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Peter Gay兩卷本的Enlightenment研究是關於歐洲啟蒙運動史的經典之作，雖然分別完稿於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九，但根本不發生所謂「過時」的問題，近三、四十年來，這一領域儘管日新月異，卻未出現一套有系統的新解足以取本書而代之。
Gay寫這部鉅著時，他的爭辯對象是Carl Becker的《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國》（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Becker此書篇幅極短，然而論點鮮明，提出了對啟蒙運動的整體看法，成為西方（至少美國）史學界的正統觀點。
Becker強調啟蒙思潮仍未全脫中古思惟模式的籠罩，當時思想家所用的建構材料雖然是很新的，但所建構出來的「天國」（Heavenly
City）則一仍中古之舊。這一論斷在美國史學界流行了三十多年，未受到嚴重的挑戰，直到Gay的著作問世，才發生了基本變動。Gay先後花費了六、七年的時間，遍讀十八世紀原始資料，提出了全面性的新解讀。僅以功力而論，Gay的兩卷本專著已遠非Becker的講演集所能匹敵，Becker是一位卓越的史學大家，沒有人能夠懷疑。他的論點也確有堅強的根據，並非簡單的「錯誤」，不過稍嫌片面，將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簡單化了。Gay則從多方面運用極其豐富的史料將整個啟蒙運動的面貌呈現了出來。他相當肯定了啟蒙的現代價值和意義，認定啟蒙上接文藝復興，恢復了古代經典的地位，並以古典的多元而開放精神對抗中古教會的武斷和不容忍。自由、進步、科學、寬容等都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開始發展出來的，更重要的，啟蒙也導致了美國的獨立革命和一個嶄新的民主自由社會的建立。Gay特別指出：當時歐洲的啟蒙思想家都引美國的創建為榮，認為這是啟蒙的精神價值的最高體現。總之，啟蒙運動是西方文化史上一個極重要的階段，不但承先啟後，而且包涵著種種複雜的成分。Gay的專著則儘量客觀地但同時也抱著同情的理解，把這一段複雜而困難的歷史進程分析得井然有序。今天有不少人開始懷疑以至批判啟蒙的歷史與現實功能，但無論對啟蒙取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首先我們必須認真地認識它，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
作者序
本書是兩本相關卻又獨立的書的第一本，這兩本書都一樣企圖全面性探討啟蒙運動的問題。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知性歷史學家、研究文學的學生及政治理論家莫不汲汲營營為還原啟蒙運動之真實面目而努力，企盼將其從讚美者或詆譭者手中拯救出來。他們出版了許多主要著作的權威版本，發現許多新的資料，同時還編纂許多啟蒙思想家清晰明確而極具可讀性和參考價值的通信紀錄。然而，他們在經過這番努力之後，卻覺得極為不滿足。自從柏克（Burke）的猛烈抨擊和德國浪漫主義派的大力譴責之後，啟蒙運動竟變成要為現代的惡魔背負責任，許多指責指向它膚淺的理性主義，愚蠢的樂觀主義以及不務實際的烏托邦空想。跟上述那些觀點比較起來（它們其實比它們批判的對象更為膚淺、愚蠢和罔顧實際），自由派與激進派人士對啟蒙運動的熱烈崇拜反而無傷大雅：右派的居心不良畢竟要比左派的天真幼稚危害更大。對啟蒙運動的自由激進觀點，就像保守派的觀點那樣，畢竟總是不盡人意，仍有待改進，許多學者遂有轉為爭論的傾向，我自己也加入這場爭論陣營，挺身反對右派，坦白說，我覺得很有意思，現在正是把爭論帶向結論的適當時機。
