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緣起〉
為優質新聞與傑出記者而努力
蕭新煌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是為了肯定和獎勵優秀新聞記者而成立的。
新聞記者此一專業的特殊性，在於一個記者不論隸屬於哪個媒體，或擅長哪種路線，都應該秉持報導事實真相與維護社會公益的前提，去進行每日的新聞工作。記者不該只是一種謀生的職業，它頂著民主社會第四權的冠冕，又揭櫫言論自由的崇高價值，再加上自主性極強的作業方式，讓記者行業經常充滿個人主義色彩，有時又帶一點英雄主義氣質。
相較於學者專注與知識體系對話，記者較了解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又由於經常站在重大事件的現場，他們必須目睹真相，見證歷史。在他們深入淺出、肌理生動的筆觸下，影響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或關鍵人物，乃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無怪乎在許多西方國家，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傳記，往往出自於有新聞工作背景者之手。
當前台灣的媒體環境實在令人很不滿意，不但有過於追逐市場、短視近利的經營心態，又缺乏身為社會公器的組織自覺。一些優秀的新聞從業人員，起初雖然懷著滿腔熱情，但囿於大環境，終究無法施展抱負而挫折失望。
「卓越新聞獎」書系的出版計畫，就是為了鼓勵那些有志於新聞專業、不放棄理想的傑出資深記者，將多年來在工作中的見聞和心得，經有系統的分析整理後，以專書呈現。這一書系目的，一則是要彌補報紙和雜誌，或因篇幅有限，或因市場考量，所造成的題材限制；二則強調對特具意義的議題，能有論述、剖析的深度與廣度。
此外，我們也希望引介國外優秀的新聞作品，讓他山之石做為本土借鏡，透過精良的譯筆，讓國內實務新聞工作者，及有志入行的傳播科系學生，也能有見賢思齊的機會。
今日的新聞，有可能是明日的歷史。新聞記者想做第一線的歷史記錄者，其工作品質的良窳，乃直接影響公眾耳目的清暗和善惡判斷。如果此一書系的出版，對台灣記者的專業品質、工作經驗累積，與工作成果發表能有貢獻，那我們的努力便沒有白費。
緒論
約翰．皮爾格
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不服從」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德。
——奧斯卡．王爾德
本書封底鐫印著我最喜歡的一段話，美國新聞記者奧曼（T. D. Allman）的名言：「真正客觀的新聞不僅要報導事實的真相，更要闡發事件的意義。這樣的新聞不僅在事發當時動人心魄，更能夠傳之久遠。它的價值不僅在於『消息來源可靠』，更能夠與歷史的展現相得益彰。這樣的新聞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後，依然真實而睿智地反映人間萬事。」
奧曼將這段文字題贈給韋佛瑞德．柏契特（Wilfred Burchett），後者的記者生涯精彩非凡且坎坷險阻，曾經締造所謂的「世紀獨家新聞」（the scoop of the
century）：一九四五年，數百名盟軍的「隨行」（embedded）記者趕集般來到東京，報導場面盛大但行禮如儀的日本政府投降儀式，柏契特卻如他自己形容的「悄悄掙脫狗鍊」，冒險前往一個如今已令全體人類永誌不忘的地方：廣島。柏契特是原子彈爆炸之後，第一位抵達廣島的西方記者，他的報導刊在倫敦《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頭版，標題有如一則預言：「我向全世界發出警訊」（I
write this as a warning to the world）。
柏契特的警訊是針對輻射毒害，但是當時佔領日本的盟軍當局矢口否認，因此柏契特遭到譴責，其他同業也與官方宣傳唱和，群起攻之。柏契特雖千萬人而吾往矣，全面揭露核子戰爭的恐怖景象。一九八三年柏契特辭世時，一如奧曼所言，他的報導已經由「歷史的展現」來證實。本書也收錄了柏契特這篇「世紀獨家新聞」。
其實本書收錄的每一篇作品，冠上奧曼的讚詞都當之無愧。對我個人而言，選輯這些作品是無上的榮耀，讓我得以再一次推崇彰顯柏契特、瑪莎．葛爾紅（Martha Gellhorn）、詹姆士．卡麥隆（James Cameron）、愛德華．穆洛（Edward R.
