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過去十年，個人的論文散落於兩岸三地的報章和學誌，此番結集成冊，旨在方便讀者取閱。
要之，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葉，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
若把觀察的鏡頭拉長，自然必須遠溯18世紀以降的史學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以及19世紀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形成。在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史學取得獨立與完整的自主性。這一議題在個人早年的習作已略有交代。容可挪之為背景知識。
此外，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歷史主義，建議取閱伊格斯（Georg G. Iggers, 1926–2017）的《日耳曼的歷史理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該書雖已刊行近半世紀，迄今猶為「歷史主義」的經典之作。次者，則是近年（2011）百舍（Frederick C. Beiser,1949–）所發表的《日耳曼的歷史主義傳統》（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本書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鑑，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社會科學的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致遭無用之譏。
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20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的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20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
清末以來，由於中國史學驟然加入西學的列車，遂無以置身事外。試舉一例，國人求治殷切，引入西學。其中尤以「方法意識」為各門學問的共通點。僅就史學而言，梁啟超（1873–1929）所倡導的「新史學」，可作為代表。他相信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4
進入民國，又以胡適（1891–1962）最為積極。胡適深受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影響，力主「方法」乃治學的不二法門，其影響既廣且深。他在晚年追述道：「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因此，重視方法，確是民國學術大勢所趨。
尤有進之，若以台灣而言，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於歐美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或empiricism）和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思潮的推波助瀾，6 令「史學方法」的講究，臻於巔峰。風吹草偃之下，個人遂亦以研究方法自任，視此為治史的終南捷徑。但之後，緣林毓生、余英時兩位教授引進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科學革命的觀點，復加上赴美進修，受到晚近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薰染，遂一改成見，放棄舊有的思維。這些瑣細的回憶，都是陳年往事了。而身處今日後現代主義的情境，「反方法」的情結，依然是主流意識。故拙文〈論「方法」及「方法論」容仍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傳統史家而言，不啻為揮之不去的夢魘，但史家卻不得不正視它的挑戰，倘若因應得當，猶不失為新史學發展的契機。這是拙文〈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的論旨。晚近「敘事式歷史哲學」（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興起，當然也是後現代主義的同調，拙作略有抒發。對比當今史學追逐、崇尚解釋性的論證，「敘事性的史學」不啻為一帖及時清涼劑，不無提神醒目之效。此外，收入本冊的〈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一文，則是稍行展演敘事式哲學的具體實例，蓋乃小品的操演，聊供一粲耳。
兩岸聲息不通近半世紀，因此學術時尚自是有別。1970年代末至1990年初，乃是台灣「思想史」最為輝煌的時期，該時人才輩出，引領風騷。然而逾此，則每況愈下、一蹶不振。這種趨勢與西方史學的風潮雖稍呈落後，但大致相符。反觀，當前中國大陸思想史的研究，則方興未艾。此一間差，在學術史饒有意味。總體而言，中文語境的思想史研究不若西方變化多端，美其言則是成熟穩重，然不容諱言，其研究方法較為傳統、拘謹，乃是不爭之事實。拙文〈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則是為此而發。好友葛兆光曾笑我對此間思想史的火苗，澆了一盆冷水，實乃無心之過，敬請明鑑。
又臆想中，世界史應是史家治史最終的目標，或最高價值所在；但卻絕少史家會信以為真，朝此邁進。箇中原委，值得探究。之前，世界史這塊園地，僅有業餘人士偶爾耕耘，專業史家則避之唯恐不及。但迄20世紀晚期，形勢丕變，「世界史」雖未稱得上顯學，但學會、學報則應運而生，甚為活躍。拙作〈從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則是討論19世紀以來世界史的演化，期能梳理其理論與方法的癥結。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一文乃是建立在之前個人三篇具體個案探討之上，而予以方法論的點撥，盼能彰顯其研究取向的風格。因此凡一欲探討跨文化的人物，理應「知己知彼」，關注不同文化的影響，方能得其全貌。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啟示—「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乃是受拙作《儒教與神聖空間》（Confucianism and Sacred Space, 2021）英譯本的評論所啟發。蓋近年宗教史的研究除了具體個案的探討之外，並強調對「宗教」一詞及其概念的省思，盼能促進未來宗教史的開展。
末了，本書得以結集成冊，需特別感謝中研院陳盈靜女士不憚其煩的協助。個人敝帚自珍，野人獻曝在所難勉，但願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