下結論之前必須先釐清其中的複雜性：啟蒙運動那些人必須由教條、氣質、環境以及世代等要素去加以區分。事實上，就他們的觀念所散發的光譜以及他們那些辛辣的爭論內容來看，其性質必不可能單純，許多歷史學者遂放棄研究一個單一的啟蒙運動之企圖。我們忍不住要問，保守派的休謨和民主派的孔多塞，兩人之間有何共同之處？霍爾巴赫貶損所有宗教，萊辛卻擁護宗教，他們有什麼共同的地方嗎？狄德羅既羨慕又輕蔑古物研究者，而吉朋適巧相反，既愛古物研究者又想和他們一較高下，他和狄德羅的共同點又在哪裡？盧梭很崇拜柏拉圖，傑佛遜從來無法讀完《理想國》，這兩個人又有何共同點？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把核心放在這些問題上面，如果這樣做就會跌入唯名論（nominalism）的陷阱，畢竟歷史不是人物傳記，更何況這樣做就會為了牽就個體而忽略了總體。上述那些問題有其作用，但其作用也僅止於中和的功能而已：可以讓歷史學家避免顧全總體而忽略個體以及過分簡化的詮釋風格，這種風格向來很普遍，卻實在是詮釋歷史的大忌──比如把啟蒙運動看成只是一堆教條的展現，是一個理性的時代，然後把狄德羅的活力論（Vitalism）、盧梭的熱情或休謨的懷疑論（skepticisn）看成是異質的個體或是浪漫主義的先驅。這是類似竊盜的定義方式，大大抹煞了啟蒙運動的豐富性，然後去抱怨它的貧瘠。在這兩本書之中我無意採行上述任何一種方法，我將尊重啟蒙思想家之間的歧異，唯有這些歧異才賦予啟蒙運動極大的活力，並藉此豐富其內在歷史的內涵。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我並不使用柏拉圖式觀念來稱呼一段稱謂，而是集合他們重要的相似之處，然後放在一起討論，我會不斷提到啟蒙思想家（philosophe）這個稱謂，然後把他們觀念的總體，他們的策略和生涯稱為「啟蒙運動」，最後我會在使用這些名詞之餘，把這些人稱為一個「大家庭」（family），一個由一群知性分子透過他們相同的思想風格組合而成的家庭。
然而，啟蒙運動雖是由「一個家庭」的啟蒙思想家所構成，卻又不僅止於此：它還是一種文化氣候，啟蒙思想家在這樣的世界中活動，不斷大膽叛逆，然後靜靜抒發他們的觀念，企圖把他們的觀念散發給這個世界。但啟蒙思想家的世界，在他們眼中的十八世紀，又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們自己的意識型態建構；他們熱烈的投入他們自己的時代，和當時最深刻的一些思想潮流打成一片，只不過他們有時會對一些不合時宜的現實不聞不問。因此，我認為我不僅要詮釋啟蒙思想家的觀念以及說明他們的觀念和他們所處世界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且還要判斷他們領悟力的得當與否。傑佛遜心目中理想的羅馬共和是否就是二十世紀學者心目中的羅馬共和？休謨心目中的西塞羅和我們心目中的西塞羅一樣嗎？還有，啟蒙思想家所說的「文學的復甦」是否和我們所謂的「文藝復興」一致呢？像這一類問題會把我從知性的歷史帶向社會的歷史，然後質問是否以及在什麼樣程度上，啟蒙思想家所建構和所經驗的啟蒙運動，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啟蒙運動只是一椿歷史事件。
既然我個人的主要興趣乃在於觀念和現實世界之互動關係的問題上面，我很自然就會把焦點核心和詮釋的主要原則放在啟蒙思想家的經驗上面。我發現啟蒙思想家的經驗乃是一種為求得獨立自治的辯證式掙扎，企圖同化他們所繼承的兩個過去遺產──基督宗教和異教──首先讓他們互相對抗，然後再為他們取得獨立的姿態。啟蒙運動可以用兩個觀念來加以概括：批評和權力。伏爾泰有一次在一封私人的信件中說，他因為懂得如何去愛，