Murrow）等重量級新聞工作者為人「遺忘」的作品，並提醒世人：人類最高貴的奮鬥事業之一，就是反抗權力以及權力對歷史記憶的宰制。柏契特揭示廣島原爆的意義，葛爾紅直探種族屠殺，卡麥隆彰顯反抗運動：這些經典之作以及當代後起之秀如保羅．福特（Paul Foot）、羅伯特．費斯克（Robert Fisk）、琳達．梅爾文（Linda Melvern）、蘇瑪斯．米爾尼（Seumas
Milne）等人踵武前賢的作品，不僅讓世事水落石出，也讓掌權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這就是新聞報導至高無上的使命。
本書書名中所謂的「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需要做一番解釋，甚至有待重新界定。奧曼的說法是一個很好的起點，讓「客觀性」不再淪為官方謊言的遮羞布。當年我剛踏入新聞界時，「調查報導」一詞尚未誕生，它一直要到一九六○與一九七○年代才大行其道，美國記者鮑伯．伍華德（Bob Woodward）與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的水門醜聞（Watergate scandal）報導尤其膾炙人口。我編輯本書時所持標準較為廣義，除了調查事件真相的報導之外，也納入見證事件與探討理念的作品。因此菲利普．奈特禮（Phillip Knightley）與身兼歷史學家、詩人與諷刺作家的愛德華多．蓋理諾（Eduardo Galeano）大可以在本書中分庭抗禮；前者在倫敦《周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報導藥物沙利竇邁（thalidomide）在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導致胎兒嚴重畸形的醫療醜聞，令人不忍卒睹；後者則揭露了戰爭宣傳、消費主義（consumerism）與大規模貧窮化的猙獰面目。
我特別青睞新聞界傑出的特立獨行之士，他們的報導總是令人精神一振；至於那些名氣更為響亮的同儕，再選錄其作品只是錦上添花，實無必要。以西摩．赫許（Seymour Hersh）為例，儘管他以揭露越南的美萊屠殺案（the My Lai Massacre）奠定名聲，然而本書真正看重的，是他四十年來鍥而不捨、要求掌權者為其行為負責的新聞事業。
在這裡我要趕緊補充一點，在挑選本書收錄作品的過程中（我武斷地以一九四五年為起點），我不得不割捨了幾篇傑作，否則每一篇報導的篇幅都得進一步濃縮。作品清單上原本列有史東（I. F. Stone）一九五二年對韓戰「幕後歷史」（hidden
history）的調查報導，藉以突顯英美聯軍在二○○三年師出無名攻擊伊拉克，並不是歷史先例。史東終其一生都在抗擊新聞檢查制度，然而不知為何，傑瑞米．史東（Jeremy Stone）卻拒絕讓本書收錄他父親這篇扛鼎之作。
調查報導的頂尖作品未必都出自新聞記者之手，本書的伊拉克專輯收錄了一篇學者裘伊．歌登（Joy Gordon）的傑作，她深入探討一場許多記者避而不論、貽害至今猶存的悲劇：一九九○年至二○○三年間，聯合國對伊拉克實施的經濟制裁。這種中古時代作風的圍城行動，犧牲者多達一百萬人，其中有許多都是稚齡兒童；與媒體津津樂道的薩達姆．哈珊（Saddam
Hussein）暴政相較；這樁由「我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卻罕為人知。
另一句深得我心的名言，出自偉大的愛爾蘭揭弊記者克勞德．柯克本（Claud Cockburn）：「任何消息未經官方否認之前，都不能輕易相信。」國家體制說謊成性，但新聞系所的課程並沒有讓學生體認到這一點；否則在國家謊言證據昭然若揭的今日，促使許多年輕記者走上新聞事業的犬儒心態，就不會以讀者、觀眾與聽眾為目標，而是指向惺惺作態的權威。
