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下）：自由之科學（2019年版）

余英時推薦序
本書相關評論
目錄
內容簡介
兩點體例說明
引用作品簡稱
作者序

第Ⅲ部 現代性的追求
1 膽氣之復甦
一、現代性的前奏：膽氣之復甦
二、啟蒙運動：醫學與治療
三、時代的精神

2 進步：從經驗到行動綱領
一、文人共和國
二、從過去到未來：大轉向
三、樂觀地理學

3 自然之用
一、啟蒙運動的牛頓
二、去掉牛頓上帝的牛頓物理學
三、問題重重的大自然光輝

4 人之科學
一、啟蒙運動人
二、心靈領域的牛頓
三、對抗理性主義的革命
四、想像力的奔馳

5 藝術之解放：過去的包袱
一、藝術與啟蒙運動
二、贊助人與閱聽大眾
三、過去的包袱

6 藝術之解放：摸索現代性
一、狄德羅與萊辛：兩個循規蹈矩的革命份子
二、藝術品味的發現

7 社會之科學
一、第一批社會科學家
二、社會學：事實、自由與人道
三、政治經濟學：從國力到財富
四、史學：科學、藝術與宣傳

8 仁善政治學
一、寬容：一場講究實際的運動
二、廢奴主義：一個初步的探索
三、司法正義：一場為自由奮鬥的聖戰

9 經驗政治學
一、政治經驗的多樣分歧
二、法國之爭
三、開明絕對主義：由答案到質疑

10 教育政治學
一、啟蒙運動的邏輯
二、對庶民的成見
三、盧梭：道德社會中的道德人

終曲：起而行的行動

研究著作評介


 

推薦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推薦序

　　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Peter Gay兩卷本的Enlightenment研究是關於歐洲啟蒙運動史的經典之作，雖然分別完稿於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九，但根本不發生所謂「過時」的問題，近三、四十年來，這一領域儘管日新月異，卻未出現一套有系統的新解足以取本書而代之。

　　Gay寫這部鉅著時，他的爭辯對象是Carl Becker的《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國》（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Becker此書篇幅極短，然而論點鮮明，提出了對啟蒙運動的整體看法，成為西方（至少美國）史學界的正統觀點。

　　Becker強調啟蒙思潮仍未全脫中古思惟模式的籠罩，當時思想家所用的建構材料雖然是很新的，但所建構出來的「天國」（Heavenly City）則一仍中古之舊。這一論斷在美國史學界流行了三十多年，未受到嚴重的挑戰，直到Gay的著作問世，才發生了基本變動。Gay先後花費了六、七年的時間，遍讀十八世紀原始資料，提出了全面性的新解讀。僅以功力而論，Gay的兩卷本專著已遠非Becker的講演集所能匹敵，Becker是一位卓越的史學大家，沒有人能夠懷疑。他的論點也確有堅強的根據，並非簡單的「錯誤」，不過稍嫌片面，將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簡單化了。Gay則從多方面運用極其豐富的史料將整個啟蒙運動的面貌呈現了出來。他相當肯定了啟蒙的現代價值和意義，認定啟蒙上接文藝復興，恢復了古代經典的地位，並以古典的多元而開放精神對抗中古教會的武斷和不容忍。自由、進步、科學、寬容等都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開始發展出來的，更重要的，啟蒙也導致了美國的獨立革命和一個嶄新的民主自由社會的建立。Gay特別指出：當時歐洲的啟蒙思想家都引美國的創建為榮，認為這是啟蒙的精神價值的最高體現。總之，啟蒙運動是西方文化史上一個極重要的階段，不但承先啟後，而且包涵著種種複雜的成分。Gay的專著則儘量客觀地但同時也抱著同情的理解，把這一段複雜而困難的歷史進程分析得井然有序。今天有不少人開始懷疑以至批判啟蒙的歷史與現實功能，但無論對啟蒙取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首先我們必須認真地認識它，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作者序