因此也就懂得如何去恨，而其他的啟蒙思想家也一樣使用破壞性的批評去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然後再去建設，因此這樣的批評所扮演的就是一個創造性的角色。卡西勒（Ernst Cassirer）曾如此得當的說過啟蒙運動，「能夠史無前例地把批評和創造的功能巧妙結合在一起，然後互相轉化。」
本書的副標題已經清楚表明，我把啟蒙思想家的叛逆行徑看成是為了追求兩個目標：以異教姿態去對抗基督宗教世界，另一方面他們依賴古希腊羅馬時代的異教觀念為媒介，使自己成為現代異教之後，再從古典異教解放出來，就好比從基督宗教束縛解放出來一樣。古代人教導啟蒙思想家如何運用批評，當代哲學家則教導他們如何運用權力。在本書中，我也一樣研究啟蒙思想家們的教育背景：他們先從古代異教的豐富遺產中學習批評的能力，這些遺產在基督宗教第一個千禧年之中受到打壓而式微，但是卻在文藝復興時代及緊接下來的十六和十七世紀之中又復活了。在本書中我分為兩個大的標題，即卷一的「對古代的訴求」和卷二的「和基督宗教的緊張關係」，說明在啟蒙運動的辯證進化過程中，啟蒙思想家如何發展他們的運動。卷三「現代性的追求」則設定在下冊之中。因此，兩本書其實是同一個詮釋的兩個面，分開敘述乃是為了分析說明的方便，可是又由於內在精神的一致性，還是必須當做一個總體來看，在這上冊之中，我主要敘述啟蒙思想家如何獲得自由，接著在下冊之中，我則敘述他們如何運用這個自由。
我從一九五九年開始著手這本書的寫作，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可以再把時間往前推到一九四四年，我當時就讀於丹佛大學的大學部，就在那時我發現了休謨。在一九五九年之前我已出版多本著作，其中一本是《伏爾泰政治觀：講實際的詩人》（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從那時以後我寫的大部分東西都是在為如今這本書以及緊接下來另一本做鋪路工作。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我如今這本書從上述那本書裡頭借用了許多東西，他如果在現在這本書之中讀到某些句子或某些論點，覺得很面熟，那就對了，請不必感到訝異。每當我感到無法在從前說過的話上面做任何改進，而且有必要放入目前這本書裡面，我就只好跟自己借用了。
我在寫這兩本書之時，得力於我內人之處最多，如今就把這兩本書獻給她。她不是專業歷史學家，對於我把寫作這本書的靈感來源和所有功勞全歸功於她，她可能會感到不自在。我可以了解這種感覺，並深深加以體會，但我自己身為一位專業歷史學家，我必須把真正的事實直接說出來：雖然沒有我內人的襄助，我也一樣可以把這本書寫出來，但絕對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寫那麼快，寫那麼好，甚至寫得那麼愉快。她很仔細謹慎讀過並批評書中每一細節，從書的名字到書目，可謂鉅細靡遺，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反覆的讀，同時還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Arthur
Wilson和Robert K. Webb也為我仔細讀過每一章，並提供極富見解的有用意見，Charles和Hanna Gray讀過前面幾章，並適時提供許多清晰寶貴的意見。William Bouwsma幫我重新修訂第四章部分並不斷和我討論其他章節有關宗教和批評之間關係部分，讓我獲益良多。Helen Bacon以她受過古典訓練的敏銳眼光為我校讀前面幾章部分；R. R.