見不得人的權力最痛恨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們掀開簾幕、戳穿假象、直探真相。來自高層人士的詬罵反而是他們的榮譽徽章。當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拒絕播映卡麥隆拍攝的越戰報導，卡麥隆說：「他們暗地裡說我是個傻瓜，然而真正惹惱他們的是，我居然不肯當他們豢養的傻瓜。」在今日企業化「多媒體」為一小撮有權有勢者把持的年代，許多新聞記者甚至渾然不覺自身已經淪為宣傳工具。權力以各種虛浮的肯定來獎勵他們的合作：賜予宴會中的一席之地，或者頒贈一枚大英帝國勳章（Compan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那些最怠忽職守的記者，只不過是發言人的應聲蟲、簡報者的轉述者，也就是法國人所謂的「刻板官僚」（functionnaire）。本書表彰的則是那些鶴立雞群之士，他們傲然面對威權主義，因此能夠向讀者揭示事關重大但諱莫如深的真相。
米爾尼在本書收錄的一篇報導中，精彩地揭發英國政府與媒體如何攻擊亞瑟．史卡吉爾（Arthur Scargill）以及他領導的全國礦工總工會（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並點出由於諸多主流媒體記者的「冥頑不靈」（dogmatic insistence），新聞界與權力階層得以進行微妙的勾結：
「事件大抵都被視為一種無理可循、偶發混亂狀態的結果……英國主流媒體與大部分反對黨政治人物，長期以來都拒絕深入政府核心，調查或質疑其祕而不宣的工作要務，以及其不需對外界負責的祕密權力架構……從而導致英國政治與權力行使的整體層面，總是能夠迴避正規報導與分析的監督。而且由於新聞界拒絕面對此一層面的問題，人們往往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事件。更可怕的是，那些最肆無忌憚濫用國家權力的人，也因此得以逍遙法外……」
印度記者梵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深知其中道理，因此頌揚「被壓制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要起而反叛權力「主宰的知識」（dominant
knowledge）。在我看來，本書收錄作品正體現了這種精神；每一篇報導都卓然挺立於主流之外，共同元素則是記者對「遊戲規則」的反叛：柏契特在日本、卡麥隆在越南、梅爾文在盧安達、馬克斯．杜普瑞茲（Max du Preez）與賈克斯．帕奧（Jacques Pauw）在施行種族隔離（Apartheid）的南非、葛瑞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與大衛．阿姆斯壯（David
Armstrong）在美國、根特．華萊夫（G?nter Wallraff）在德國、阿米拉．哈絲（Amira Hass）在迦薩走廊（Gaza Strip）、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雅（Anna Politkovskaya）在車臣（Chechnya）、費斯克在黎巴嫩與伊拉克。
職是之故，福特對於汎美航空公司一○三號班機（Pan Am 103）一九八九年在蘇格蘭小鎮洛克比（Lockerbie）上空爆炸墜毀一案，以及後來不公不義的審理與判決過程，進行了長達十一年的追蹤調查，並寫出下面這段義憤填膺的結語：
「法庭對於梅格拉希〔Megrahi，兩名被起訴的利比亞籍嫌犯之一〕的判決可謂荒謬絕倫。可以這麼說，這幾名法官使所有相信蘇格蘭法律正義的人蒙羞；並且為蘇格蘭法律平添一則不公不義的判例，從此與英格蘭的法律成為難兄難弟。他們的判決讓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心滿意足，但是卻辜負了洛克比死難者家屬的要求──這些家屬至今仍然無法理解，摯愛的親友到底是如何、為何會死於非命。」
