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節錄）
這場盛宴慶讚的是新聞的黃金年代，但與會者正經歷著新聞的焦慮年代，每一個人都認識某個被收購或被裁員的同業。過去十年來，新聞業提供的編輯與記者職務，以金額來說少了十三億美元，自二○○○年以來約少了百分之六十的從業人員。得過獎的報社有些已經退出產業（退出的總共超過三百家），有些則是規模完全無法和過去相比。不斷有人信誓旦旦，說什麼可以用更少的資源做出更多的成果。還有新來的參賽者，雖然市場把他們的價值估得很高，但是要賺得利潤仍是困難重重。
在此同時，蒐羅新聞成本仍高不可攀，全球都一樣。要贏得普立茲獎的調查性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需要用幾個月的時間追蹤，編撰並要在法律上能刀槍不入需要的時間更長，而且後面這種成本更高。編輯必須捍衛準確度和公平性：當大事爆發，他們得搶直升機或派很多記者塞爆現場，此時無力去擔心會超出預算。這些獎項要彰顯的新聞品質一直在遭受威脅，岌岌可危的不單是新聞業而已，還有格局更大的民主社會中的真相與事實、人民知的權利以及比他們報導的政治更重要的新聞來源。
所有編輯都在集結人力報導總統大選時，從沒想過選民交付權力的對象居然是一個說他們是魔鬼代言人、「假新聞媒體」的人。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造勢大會上，他的支持者在封鎖線後方嘲弄著報導大選記者。川普的說謊成性，挑戰所有所謂客觀的舊規則，迫使新聞記者扮演了看來讓人不安（至少在很多保守美國人的眼中）的角色，成為和現任總統對抗的人。
新聞記者在乎的每一件事，都受到攻擊。他們啜飲美酒的這座廣闊博物館，最初成立的用意是為了讚頌新聞這一行光榮的過去，但如今重要的桂冠已經變成量化指標了：點擊率、按讚數、推文與網頁的瀏覽次數和互動時間長短。
除了政治氛圍之外，傳統新聞媒體本身也造成了公眾信任消退。各種自找的醜聞傷害了他們的可信度，例如《華盛頓郵報》的珍奈‧庫克（Janet Cooke）和《紐約時報》的傑森‧布萊爾（Jayson Blair）事件、伊拉克戰爭爆發前的報導，還有最近以發爭議的報導，比方說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電郵事件、民主黨辦公室電腦中被駭的資訊，以及完全沒想過川普有可能當選。目前多數美國人取得新聞的管道是透過手機、社交媒體、各種資料來源（比方說他們非常信任的家人）或是各個另類右派的網站，讓有線電視的新聞節目、來自俄羅斯的機器人網軍以及品牌置入內容（branded content）更加兩極化。
我用局外人的眼光來看會場，在焦慮之下瞥見《紐約時報》的老朋友和前同事：作家安娜‧昆德蘭（Anna Quindlen），還有伊莎貝‧薇克森（Isabel Wilkerson），她穿著一襲紅洋裝熠熠生輝。薇克森是第一位贏得普立茲專題寫作獎（Pulitzer for feature writing）的黑人記者，描繪出芝加哥南區（South
Side）一名四年級學生讓人心痛的境況。二○一四年時擔任《紐約時報》執行總編的我已經被炒魷魚，但解雇我的小亞瑟‧薩斯柏格仍慷慨邀請我今天到場，和《紐約時報》大家庭一起慶祝我們的普立茲傳統。在我先擔任編輯主任（managing editor）、之後升任執行總編（executive
editor）期間（當時我是第一位接下這些職務的女性，也是僅有的女性），《紐約時報》共拿下二十四座普立茲獎。
我在水門案期間成為記者。那時我是年紀和大學生相仿的女性，能加入水門案兩大記者鮑伯‧伍華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行列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是他們針對尼克森卑鄙劣行所做的突破性調查，激發了我放膽一試。我從《時代》（Time）雜誌起步，一路攀到新聞界的最高階，然後重摔下來。我很熟悉新聞的新生態，很清楚這裡的品牌原生廣告（native
advertising）、騙人點選的聳動標題，以及全年無休的節奏，然而，我並不在這樣的世界裡長大的。當傳統報社努力跟上科技，各家的執行總編也得背負著成為數位大師的期待，還要任由商業需求導引他們所下的編輯判斷。