Palmer許久以來即助我良多，這次他要我特別留意啟蒙思想家和基督宗教世界之間的關係，他指正的結果，既嚴格又具建設性，主要出現在第六章部分。十五年來，Richard Hofstadter讀過所有我所寫過的東西，這次他特別讀過這本書的初稿，如今由於他的指正而改得差不多認不出來了，可見他的大力指正是多麼有用。
過去幾年來，我也曾經和幾位朋友談過有關這本書的寫作，其中Henry Roberts對我的觀念最有耐心，對我的「靈感」也最能包容，同時不吝惜時時給我鼓勵。另一方面，我要特別感謝在本書開始之際，Rudolf
Binion所提供的唯名論批評，由於他的指正，使得我能夠在撰述有關啟蒙運動的團結狀況方面，做得更加周全完整。書中我能夠掌握住有關古典對啟蒙運動重大影響這個核心觀念，主要來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之間和已故的Walter Dorn的不斷對談；除此之外，透過對談而讓我獲益良多的，還有下列諸人：Crane Brinton, Leo Gershoy, Beatrice Hofstadter,
Irving Kristol， Gertrude Himmelfarb Kristol, Herbert Marcuse, Orest Ranum， Fritz Stern，以及John William Ward等，我必須一併在此致上謝意。Raymond Grew和Richard Webster在有關義大利啟蒙運動方面，也曾提供給我許多有關的建議。
很幸運的是，我曾經身為哥倫比亞大學有關十八世紀歐洲文化討論課程的一員，一九六二年夏天，這個討論課程剛成立之時，我率先在課堂上以我現在這兩本書為討論的核心課程──著重在啟蒙運動的辯證觀念──經過兩年下來的激烈討論，不斷地檢驗、批判、修正和補充，使得這本書變得更加完美，因此我要在此一併感謝我課程上的幾位同僚：James Clifford，Otis Fellows，Allan
Hazen，H. Jean Hecht，Albert Hofstadter，Paul Henry Lang以及Rudolf Wittkower等。另外，討論課上我的一些學生也提供給我許多很精彩的引言和有用的批評，我要特別感謝Gerald Cavanaugh，Stephen Kern以及Victor
Wexler這三個人。我雖然從事獨立研究，但有兩位研究助理在此不能不順便一提，他們是Mrs Patricia Lavndel和Mr. Augustus Pallotta，他們在挖掘義大利資料方面幫助最大。
本書寫作期間，我有機會能夠藉著演講的機會試驗一下我在書中的一些觀念，演講前的準備和事後經過討論而改寫，可說獲益極多，我要在此感謝邀請我演講的一些東家以及前來聽講的聽眾：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代斯大學（Brandeis）、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明尼蘇達大學、紐約大學、安姆赫斯特學院（Awherst
College）以及維琴尼亞大學。此外，我也有機會在芝加哥的美國歷史協會和英國羅徹斯特大學的法國歷史學會宣讀與這本書內容有關的一些報告，我要在此順便對這兩個單位申明感謝熱忱。
同時我也要感謝幾個單位對我寫作本書所提供的襄助，首先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學會和歷史系的康寧基金會提供研究基金和必要書籍給我從事寫作本書之用；另外，要不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之間美國議會的博學協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適時提供給我會員資格，我就不可能寫作本書（我的任務是研究十八世紀的現代性之勝利，我的任務必須等到本書下冊完成之後才得以解除）。還有，要不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間美國行為科學研究中心（a Fellowship at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提供給我會員資格，我這本書就不可能寫得那麼順利和那麼愉快，這個中心是逃避日常雜務的最佳避難所，許多做研究的人對這個中心都讚不絕口，過去有許多關於這個中心的美麗傳聞和熱情的頌詞，我必須強調這些都是真的。我在那裡一年期間工作之所以進行那麼順利，我要特別感謝三個人：Ralph Tyler，Preston Cutler和Jane
Kielsmeier。我一樣也要感謝我在這個中心研究時的秘書Joan Warmbrunn，還有幫我打字的Ene Sirvet，感謝她的細心和熱心，還有對我研究內容的興趣。最後我也要表達能夠在Alfred Knopf出版公司五十周年慶之際出版這本書的愉快熱忱，能夠和這麼偉大的出版商攀上關係實在是與有榮焉，其中出版社的編輯Patrick
Gregory我也要好好謝他，因為他對我的寫作風格能夠手下留情，沒有弄糟，真希望所有編輯都能夠像他那樣。
彼得．蓋伊
一九六五年識於紐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