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術的一生

我和先秦史
金景芳|秦統一是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界線。我認為，中國奴隸社會屬於亞細亞類型，不是古典古代類型。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說，氏族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分界線是國家。因而中國奴隸社會的上限應為啟殺益奪權，變傳賢為傳子，成立夏王朝，下限為秦統一。
我與中國民俗學
鍾敬文|一般地說，民俗學的主要任務，是探索、研究民俗事象，也包括有關它的科學理論。而單就其理論體系來說，既有一般性質的理論，如理論民俗學、應用民俗學等，又有局部性的理論，如民具民俗學、工藝民俗學、語言民俗學、宗教民俗學和文藝民俗學等。
我和圖書館
顧廷龍|有人認為搞圖書館工作無甚學問。確實圖書館工作是為他人做嫁衣，但對保存與傳播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很有意義。我曾說過這樣的話：「人不能自有所表現，或能助成人之盛舉，亦可不負其平生。」如今我對人生仍作如是觀，並且努力在有生之年為圖書館事業多做點事情。
我與《說文》
陸宗達|處理好基礎與專攻、廣博與精深的關系，這對於我的學習與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幾十年來，我總是離不開以《說文》作橋梁，通過運用《說文》，幫助自己解決古代文獻語言中的疑難問題，解決《說文》與訓詁研究的普及與應用的問題，解決發展漢語詞義學的理論與方法諸問題。
我和中國思想史研究
蔡尚思|我是以研究中國思想史為主而不是以研究中國思想史為限的。如中國史學、中國文化、中國學術、中國教育、中國經濟、中國政治等皆兼注重之列。要求力所能及的博通，因為這幾方面多與中國思想史有密切的關系。
我和文字改革
周有光|語文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跟隨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社會長期停滯，語文也就停滯不變；社會急劇變化，語文也發生急劇變化……語文變化，可以是無意識的，可以是有意識的。有意識有計划的變化稱為文字改革。
我和博物館學研究
傅振倫|我建議成立「佚品博物館」，征集國外所藏中國文物模型及書畫摹品、照片，並設立戶外史跡博物館，擴建中國體育博物館、民俗博物館，籌建地志博物館……我贊成化私為公，將私藏文物捐獻博物館，因私人者似難持久也！
我和辛稼軒的因緣是怎樣結成的
鄧廣銘|我在北大史學系讀四年級時，文學院院長胡適開了一門「傳記文學習作」，我選修了這門課，並擬定要寫一本陳亮的傳記。當這本《陳亮傳》寫成之后，送交導師胡適先生去看。他寫了很好的評語，加以稱贊。同時也明確指出，對陳亮和辛嫁軒的關系寫得太不夠，應當大力加以補充。因此，考證辛稼軒的生平又成了我的一個課題。
我和故宮
單士元|從1924年到今年，我從未離開故宮博物院，工作已七十四年。可謂一生問學無成，廣博白丁……徐曾大膽妄為對女兒說，雖問學無成，但余在續故宮的歷史……
我和清詩研究
錢仲聯|清詩於八仙、唐、宋以后，確能自創—新局面，學古而不是摹古，晚期還超越了學古而從事革新。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清詩適應此規律，在力挽明代復古狂瀾的基礎上，在繼承前代遺產的實踐上，在二百六十多年社會現實的土壤上，開出了獨具清詩面目、超元越明、抗衡唐宋的新境界。
我和中國史學史
白壽彝|為了研究中國史學史而讀書，要如暢游長江大河，務攬其優勝，要在「優勝」上多下工夫。江河一瀉千里，歷萬水千山，如泛泛觀望，不會有什麼奇趣。如果在優勝之區多所盤桓，意境自會不同。中國史書繁富，必須選擇重點書，多下工夫。在重點書中，還有重點的篇章。
我與語音學
吳宗濟|我一生的經歷，如汰繁就簡來說，可說是一部「音路歷程」的歷史。最初是學業遷就了環境和興趣，而不久就走上了興趣決定了學業，更從而支配了環境的道路。這條路在有些親友看來，是沒有什麼大「氣候」的，而我則認為是有幸而選對了的。
我和中國哲學史
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我與馮友蘭先生的見解基本相同。在哲學理論方面，我與張申府的觀點基本相同。在哲學理論方面，我信持唯物論，推崇辯證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我努力運用邏輯分析方法與唯物辯證法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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