水門案之後有一本書特別激勵我、導引我成為記者，那就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媒介與權勢》（The Powers That Be）。本書作者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在《紐約時報》擔任記者時因為報導越戰而得到普立茲獎。這本書檢視四家極具影響力的新聞媒體公司背景及其發展路徑，分別為：《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CBS新聞（CBS News）以及時代公司（Time
Inc.）。哈伯斯坦寫作本書時是新聞極盛的時代，在那之前，《華盛頓郵報》才剛剛爆出一連串的報導，後來引發了美國史上第一次的總統辭職事件，CBS則扮演了要角，打開了美國的眼界，去檢視越戰的徒勞無功。比起一九九○年代的線上出版蓬勃發展，上述這些事情發生的時間要早多了，當時，印報紙就像印鈔票，裡面塞滿了徵人啟事和百貨公司的廣告，報社也在愈來愈多的城市裡享有獲利豐厚的獨佔地位。就算是《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這類比較小型的報社，也都有預算聘用海外特派人員，駐紮在東京、柏林等遙遠大城。
哈伯斯坦採用編年方式，細說這四大機構如何在二戰之後不僅財務上大為成功，更在新聞報導上力求卓越。理查‧洛維拉（Richard Rovere）是《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長期的政治評論家，他也在這個時代寫作，重要的政治議題主要都道德議題，比方說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民權、越戰、水門案等等，哈伯斯坦筆下的四大新聞機構，就是透過這些危機在美國扮演受人尊崇的角色。洛維拉也警告麻煩即將出現，因為這些由家族經營的報社和華爾街以及各種只在乎小節的人愈走愈近。
觀察周遭環境之後，我在這場普立茲獎盛宴上湧出一種無法承受的感覺，現在，權力的移轉就在我們眼前發生，一如哈伯斯坦寫書當時。數位時代裡的新聞無所不在，卻比過去更難找到值得信賴的資訊或支持新聞發展的財務模式。新聞編採單位遭到大幅縮減，至今行動未歇。《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二○○七年關閉海外新聞聯絡處，《華盛頓郵報》也在兩年後關閉紐約、洛杉磯與芝加哥的美國國內分處。新進的參與者（特別值得注意的如BuzzFeed和Vice 媒體）則開闢了國際辦事處，善用網路的力量讓任何人在全世界都能培養出群眾，卻無法填補消失的報導能力。
我們這個時代也有自己的道德危機，其中有些是媒體自作自受，比方說：伊拉克戰爭之前的假新聞、美國情報機構對人民進行令人憂心的監控以及對於川普拱上台的力量是而不見。哈伯斯坦所讚賞的信任和權威，以及相關的商業模式，看來都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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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從二○○七年開始寫起這本書，看來是個好的出發點，這一年，幾乎一切都變了。二○○七年我們看到iPhone 問世，新聞應用程式成為很多人主要的新聞閱讀裝置。臉書也在不久之前引進動態消息（News
Feed），很來成為很多美國人傳播新聞的管道。同樣也是在一年，Vice媒體決定在YouTube上利用數位影片來創作關於他鄉遠方的沉浸式紀錄片，吸引新的群眾去閱讀新聞。喬納‧裴瑞帝世代有學院派氣息、眼光看的很遠的人，他開始做實驗，看看新聞要怎樣才能爆紅瘋傳，拼拼湊湊打造出一個他稱為BuzzFeed的新網站。
至於仍為美國一般大眾主流報紙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對他們來說二○○七年是分崩離析的開始。隨著危機漸漸逼近，再加上當年遷至新大樓產生的成本，很快的，《紐約時報》就不得不求助於卡洛斯‧史林（Carlos
