尋一切可能，付出一切代價，探索一切道路，可謂百藥嘗遍──林則徐禁煙、洪秀全造反、李鴻章洋務、康有為改良、孫中山革命......每次運動雖然都沒有獲得真正成功，但它們一環緊扣一環，新陳代謝，下環連著上環，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地推動著中國社會朝著更加理性、更趨先進的方向呈螺旋狀上升發展。由器物的引進與模仿，到制度的學習與更替，發展為文化的變革與創新，器物─制度─文化，三個層次互相滲透，因緣共生，不斷推進，最後的落腳點便是國民性的改造。如果廣大民眾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行為等方面向近代化、現代化轉變，沒有「全人格的覺悟」，則器物的效率得不到充分的發揮，建立的制度將扭曲變形面目全非，一切美好的理想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