為什麼這一類型的新聞是如此重要？因為沒有這樣的新聞，我們對不公不義的覺察將無從表達，更無法掌握反抗不公不義必不可少的資訊，這就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至理名言：「被極權體制腐蝕的人，未必就生活在極權國家。」在瓜地馬拉、奈及利亞、菲律賓、阿爾及利亞、俄羅斯與許多高壓政權國家，數以百計的記者慘遭迫害與殺害，因為他們的獨立與勇氣深受當局忌憚。二○○三年，土耳其國會因應民間反對參與侵略伊拉克戰事的強大民意，否決美國政府與土耳其軍方的要求，在這個獨裁陰影幢幢的國家史無前例地展現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其中一大部分原因要歸功於過去那些挺身而出、揭發政權暴行──尤其是對庫德族（Kurd）的壓迫──的新聞記者。土耳其報紙《自由綱領》（Ozgur
Gundem）的主編歐卡．伊西克．尤特庫（Ocar Isik Yurtcu）目前正在服十五年有期徒刑，因為他違反一條法律：在土耳其當局眼中，所有關於壓迫與反抗的報導，若不是宣傳就是「煽動種族仇恨」。尤特庫的案例突顯出法律如何打壓那些挑戰政府與軍隊的人士，他與另外數十位拒絕妥協的記者，樹立了激勵人心的典範。
在歐洲、美國、加拿大與澳大利亞，新聞記者通常不必甘冒生命危險。英國作家西蒙．盧維許（Simon
Louvish）曾寫過一個故事：冷戰高峰時期，一群蘇聯人士前往美國遊歷；他們讀過報紙、看過電視之後愕然發現，美國輿論對於各項重大議題的看法總是大同小異，於是他們問：「在蘇聯要做到這種地步，先決條件是施行獨裁政治，我們得囚禁民眾、酷刑拷打；但美國並不來這一套，你們有何密訣？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歐威爾在《動物農莊》（Animal Farm）一書未出版的序言中談到，自由社會的檢查制度其實比獨裁社會更上層樓、更為徹底，因為「它們不需要任何官方禁令，就能夠將不受歡迎的理念消音，將難以面對的事實掩埋。」歐威爾寫下這段話迄今已經超過半世紀，但其核心理念依然適用於今日。
這樣的論述並不是指向某種「陰謀」，也完全沒有必要。平面媒體與廣播電視的新聞工作者，將既得權力階層的當務之急、風尚與正當性內化為個人的主觀意識時，和歷史學家與教育工作者並無二致。他們就像其他為統治階層效力的人士一樣，都受過一番刻意的訓練栽培，能夠對事關重大的疑慮視而不見。懷疑心態也許會受到鼓勵，但針對目標並不是體制本身，而是體制經營者是否盡職，或是新聞工作者眼中的公眾立場。
從魯波特．梅鐸（Rupert
Murdoch）的媒體帝國到ＢＢＣ，當代媒體俱樂部不言自明的遊戲規則大同小異。「新聞」領域有一道看不見的疆界，讓虛假的前提成為公認的理念，官方的欺瞞得以傳布發揚。在報導各個社會的命運發展時，根據的準則是這些社會對「我們」的用處；西方強權經常使用「我們」這個字眼，透露出它的自我迷戀、巧言掩飾與視若無睹：於是恐怖分子分為好與壞，受害者分為有價值與無價值。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國際關係教授理查．佛克（Richard Falk）指出，這種正統論述的傳布途徑是「一道自以為是、單一方向的道德∕法律篩網，突顯出西方價值與無辜的正面形象備受威脅，從而為其肆無忌憚的政治暴力張目撐腰。」而且這種論述是如此「廣受接納」，以至於「判定政策是否合理時，不必考慮法律與道德層面。」
非常諷刺的是，隨著媒體科技進展到幾乎超越人們想像的境地，不僅新聞業的傳統作業方式已然落伍，其光榮的傳統也從此失落。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將新聞媒體視為「第四階級」（fourth
