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血液流著「外省」與「本省」融合的熱血，先父是1949年隨著國軍撤退來臺的阿兵哥，家母是閩南人，我的父母年紀相差20幾。
小時候，未聞父親談起故鄉與家人，我也沒主動問過，甚至沒有什麼興趣想了解，不知道為什麼，總感覺父親的老家好遙遠。
1987年開放探親，我已念高中，可以照顧妹妹，於是父母一同回江蘇老家，那是他們第一次出國。從此以後，家門口不時傳來「有掛號，拿印章來！」的嗓門，那是老家的書信，內容不外乎有「生病、進修、深造、修房、改建以及修墳」等各種原因，希望先父接家書匯美金。面對頻繁的書信，先父秉持的是一種期待、家母表現的是一種憤慨。而且，不識字的母親有時會攔截中國寄來的信件，要我先瀏覽一遍，看看內容有沒有要寄錢。同一封家書，兩種心情！而我，總是選擇站在母親這一邊，告訴父親不要浪費錢。但，我知道，那是沒有用的。
2010年父親往生，算其在臺生活整整六十餘年，在其遺書字裡行間，多有感念。
先父提及其童年面臨日寇侵華、敵機空襲，親眼目睹親人遭日軍槍殺，無醫藥急救，因而流血致死之慘事。圓滿的家庭毀於戰火，小小年紀的他，選擇避難鄉間、寄人籬下，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1949年撤退來臺前，離別時與他的母親（我祖母）照了張相，這也是父親從家鄉帶來的唯一物品。爾後，立即隨國軍轉進臺灣，時值22歲壯年，入臺後更改了名字，以免老家的親人成為逃臺戶受牽連。頓時，我才領悟，老家，對先父而言，不是空間，而是一段時光；先父對於家鄉書信中之所有請求，都當成了是一種補償。只可惜，隨著父親的往生，老家的所有訊息如煙消雲散。
2015年我考取高師大臺研所進修，或許是對父親思念的一種轉移吧！因緣際會接觸旗津大陳新村，才知道村民是1955年從大陳島來的移民群，透過政府安置在旗津。由於村民與先父皆是從中國撤退渡臺的難民，因此激發我更想要了解村民的歷史脈絡與社會適應的現況。從田野調查得知村民廣泛使用台州話交流；餐桌上時而展現大陳的飲食文化；小小的村落有兩所蔣公廟，供奉蔣公神像及高掛國旗是其特色之一；村內的年輕人普遍外移，高齡長者生活獨立，藉由訪談得知村內許多長輩在1960-1980年代曾經遠渡重洋到美國打拚，有些人的後代子女也在美國繁衍了下一代。
本書運用田野調查的深度訪談，這些訪談者有原鄉島民、大陳美國人，也有大陳的在臺子女、實踐新村（大陳新村）周邊的外省人與閩南、客家群體。我期望透過一步一腳印的踏查，為正在凋零、隨著時間默默消失的大陳移民口述，留下點滴在心頭的可徵實錄，他們的訪談資料殊為珍貴，佐以官方檔案公文、報章雜誌與老照片的比對，將助於讀者完整了解大陳人的歷史圖像。
本文記錄著中國、臺灣與美國身分的移民群體，他們歷經了撤離、定居、遷徙、適應、同化的過程。大陳人來臺已超越一甲子，隨著時間的流逝，大陳人對臺灣土地的認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1955年大陳的歷史事件或許經由世代交替而逐漸遺忘，然而，自然背景與區域的文化脈絡不斷變遷，大陳文化更需要深入融合於地方，認同旗津，大陳的故事不能斷，我正努力地記錄著。
