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孔子以「仁」為核心而創建儒家，教化弟子，由身心的德性修養發端，往外實踐愛民教民的仁義之政。孟子承繼發揚，主張「仁義內在」，肯定「性善」，以良知良能之論來教化君子和庶民，於道德性之基礎上，「居仁由義」、「由仁義行」，施行「仁政王道」。儒家此種以本心德性為核心而肯定並且實踐仁政的政道和教化的基本思想和信念，《大學》講得最為清楚而有條理。《大學》開宗明義有「三綱八目」（「三綱領八條目」），前者即「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即本心之德的自我明修；「親民」（「新民」），即透過師道啟發國民或天下人之本有良知而能養成君子、賢士、聖人；「止於至善」，即君子和庶民之道德臻及聖賢之境而人間政道亦達乎「大同世」的太平理想。其實踐的步驟有八，此即「八條目」，前端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這五個步驟乃君子的心性和生命的基本內在之道德修養；後面則是「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三個步驟，是其內在的道德主體性之人格完成之邏輯地，也是時序地，向外推拓實踐的客體性世界的理想之成就和實現。莊子稱美此種合內外、合個人社會、合道德政治為一體的孔門儒家理想為「內聖外王」，此即儒家的政道治道，由此實踐，成為儒家的「政統」和「治統」。
「內聖外王」之道的經典，由孔子整理詮釋而成，這就是《六經》。孔子晚年返魯，「刪《詩》、《書》，訂《禮》、《樂》，修《春秋》，贊《周易》」，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和文化典範自此建立。孔子詮釋並創新經典，後儒繼承此精神，因此發展出經典詮釋註解之學，包括經史以及儒者個人的思想、話語、文章，開出經學、史學以及宋理學家、明心學家、清實學，而及乎當代儒家的學術和講學創作，這就是中國儒家的「學統」。孟子承繼孔子之道，多引《詩》、《書》，甚重孔子《春秋》大義；荀子弘揚孔子之道，亦多引《詩》、《書》、《禮》，甚重「禮樂文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內外必相合，內聖外王並重，而以天命之絕對善性來肯定並推出聖賢之政；荀子「道性惡」而從「法先王」循至「法後王」的取徑，強調化性起偽的「禮法之政」。孟荀的主張和實施，皆是儒家王道。若依孔子《大易》與《春秋》的思想，孔子仁政的終極性是「德治主義」的「禪讓政治」，此是中國古典型的「公天下」之政治主張。此種理想，在孟子、史遷乃至董生的論述裏，特別是詮釋孔子纂修《春秋》之微言大義中，積極地表達出來。而《禮記‧禮運》更直接明白說出「大同世」之王道，此種王道主張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賢能君子透過選舉而可居政府的公位，而擁有政治的權力，如此建立一套公天下的政道，此種政治絕不是君王專制政治。由於秦漢大統一之後，中國受到法家及縱橫家影響，以「帝王術」控天下，其實已步入「血統世襲主義」的「君王專制政治」，現實上，中國已進入「私天下」之政治格局，垂兩千年而不變。儒家不得已，只好在「大同世」的政道之後，再設計一種妥協性的「六君子小康世」的政道，此是在一姓世襲的君王專制中，冀望或鼓勵為政者實現「賢君良相」之君王宰相共同治理的愛民政治。這樣的政道，其實就是儒家在兩千年君王專制政治中，無可奈何的「內廷外朝」格局之規畫，而在其中對君王和宰相提出道德和能力之要求，內廷的君王代表政統，外朝的宰相代表治統。政與治，上下內外融洽合一。
然而這種所謂「六君子小康世」的「賢君良相」之政道，只是在秦漢專制政局已形成、已堅固之後的後儒之主觀上的理想，此種理想沒有再進一步籌劃出一套客觀理性的政道架構來予以實際之施行。它與現實的「緣飾以儒術而以法術（帝王術）為本質」的「外儒內法」之專制政治距離甚遠。中國兩千年的君王政治，是典型的「血統世襲主義」的專制政治。「政統在君王」，此層是一個黑暗祕窟，深不可測。宰相體系的儒臣，面對這一層森嚴陰闇體，絕對不容質疑挑戰。若予碰撞，則必是棄首東市乃至禍延九族。因此，歷代賢良之儒，其入仕，只能或只知在治道層中，依其官職，盡心盡力實施養民、愛民、教民的治理，面對君王，則只能與一般俗臣陋儒一樣，仍然頌讚「萬歲」。此種情形，連宋明大儒包括朱子、陽明，皆一也。歷來大儒最多是以道德來勸諫君王要作聖賢之君，且要求各級官吏莫忘聖人教訓而須有君子之德來作好治道。