estate），足以制衡國家及其「相關利益」，這樣的觀念如今何處可尋？問題的答案或許可以在澳洲找到，那是我的新聞事業起家之處。過去澳洲有相當深厚的新聞獨立傳統，但今天卻成了這樣一幅縮影：在一個相當自由的社會中，自由的媒體已無法生存。依據「記者無國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組織二○○三年編製的新聞自由指數，澳洲在全球的排名是第五十名，只比某些專制獨裁國家略勝一籌。這是怎麼一回事？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對大多數的澳洲人而言，愛德華．史密斯．霍爾（Edward Smith Hall）這個名字全然陌生，然而人類的三項基本自由權──新聞自由、代議制政府與陪審團審判──之所以能在澳洲落地生根，這位記者的貢獻超過任何人物。一八二六年，霍爾創辦一份篇幅八頁、售價八便士的周報《雪梨箴言報》（Sydney
Monitor），創刊號並特別登出一封讀者來函，強調新聞記者的職責「應該是一個本性難移的反對者，而不是緊緊攀附著政府的寄生蟲」。
霍爾大膽進取，但有所為有所不為，其影響歷久彌新。他創立報紙的環境並不是喬治四世（George IV）治下自由主義瀰漫的大英帝國，而是一個依賴罪犯奴工來運作的殘暴軍事獨裁政權。當時拉夫．達令（Ralph Darling）將軍在澳洲新南威爾斯省（New South
Wales）作威作福，但霍爾無視於達令的權勢，以《雪梨箴言報》的版面發動一場「反叛」，令當局勃然震怒，霍爾自身也遭到嚴重迫害。霍爾為囚犯與前科犯爭取權益，揭發政府官員、地方首長與總督爪牙的貪污腐化，當局遂以嚴苛的刑法誹謗罪來對付他。霍爾屢次遭到軍事陪審團定罪，達令並親自指定陪審員。霍爾的囹圄生涯超過一年，他在一間光線昏暗、蚊蚋猖獗的狹小牢房中，繼續編輯《雪梨箴言報》，批判政府的貪腐行徑。最後達令被召回英國，言論自由從此在澳洲生根，這都要歸功於像霍爾這樣獨立運作的記者。
一八六一年霍爾溘然長逝時，新南威爾斯省已有約五十家獨立新聞媒體，在後來的二十年間更增加至一百四十三家，其中許多都富於戰鬥精神，主其事者以霍爾的箴言：「是人民的聲音……而非權威的同道」自我期許。作家兼記者羅伯特．普蘭（Robert
Pullan）曾寫道，當時的澳洲新聞媒體猶如「一首百家爭鳴的什錦曲」。只是時值今日，什錦曲消聲匿跡，一言堂代之而起。首都坎培拉（Canberra）的十二家主要報紙中，梅鐸掌控其中七家。在阿得雷德（Adelaide），梅鐸更是完全壟斷；他包山包海，連印刷廠都難逃他的掌握。澳洲主要報紙的發行量，有七十％為梅鐸囊括，導致澳洲在今日西方世界中獨樹一格，媒體經營權之集中無出其右者。
一九七○與八○年代，一家傑出的報紙《國家時報》（National Times）繼承了霍爾的衣缽，總編輯布萊恩．圖希（Brian Toohey）堅拒政客與其企業界「夥伴」的恐嚇與操縱，他將裝有揭密文件的手提箱藏在雪梨各地（本書的〈帝汶文件〉〔The Timor
Papers〕即摘錄了其中一部分）。圖希的編輯團隊雖然人數不多，但揭發了許多澳洲最不可告人的密辛，讓政治貪腐與組織型犯罪的集團如坐針氈。雖然《國家時報》的業主費爾法克斯家族（Fairfax family）擁有一個涵蓋報紙、廣播與電視的媒體帝國，但其資源仍相當有限，而且飽受誹謗官司與政治恐嚇的威脅。
一九八○年代中期，工黨（Labor Party）總理鮑伯．霍克（Bob Hawke）與財政部長保羅．基亭（Paul
Keating）公然揚言要讓《國家時報》倒閉，指控其記者扭曲事實。圖希最後被迫離開編輯團隊時，寫了一篇頗具啟發性的文章，其中談到：「一群新型態的企業家塑造了一個新的澳洲；他們之所以能夠累積財富，靠的是欺矇官方監督機制與賄賂工會領袖，從而大幅降低生意風險……逃漏稅的騙徒已經成為國家的棟樑。」他也點名霍克與基亭「不僅與這些暴發戶稱兄道弟，而且接受他們的價值觀；至於當初那些擁戴他們為代表的奮戰者，如今卻必須做出犧牲。」這篇文章始終無緣見報。