　　本冊（下冊）上接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為我界定啟蒙運動的努力劃下句點。就像上一冊，本書是自足的。我在上冊探討的是啟蒙思想家怎樣援引古典的異教徒思想反對基督宗教，換言之是探討他們的教育背景；而在這一冊，我進而分析他們的環境（包括他們所身處的經濟與文化變遷，這些變遷正是導致啟蒙運動具有現實相關性甚至非出現不可的原因；也包括當時作家與藝術家的位置，這位置賦予啟蒙思想家的要求和期許以血肉）、分析他們的行動綱領，以及分析他們的進步觀、科學觀、藝術觀、社會觀和政治觀。我把本冊命名為《自由之科學》（The Science of Freedom），意在暗示啟蒙思想家的方法和目標，而讀者未嘗不可把它單獨當成啟蒙哲學的社會史來閱讀。與此同時，上下冊又是一體的，正是為了強調這種一體性，我才會給它們取用一個共同的書名《啟蒙運動：一個詮釋》，並把內容安排為辯證性的三部分：上冊分兩卷，分別代表「正」與「反」的部分，下冊只有一卷（我名之為「現代性的追求」），代表「合」的部分，要探討啟蒙思想家的哲學。

　　上下兩冊都是以狹義的啟蒙運動為主軸，亦即以啟蒙思想家的運動為主軸：本書會設計成辯證性的三部分，也是為了反映啟蒙思想家的大體心路歷程。但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並在上冊儘早指出過，狹義的啟蒙運動乃是著床於一種更寬廣的氛圍，那就是十八世紀的氛圍。對於十八世紀，我們大可以毫無扭曲之慮地稱之為啟蒙時代（Age of the Enlightenment）。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正是汲取自時代的氛圍和從之得到支撐。他們部分是時代的領導者，部分是其縮影，部分是其反對者。特別是在本冊，我設法去釐清這兩個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家的運動和其大環境）的關係。這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而就如方才說過的，啟蒙思想家與其環境時而敵對，時而友善。但不管有多錯綜複雜，不了解它們，就無由給啟蒙運動下一個充分的定義。可以換一種方式說：儘管約翰生（Johnson）與伏爾泰（Voltaire）之間、波普（Pope）與休謨（Hume）之間，或衛斯理（Wesley）與萊辛（Lessing）之間歧異處所在多有，但共通處一樣所在多有。本書雖然把重點放在伏爾泰、休謨和萊辛，但沒有忘記其他人。

　　我的工作招來兩個誤解，所以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加以澄清。我一直相信，集體史（collective history）是寫得出來的，不是非化約為個人傳記的組合不可。另一方面，我又深知，哪怕是狹義的啟蒙運動，其內容仍然豐富多端，有時還自相矛盾。不管是在上冊還是這一冊，我都用「家人」（family）來形容啟蒙思想家的彼此關係，為的就是兼顧他們之間的親近性和分歧性。我們當然不可忘掉狄德羅（Diderot）和萊辛的美學是不同的，不可忘掉休謨和伏爾泰的政治哲學是相異的，不可忘掉不同啟蒙思想家有關進步、科學、教育和其他課題的觀點涵蓋一道幅度頗寬的光譜。我把這些差異都記錄了下來──本書上下兩冊會那麼長，主要原因在此。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啟蒙思想家」的一般定義不涉及他們的政治或美學觀念。以這種方式，我設法既忠於歷史的豐富性、微妙差異性和個人的特質，又忠於共性和完形（Gestalten）──它們都是啟蒙運動之所以為啟蒙運動的原因。

　　除區分狹義和廣義的啟蒙運動以外，我又邀請一些十八世紀人物進入啟蒙思想家的俱樂部而拒另一些人於門外──對我的第二個誤解即由此而起。事實上，我此舉是定義行為而非評價行為。我不是要主張（比方說）伏爾泰比約翰生「傑出」（better）。會員資格與能力無關：明乎此，就會了解這俱樂部何以不乏無趣和平庸之輩，而一些該時代最不凡的人物反不入列。哪怕書名已申明本書是「一個詮釋」，但身為歷史學家，我仍然盡力迴避上述一類的價值判斷。我的目的是下定義，盡可能清晰地勾勒出啟蒙運動的複雜面貌：觀念怎樣與激情相纏、信念怎樣與迷信交織，以及觀念怎樣與觀念擦撞。

