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整整20年。這20年，是極為不平凡的日子，香港始終還是處於河水與井水衝擊的漩渦之中。在這個新的歷史節點，最好的獻禮是思考，只有繼續思考，不斷思考，才能走好未來的路。
19世紀40年代，英國殖民主義者用堅船利炮，不但轟開中國的大門，還逼清政府簽約割讓了香港島。1997年6月30日晚上9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隊提前開進香港。3個小時後，19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英國國旗降下，五星紅旗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令全世界詫異的不是英國不但放棄租借的九龍半島和新界，還放棄了割讓的香港島，而是全過程沒有流血，一滴血也沒有。
那一天，我作為一個香港的新聞記者，見證了全過程。我激動不已，我更聯想翩翩。我思考，祖國憑甚麼不費一槍一彈可以收回香港，我更思考香港的未來，思考我的職業新聞工作的未來變化。
1982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讀完學士課程，回歸前修完碩士課程，1997年回歸後又有幸在母校修讀博士學位，自然而然，「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新聞生態」，是我研究的課題。
在北京受過馬列主義的新聞教育，回歸前在香港資本主義新聞界討了十年生活，回歸後又繼續在一國兩制下的新聞行頭裡打滾了。做過香港七八家雜誌報紙和二家電視臺的記者，編輯，主筆，還有中高級管理的生涯，還在三所大學為新聞系學生做兼職講師。謀生與事業，理論和實踐，教學相長和冷眼旁觀，總算有足夠的沉澱，為完成博士論文鋪陳基礎。
以「河水」和「井水」，比「一國兩制」，大概沒有比這更好的比喻。河水井水互不相犯，曾是一個理想的原則，其實做不到。河水井水不但時時流到一起，而且不時激起一個一個的漩渦。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新聞生態，其實就是無時無刻不在河水和井水的漩渦之中。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先生生前設計的的制度。在祖國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史無前例的嶄新的嘗試。在這種條件下的新聞活動，必然是國際新聞活動的新課題。
回歸之後，隨著政治制度的變遷，香港的新聞生態也相應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媒體的經營、發展，新聞價值取向，新聞真實性，新聞自由觀，媒體自律和他律，政府如何調控輿論為施政服務，新聞立法問題，都反映出這種變化。然而，對這種新聞生態的變化進行全面描述，深入地研究分析，總結出實踐經驗並上升到理論，在香港、大陸以及海外，尚為空白。本書正是嘗試回答這一問題。
回歸之後，香港新聞生態有許多原先始料不及的問題，其實，這也是香港政治生態始料不及的問題的一部分。一國兩制是一個不斷實踐的過程，一國兩制的理論也是一個隨之不斷豐富的過程。因此，可以說一國兩制下新聞生態的研究，其理論意義首先體現在豐富一國兩制理論上。
香港回歸後基本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但由於香港是在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祖國的框架內維持原有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兩者有求同存異的一面，也有矛盾衝突的一面，而且這種矛盾統一，一定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和香港的發展而變化，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香港的新聞活動必會出現自身才有的特殊性，特殊的現象，特殊的規律，特殊的理論。於是，分析香港新聞生態在回歸以來的變化現象，並總結上升為理論，對於豐富香港特區新聞理論，豐富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豐富全球的新聞理論庫，都有現實和歷史價值。
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下，香港新聞界對新聞自由的理解，帶有一種畸型的特徵。有的並不知道作為西方新聞理論完整體系，既有新聞自由的基石，亦有另一基石社會責任論相制約。既然對西方成熟的新聞理論都吃不透，那就更遑論理解社會主義的新聞理論了。而回歸後，香港與內地關係越來越緊密，這即使雙方的新聞觀念有更密切的交流，為相互理解開放管道，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使兩種觀念碰撞機會增加。同樣，在新聞的其他領域，如新聞價值觀，新聞真實性，媒體的品格，道德和責任感，也都有類似問題。因此，試圖將這些問題從現象到理論作出研究分析，試圖「求同存異」，促進雙方理解，並使雙方明瞭在「一國兩制」下，具體運作、操作的原則、要點。