澳洲雖是媒體市場的小池塘，卻有鯊魚出沒，而且產生了一種最惡劣的新聞檢查方式：視而不見。就像他遍布全球各地的報紙一樣，梅鐸在澳洲的經營團隊也有既定路線，恪遵他的「利益」與世界觀（具體呈現於華盛頓的新保守主義派〔neo-conservative〕傳聲筒《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這些新聞工作者呼應梅鐸將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與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形容成侵略伊拉克的「英雄」，並輕描淡寫他們引發的「必要」血腥殺戮；同時他們也刻意遺忘某些歷史真相，例如梅鐸旗下媒體在一九八○年代對伊拉克總統哈珊的支持。梅鐸的小報曾經捏造消息，聲稱恐怖組織「基地」（al-Qaida）在墨爾本（Melbourne）附近設有訓練營；鼓吹澳洲菁英階層應服膺美國強權；讚揚總理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以惡劣手段對付數千名政治庇護尋求者──他們被囚禁在營區之中，一位聯合國調查員形容那是他見過最嚴重的侵犯人權事件之一。
就英國而言，如果媒體壟斷情況持續惡化，政府以增強國際「競爭力」（獲利）為名完全解除廣電事業的管制，那麼它很可能會重蹈澳洲的覆轍。布萊爾政府對ＢＢＣ的攻擊，正是整個計畫的一部分。ＢＢＣ的力量在於它的雙重角色：它一方面是公營的廣播電視公司，一方面也是一家年營業額超過五十億美元的跨國企業，在美國的觀眾比在英國還多。梅鐸和其他大部分來自美國的媒體大亨們，一直希望讓ＢＢＣ分家並民營化，從而瓜分其「市場佔有率」，就像黑社會教父瓜分地盤一樣；大亨們已經迫不及待。
二○○三年，布萊爾的內閣要員開始遮遮掩掩地發出威脅，要全面「檢討」ＢＢＣ收取電視收視費（licence fee）的財務基礎；一旦取消電視收視費，ＢＢＣ就會萎縮一如它在澳洲的傳人──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仰賴政府的直接補助，經常受到恐嚇威脅。事實上，布萊爾的公關宣傳專家正是懷著推動民營化的陰謀，大肆攻詰ＢＢＣ記者安德魯．吉利根（Andrew Gilligan）的廣播報導：他揭露政府涉嫌對情報與證據的檔案加油添醋，坐實哈珊政府子虛烏有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威脅」。
事態為何會發展到這個地步，來龍去脈並不難追溯。一九九五年，梅鐸以專機頭等艙邀請布萊爾與妻子雪莉（Cherie Blair）來到澳洲昆士蘭省（Queensland）外海的海曼島（Hayman Island）。熱帶陽光普照，這位未來的英國首相站在「新聞集團」（News
Corp.）藍色的講台上，大談他所謂的「政治中的新道德目標」，並誓言要讓媒體從「高壓管制」順利解脫，投入像他的東道主這類「企業家」的旗下；此時梅鐸自然是大聲鼓掌，與布萊爾熱烈握手。第二天倫敦媒體的反應令人啼笑皆非，隸屬新聞集團的《太陽報》（Sun）如此評論：「布萊爾高瞻遠矚，目標明確，說出了我們對於道德與家庭生活的心聲。」
一直到最近，英國報紙都很少討論這方面議題；媒體主管以各種檯面下的手法來操控新聞，各顯神通為自身攫取豐厚報酬。小報窺探富商名人的生活隱私，會讓人們發出偽善的譴責之聲；但對於事關重大的新聞理念，若不是蜻蜓點水，就是拿來當做擋箭牌。赫頓大法官（Lord
Hutton）的吉利根事件調查報告在二○○四年一月公布，這份惡名昭彰的報告抨擊ＢＢＣ並為政府開脫，總算引發各界熱烈議論，但能持續多久還未可知。就我記憶所及，這位大法官協助統治階層掩飾真相的努力，的確是新聞自由遭遇的最明顯威脅。