　　但這樣說並不表示我心無好惡。讀者應該不難看出，較得到我認同的是十八世紀的非宗教心靈。但這不應該干擾到我對啟蒙運動的分析（希望是如此）。正因為這樣，我甚至避談一個相當有價值判斷意味的重要問題：啟蒙運動與我們時代的相關性。顯然，我認為這種相關性是可觀的，比迄今啟蒙運動的批評者甚至仰慕者所願意的承認的還要大。如果有哪個時代最需要啟蒙運動的人道目標和批判方法，那就非我們的時代莫屬。但我在本書強自克制，不去談這個，因為我認為更當務之急是去界定啟蒙運動：想要讓啟蒙運動能為我們所用，就必須先知道它是什麼。本書的目的正是致力於確定啟蒙運動是什麼。

　　但我沒打算就此打住。我研究了啟蒙運動二十年，一直興味不減。如今，隨著研究領域他移，我認為該是以政治人而非史家身分表明我信念的時候了。為此，我已寫就一部聲援啟蒙運動的小書《批評的橋樑》（The Bridge of Criticism），將要單獨出版。我會樂見讀者把它看成是這部長篇歷史研究的政治後記。

　　就像上冊一樣，本冊讓我欠下許多人情債。古根漢基金會的一筆研究獎助（1967-8）讓我能夠對此書進行一些必要的改寫；「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一項出國補助讓我有機會在蘇格蘭聖安得烈（St. Audrews）一個會議上與好些研究十八世紀的學者交換意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院長室慷慨資助打字經費，而因為本冊的篇幅，這筆補助讓我更是受用。說到打字，我特別要感激為我手稿打字的西爾薇（Ene Sirvet），感激她經常為我辛苦地打字打個不停，她的速度和精確性，和對我表現的耐性。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一九六七至六八年度和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度兩度頒贈的「人文學與科學促進獎金」讓我可以購買一些不可少的參考書，也讓我教學上的負擔得以減輕。

　　一些從前和現在的學生各以不同的有用方式協助過我，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卡瓦瑙（Gerald J. Cavanaugh）、韋克斯勒（Victor Wexler）、凱勒（William Keylor）、博斯（Ronald I. Boss）、凱恩（Stephen Kern）、卡爾勒（Joan Karle）和布雷德（Theodor Brodek）。在愛丁堡大學、維吉尼亞大學、瓦瑟學院（Vassar College）、耶魯、哥大和其他好些好客的大學校園，我都碰到一些有批判性的聽眾，他們的意見促使我變換論證或改變想法。兩個學術團體──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和法國歷史研究學會（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對我同樣耐心有加。

　　除了這些聽眾，我還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十八世紀歐洲文化講座」試述過我的觀點，並受益良多。要指出誰給過我哪方面的啟發難免會顧此失彼，所以我在這裡感激當時所有人的耐心和大方。一直以來我都與狄克曼（Herbert Dieckmann）、梅（Henry F. May）和麥克（Mary Peter Mack）書信論學，他們的意見至為寶貴。對於難寫的第三章（論科學的一章），格雷厄姆（Loren Graham）給了我有益的批評；而吉萊斯皮（Charles C.Gillispie），所寄來兩封極其詳盡的信，相當程度改變了我對這一章的構想。另外，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惠賜的意見也讓我銘感。

　　我最後要感謝的是我最需要感謝的人。威爾遜（Arthur M. Wilson）、韋伯（Robert K. Webb）和我太太（始終是露絲〔Ruth〕）都極仔細讀過草稿。我感謝他們百忙中抽空為我提供寶貴意見，鼓勵我在漫漫的研究長路上持之以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