歷史的弔詭和諷刺，則是賢君良相實在稀少，否則，中國歷代之政局，不會治亂反覆循環。朝代之末日，皆是源於專制政治的暴君愚王和貪官污吏的欺壓剝削殘害庶民百姓而使然。而朝代更替卻有兩種，一種是通過「打天下」的殺戮而推翻前朝改建新朝，前朝與新朝是一樣性質的，只是他姓替代前姓來坐帝位而已，本質仍然是「血統世襲主義」下的君王專制；另一種卻更嚴重，那即是異族趁勢而入中原，取華夏民族的政權而宰制之。此有部分統治，如南北朝時代的北朝和五代十國時代的五代，以及宋時的遼金。又有全面入主中國者，如元、清兩朝。因此，歷代的君子儒，他們的人生之意義的實踐和境界的完成，遂順此軌轍而邁向兩大途徑，此即「德教」和「拒夷」。
無論是在承平盛世或紛擾亂世，儒者不管是為官或布衣，他們一定重視常道慧命和人文歷史的教育工作，身任師儒，是他們的終極價值觀的實踐，儒家的推行德教，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稱為「內在的道德性，客觀化到外面的『人倫』和『日用』的篤行」。他說：
內在的道德性，若不客觀化到外面來，即沒有真正的實踐。所以儒家從始即不採取「觀照」的態度，而一切要歸之於「篤行」的。〔……〕於是儒家特注重「人倫」、「日用」。
儒家內在的道德實踐，總是歸結於人倫。而落到現實上的成就，大體是從三個方面發展：一為家庭，二為政治（國家），三為「教化」（社會）。
（◎引自徐武軍、徐元純輯：《徐復觀教授看世界─時論文摘》，四之二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頁187-188。）
以家庭為出發點，將道德倫理，往外篤行，成為政道之原則，且成為教化之內容。當國家民族之大難來臨之際，儒家更毀家紓難或以身從義，依據《春秋》的「嚴華夷之防」的基本大節操，進行抗拒夷狄侵華的義戰，大局無法撐持，就退隱從事教化，其思想、人格和著作，影響當代菁英和普羅階層以及後世。如明末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孫奇逢、朱舜水等人，遭逢滿族之入侵中土，滅亡明朝，他們先是投身抗戰，大局崩塌之後，則留居遁隱草野民間甚至漂泊海外，從事道德倫理之教化。又譬如乙未（1895）割臺，著名書院山長丘逢甲創「臺灣民主國」，結合青年生員吳湯興、徐驤、姜紹祖、邱國霖等人，組織義軍，領導臺灣人奮起抗日，事敗，丘逢甲返原鄉粵東，從事傳統書院以及新式學堂之教化，丘氏是近代臺灣人一方面傳揚儒學，一方面又抗擊夷狄的儒者典範。
依上所言，儒家不是「觀照」的純粹哲學。觀照之路，是向內心深入的單一孤獨之路，如禪宗、道家，均重冥思入定，而進入「虛無清靜」或「般若寂滅」的道心、禪心之境界中，縱然亦在世間說法傳教，是「即煩惱即菩提」，是「菩提不離世間覺」，但終極地是「出世間」，是「入山林」，不是正向地入世而在客體的世界規劃設計一套理性架構來安排人的、社會的、政治的秩序和運轉。儒家之道及其學術，是具現在人間世進行人倫、政治和教化的架構性、外延性的實踐的，它亦可是一種哲學、一種宗教，但它不止孤明觀照、冥思玄想，而必須外向實踐，在「事業」的架構中篤行客觀的「事業」。
本書內容是筆者最近兩年分別在一些場合陸續撰述的十篇文章，分為四大類，一是「朱子儒學」，一是「明代儒學」，一是「臺灣儒學」，一是「當代新儒學」。四大類以時間排序，上下千載，但其道則一，是為儒家之常道慧命，而集中在其學術教化和政道及春秋大節的實踐，故此中之文章，有論述朱子學、明代心學、臺灣儒學以及當代新儒家之學術者，包括了儒家的「三統觀」，亦深論儒家的道德倫理之教育之規劃和踐履，同時，也就丘逢甲和劉永福的堅苦卓絕之乙未臺灣抗倭之史事來詮釋儒者依據《春秋》之大義而實踐的華夏不屈辱於夷狄之節操。
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均有其價值核心和文化方向。中國之所以是中國，其價值核心和文化方向，是孔孟荀大儒以及兩千年儒家延續相傳的儒家常道慧命，它是中國的政道、是中國的教化中心，是中國社會的基礎，是中國的人心之定盤針。將儒家之道抽離，中國即非中國。徐復觀先生說：「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遼闊立多時。」中國之族命所以無窮，神州之江山所以遼闊，乃是因為儒家的道德倫理無有極盡，君子的天地正氣浩然挺立。而此更有賴後之君子以其剛健敦篤之本心，代代相續，不止息地把孔子的德慧，化為仁政、教化和學術，真誠一志地實踐施行。
潘朝陽 序於 臺北‧天何言齋
戊戌（2018）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