本書收錄作品除了穆洛的電視節目腳本之外，都是出自平面媒體。報紙做為公共資訊主要來源的地位，一直到三十年前才被電視取代。廣電新聞讓觀眾身歷其境的力量，催生出一種媒體從未見識過的新聞檢查方式：手法陰險而微妙，冠以「公正」、「平衡」、「客觀」之類的飾詞來妝點門面。
彼得．華特金斯（Peter Watkins）為影像新聞另闢蹊徑，其驚世之作「戰爭遊戲」（The War Game）以英國遭受核武攻擊的後果為主題：猶如電影版的柏契特「我向全世界發出警訊」。這部影片是由ＢＢＣ在一九六五年委託製作，但是才一殺青就立刻禁播。當時的ＢＢＣ總經理伊安．崔托萬爵士（Sir Ian
Trethowan）對外表示，「戰爭遊戲」會驚擾那些「心智能力有限的人與獨居老人」。然而民眾不知道的是，先前曾擔任內閣祕書長（Secretary of the Cabinet）的ＢＢＣ董事會主席諾曼男爵（Lord Normanbrook），在離職時致函繼任者柏克．特倫德爵士（Sir Burke Trend），建議政府禁播這部影片，理由是：
「『戰爭遊戲』並不是一部宣傳之作，而是事實確鑿的陳述聲明，並且對官方資料做了縝密研究。我看過這部片子，也認為它的表現手法相當克制；然而它的主題還是令人憂心，一旦在電視上播映，恐怕會影響公眾對核武嚇阻政策的立場。有鑑於此，這部片子是否可以播映，恐怕不應該單獨由ＢＢＣ負責決定。」
因此ＢＢＣ與政府達成共識，「戰爭遊戲」從此被冰封二十一年，當它終於重見天日，主持人路多維契．甘迺迪（Ludovic Kennedy）只輕描淡寫地表示，這部影片在殺青當時因為「太過於怵目驚心」而無法播出；這種說法形同繼續為ＢＢＣ與英國政府圓謊。
華特金斯的影片所要呈現的是：以人口與面積而言，英國是全世界核武基地密度最高的國家，其人民長期身處險境。這方面的議題一直遭到全面壓制，以致於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年間，英國國會從未討論核武軍備競賽問題，雖然那是當時全人類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而媒體在所謂「游說體系」的支持之下，也一樣是默不作聲。新聞記者若不是找不出任何線索，就是拿到漫天謊言的報告資料。根據國防部的說法，英國總共只有十二座核武基地，而且「不再增設」。這番說詞直到一九八○年才遭到質疑，《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周刊記者鄧肯．坎貝爾（Duncan Campbell）戳穿真相，英國的核武基地多達一百三十五座，每一座都是蘇聯紅軍瞄準的目標。
一九八二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讓新聞界原形畢露，那些向來以客觀性「無可置疑」而自豪的記者，從南大西洋戰場回國之後，卻毫不避諱地表達個人主觀感受，為女王與國家搖旗吶喊，彷彿這場戰爭是全國上下的當務之急，其實根本不然。這些記者如果有什麼怨言，也只是抱怨未能更緊密地與軍方「並肩作戰」，好打贏這場「宣傳戰」。（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Gulf
War〕與一九九九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攻打南斯拉夫，新聞界也傳出同樣的抱怨。）
ＢＢＣ每周評議委員會（Weekly Review Board）在福克蘭戰爭期間的會議紀錄顯示，公司要求新聞報導必須配合「公眾的情緒感受」，而且可以視同政府的政策宣示，至於公正客觀的報導風格則淪為「不必要的麻煩」。而且這種作法並非特例，ＢＢＣ創辦人約翰．瑞斯男爵（Lord John