Slim），請這位大亨寬貸二‧五億美元。這也導致報社要出租總部多數的樓層；在薩斯柏格先生眼中，可是把這棟大樓當成一個強大多媒體新帝國的總部。場景換到《華盛頓郵報》，凱薩琳‧葳默思（Katharine Weymouth）很有外祖母凱薩琳‧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之風（她甚至還會配戴外祖母的招牌珍珠項鍊去上班），她成為發行人兼執行長，被財務問題狠狠搧了一耳光。新聞界人士開始問，到目前為止仍爆出最重要大消息的新聞體系這兩大支柱，能否撐過轉型期邁向數位。
創造憲法第一修正案想要保護的新聞、做出報導讓有權有勢的人物與機構有所擔當，這種氣氛已經愈來愈淡。在歐巴馬總統（President Barack
Obama）主政期間有許多洩密事件的刑事調查，遠遠超過前幾任政府的冷酷探查。雖然有《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揭露了政府竊聽人民的機密行動與折磨恐怖分子疑犯的秘密海外監獄，但政府內部的資訊來源與吹哨者紛紛噤聲，擔心遭到起訴。記者被迫去做證並揭露自己的秘密消息來源，他們遭受威脅，若拒絕遵從強制性的傳票傳喚，就會有牢獄之災。有些洩密調查波及《紐約時報》的記者，我也曾公開抨擊洩密調查，直指歐巴馬政府在遮遮掩掩這方面堪比尼克森，讓白宮的新聞官傷透腦筋。《華盛頓郵報》有一位前任編輯說，如果政府用人民的名義對恐怖分子宣戰，人民需要有媒體來告知他們這件事，我同意。要得到「受統治者的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必須做到這一點。
在川普的時代，這些問題更加嚴重。已然弱化的傳統新聞機構能否繼續肩負使命，成為美國建國先賢設想的自由媒體？娛樂大眾能帶來的豐厚獲利，會不會讓他們拋下提供資訊的責任？除了某些大富豪業主的一時興起之外，會不會出現其他商業模式可以支持收集優質新聞的行動？當總統的人幾乎每天都假新聞掛在嘴上，這樣還能找回人民對於新聞媒體的信任嗎？就我來看，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議題。
試著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時間；而，由於我要寫這本書、以歷史敘事來訴說這四家截然不同的新聞相關企業，讓我有幸走進新聞編採室的最前線。我和這些公司的領導者、科技技術人員、記者與編輯纏鬥了兩年之後，我或許多少能掌握到優質新聞是否能有未來。
我口中的「優質新聞」所指為何？我的意思是非商品化、只記錄何地發生何事的新聞，例如公關公司發出的新聞稿或是正式場合的發布報導。這些是每天都會出現的新聞。
優質新聞涉及原創報導，要深入挖掘以找到故事背後的故事。調查性報導查探金錢和政治、企業行為之間的黑暗關係，國際報導傳回天涯海角與危險交戰區域的最新消息。優質新聞是需要專業新聞記者善用技能並運用第一流的工具（例如資料庫與群眾外包、以及古早的親身實地訪查等等）、以填補背景故事空白的報導；是完整呈現並善用數位科技以提供現場說明與影像、進一步解釋事件如何發生的報導；是經過編輯、尊重讀者智慧而非濫用閱聽人情緒的報導。
在這個世界能做出優質新聞的地方並不多，甚至也沒有太多人是以此為目標，但是，我要寫的這四家公司有能力、而且有時候也真的做到了，他們是：BuzzFeed、Vice媒體、《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提到BuzzFeed
，因為這家公司成功體現臉書如何影響網路上的資訊傳播。講Vice媒體，是因為數位影片和串流服務迅速取代傳統有線與無線電視，贏得愛看螢幕不愛閱讀的年輕群眾忠心投靠。《紐約時報》則是因為這家報社涵蓋的主題與地區更多、更深入，遠勝過其他新聞機構。至於《華盛頓郵報》，則是因為這家報社找回失落榮光的旅程激勵人心，是美國政治與政府中最重要的一頁。這是四家領導機構，產出我們每天討論的重要報導（我永遠都沒辦法使用「內容」來代替「報導」）。這四家機構也全都瀕臨生死存亡關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