本書整體研究歷時近三年，過程中一開始最困難的是面對大陳耆老說的台州話，我完全聽不懂，而且即便長輩說的是華語，也因為鄉音重，採訪時聽得非常吃力，有時自己感覺像雞同鴨講般，還會再三重複對方的答案，只怕自己聽的有出入。還好，村子裡，不管是大房子、還是小房子的人，每一位都對我非常疼愛與友善，對於我的疑惑總是有問必答。而且，有時採訪村民的時間過於冗長、接近用餐，甚至已是用餐的時刻，村民們都會為我準備碗筷，就因為這樣的機緣，才會曉得原來大陳的麥油煎、炒年糕、蛋酒、魚麵、薑茶麵、糖心糕……是多麼美味，這些坊間看不到的料理令我如數家珍。
本案的進行仰賴大量田調訪談，這方面非常感謝感恩堂總幹事林春生先生提供我宗教面向與大陳飲食的認識。也很感謝報恩觀當時的主委陳榮傑先生帶我認識大陳美國人葉冬福先生，從葉冬福的奮鬥經歷，讓我體會「面對機遇，不猶豫；面對抉擇，不徬徨」。王寶君女士非常熱心，經常在我身邊當翻譯，還帶著我認識大陳美國人曹秀姣女士，從她的訪談得知「青春是用來奮鬥的，理想是用來實現的」。尤其，透過小房子的陳香珠女士蒐集的老照片，讓更多的歷史記憶得以在本書呈現，從陳女士的訪談了解「命運就像自己的掌紋，雖然彎曲，卻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其子女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在村中傳為美談。
另外，我還要感謝大陳耆老，同時也是我參考書目內的作者吳學寶先生，透過吳學寶先生的豐富著作，還原大陳島的人文樣貌、風俗民情，讓後人得以追隨研究，難能可貴。三烊窯葉瑞元老師、高雄市浙江溫嶺同鄉會總幹事莫咸祥先生、前米堤飯店西餐主廚陳永慶先生、《戰爭與遷徙蔡姓聚落與旗津近代發展》作者蔡佳菁女士、海岸咖啡負責人曹淑萼女士、實踐里里長楊台生先生，感謝您們提供我寶貴意見。最後，還有許多研究過程中曾經幫助我的貴人，無法在此一一寫上，謹此由衷感謝。
2018年11月
導讀
全臺的大陳新村有三十五個，旗津的實踐新村就是其中的一個，提供新村裡在高雄港碼頭擔任裝卸工作的大陳人住宅。隨著1960年代政府第二次輔導就業，有些大陳人湧入旗津形成居住的問題；有些從事海員者衍生跳船美國；1979年臺灣開放觀光，很多跳船者的妻子登機飛往美國，形成跳機事件；跳船和跳機的故事，讓大陳人從政治性的移民轉變成自願的經濟性移民，從黑工生活的辛酸淚變成在美國擁有數間中國餐廳的奮鬥史。令人感到弔詭的是1955年大陳島民因為「不願受共產暴政，毀家抒難，拋棄祖墳家園，義無反顧，投奔自由」的行動，贏得了「大陳義胞」的尊稱，並由國家挹注資源給養安置，可是為什麼「大陳義胞」要逃離國民黨政權安置的家，用偷渡的手段到美國從事黑工？
大陳人安置在旗津的實踐新村有「大房子」與「小房子」兩個聚落，其各自有以「蔣公」命名的廟宇，供奉「蔣公」神像並祭祀大陳神明，其分別是「大房子」的「蔣公感恩堂」與「小房子」的「蔣公報恩觀」。然而不約而同地，兩座廟宇都是「大陳神明」壽誕才是村民的年度重要慶典，而不是慶祝「蔣公誕辰」？
隨著國民黨政權更迭，感恩堂在大陳第二代與第三代子弟的廟方委員提議指出，觀音菩薩理當比蔣中正地位隆崇，理當換位。於是，經由觀音擲筊的允諾，在2006年底把蔣中正跟觀音菩薩主次易位。令筆者讚嘆不知是蔣中正英明抑或菩薩法力無邊？廟方擲筊後，蔣中正順勢退位，陪祀在主神觀音菩薩左邊。而寺廟原本是由隨意找的土地蓋起的，2012年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也開始發文徵收租金並往前追討七年。莫非真是「蔣公」光環不再具有法力？
隨著「大陳義胞」的公共論述逐漸消失，旗津大陳人自我認同的凝聚共識是如何表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