Reith）曾經宣示，當國家統治階層受到威脅時，「公正性」原則可以暫時束諸高閣。一九二○年代ＢＢＣ開播之後不久，英國發生全國大罷工，瑞斯爵士履行承諾，暗中為史丹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首相的保守黨政府製作宣傳材料。
約莫八十年後的二○○三年，幾家傳統右派媒體又重施故技，與布萊爾政府一搭一唱，指責ＢＢＣ的新聞報導有「反戰」之嫌。這實在諷刺，因為事實正好相反。德國波昂（Bonn）的媒體研究中心「媒體宗旨」（Media
Tenor），分析全球幾家最具規模的電視公司如何報導英美聯軍入侵並佔領伊拉克，結果發現ＢＢＣ最不能容許反對意見，連美國同業都還不如。代表英國大多數民眾心聲的反戰示威活動，也只佔ＢＢＣ報導內容的二％。
不過英國還是有一些媒體拒絕同流合污。積極進取的《獨立報》（Independent）、時有佳作的《衛報》（Guardian）與改頭換面的《每日鏡報》（Daily
Mirror），揭露了布希與布萊爾侵略行為的主動尋釁與血腥暴力本質。《每日鏡報》聲援倫敦的兩百萬人反戰大遊行；這場遊行規模之大，在英國史無前例，而《每日鏡報》開門見山、豐富深入的報導也值得大書特書。相較之下，梅鐸《太陽報》的報導薄弱脫節，再度令人懷疑小報算不上真正的報紙。然而當伊拉克首都巴格達（Baghdad）陷落時，《每日鏡報》也晚節不保。「愛國」讀者頻頻抗議，發行量日漸滑落，於是新的經營團隊決定讓《每日鏡報》回到管家爆料與名人出醜的領域；先前令人耳目一新的精湛表現，如今只能偶爾回味。
在伊拉克遭到侵略這段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障眼法：「隨行報導」（embedding），這個術語出自美國國防部的語言殺手（language assassin），與他們前輩創造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相互輝映。「隨行」不僅適用於戰地記者；ＢＢＣ的政治新聞主任站在唐寧街十號（10 Downing
Street）首相官邸外面報導巴格達陷落的消息，語調昂揚猶如發表勝利演說，並在晚間新聞播出。這位主任告訴我們，布萊爾「曾經表示聯軍將兵不血刃拿下巴格達，伊拉克人民必然歡欣鼓舞；這兩點都所言不虛。」如今相關研究顯示，伊拉克戰爭的死亡人數已高達五萬五千人，其中近一萬人是平民──這還只是保守估計。本書收錄了費斯克寫於二○○三年九月的一篇報導，指出在當時的伊拉克，每星期至少有五百人死於英美聯軍的佔領行動；原來這就是所謂的「兵不血刃」。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三千人在紐約遇害的九一一事件，也可以如此形容嗎？真正讓新聞記者卓然不群的特質在於，他們對任何地方的生命都一樣珍惜尊重，他們口中的「我們」涵蓋全人類。
美國原本擁有全世界最自由的媒體環境，但是對於普世人性理念的壓制卻是家常便飯。就像越南人與其他曾經捍衛自身家園的民眾，伊拉克人都成了「非人」（unpeople）：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他們會遭到醜化、凌虐、拷打與獵殺。紐約《每日新聞》（Daily News）曾登出一封讀者來函，主張「每當一位美軍官兵陣亡，就要處決二十個伊拉克人來陪葬。」《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或許不會刊登這種東西，但兩家大報也都曾經助紂為虐，宣揚哈珊軍備力量深具威脅性的謊言。
早在伊拉克烽煙四起之前，兩家報紙就開始幫白宮釋放假警報。《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諸如：「祕密軍火庫：搜尋生物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