自然，香港媒體在香港運作按照自己的一套制度去做，到大陸進行採訪等新聞活動則須按照大陸的規矩；而北京中央政府和內地媒體，也對香港媒體的運作方式予以理解，予以方便。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國兩制」的最主要的實踐者─特區政府，能夠更自如地運用輿論的力量，為正確的施政服務。
事實上，這也涉及本論題研究的一個難點，以何種理論體系去作為研究的基本座標，作為判斷真理是非的標準。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新聞制度不變，按西方的標準，去作為特區新聞活動的規範。因此，以西方成熟的資本主義新聞理論為座標去判斷是非，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由於在「一國兩制」條件下，而且在香港與內地各種各樣的往來越來越緊密的條件下，兩地的新聞活動相互滲透。香港的新聞活動越來越深入到祖國內地，內地新聞工作者也更廣泛報導香港的情況。兩種新聞制度，兩種新聞觀念的矛盾碰撞不可避免。在這情況下，應以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為座標，還是以西方的新聞理論為座標呢，這無疑是在研究中貫穿始終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的認識是，既然是一國兩制，就只能同時用「兩個座標」去看待香港的新聞實踐，以及正確看待和處理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報導的問題。尤其避免用內地的標準套在香港身上。
一百多年來殖民統治塑造了香港媒體的特性。在中國發展的各個階段，由於香港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英國新聞自由傳統的影響，使香港新聞事業在反清、在辛亥革命，在抗日戰爭以及在反蔣求解放的鬥爭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殖民地媒體「有自由無民主」的烙印。
過渡期中英激烈角力，香港的所有媒體都不能置身其外，除原有北京或臺北或港英背景的媒體外，其他商業性的報紙，電臺、電視，都無可避免地帶有政治立場，劃分左中右，各自發揮輿論作用。
於是，媒體發展空間大了，還是小了，成了香港新聞工作者回歸前最為關心的問題，也令國際輿論關注。可以看到，由於「一國兩制」的落實，基本法對新聞自由的落實，媒體原來享受的新聞自由度沒有減少。而去除殖民統治者的香港特區，新聞事業進入一個新階段。但是，金融風暴的打擊，市場狹小和傳媒競爭激烈，也對發展帶了很大的殺傷力，對媒體的經營、價值取向，也產生人們不願看到的消極因素。
我的博士論文在千禧年初就完成了，博士學位也獲得了。在那以後的十多年，我沒有停過新聞工作，也時常用論文的觀點對照香港不斷發展變化的新聞生態，補充新的材料，增加新的觀察。香港回歸20年來，事實上一直在一條充滿了風風雨雨的不平凡之路上行走，和諧與順景只是短暫，鬥爭和波動則是長期。總體上，香港的經濟是保持了向上發展的趨勢，社會秩序也是大體穩定；但是，政治上的風波則是一個接一個2003年，圍繞基本法23條立法，激發了香港人「五十萬大遊行」。以後每逢「七一」的回歸紀念日，遊行示威就沒有停止過。2015年，香港進行有關特首普選的政制改革，不但未果而且還發生了79天的「佔中」行動。2016年春節更出現旺角街頭暴亂。香港政爭呈現前所未有的白熱化狀態。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作為新媒體的網媒井噴式的發展，香港市民從網媒獲取信息的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過，網媒至今沒有找到滿意的贏利模式。紙媒頑強守衛既有的陣地，「譏笑」網媒雖快但碎且公信力未解決。於是，報紙雖有倒閉的遠不如網媒結業的多。網媒走馬燈式的沉浮，構築了本時期的帶有不確定性的風景線，也使這本書增加了新的章節。
彈指揮間，香港回歸二十年，「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已經走過了五分之二的路程，然而，未來發展的變數實在太多，就基本法23條的立法，尚不敢擺上議事日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一人一票的普選，還毫無頭緒；成熟完善的一國兩制其實還在探索之中。香港的新聞生態，不免還要生存在河水和井水的漩渦之中。因此，我的這本書，可能還有幾十年都不會過時。
20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