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James 《實用主義》導讀
實用主義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創立於美國，歷經一個半世紀興盛而不衰，不僅在學術界始終保持其強大的思想影響力，而且也廣泛地傳播滲透於全球社會各界；這一切，不但值得哲學家們深思反省，也促使一般人，特別是關切自己的精神生活品質的人們，對實用主義產生強烈的興趣。
實用主義首先是當代西方一支哲學流派；而作為一種哲學，它也引起過很多人誤解，以為實用主義和其他哲學一樣，屬於很抽象的玄學理論，難以理解和難以把握。其實，恰恰是實用主義，打破了以往傳統哲學的抽象玄學形式，以「簡易實用」原則和方法，加強了哲學與實際生活的密切結合，特別是為人的思想觀念和社會行為提供方便有效的貫徹原則，使越來越多的人，試圖以實用主義的原則和方法，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當然，要真正把握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首先，必須了解詹姆斯本人的思路以及他所處的那個歷史時代的思想文化狀況，而且，還要進一步了解實用主義其他重要代表人物和實用主義整個學派的簡略發展過程以及他們所堅持的基本精神。
實用主義不是詹姆斯一個人憑空玄思冥想出來的思想體系。美國另一位實用主義思想家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早在1878年，就發表了《怎樣使我們的思想觀念清晰起來》（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在這部書中，皮爾斯首次使用「實用主義」這個概念，並以簡單明瞭的哲學語言，傳播實用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使實用主義從此登上當代西方哲學舞臺。
在實用主義的思想發展史上，詹姆斯幾乎與皮爾士同時為奠定實用主義基本原則做出重大貢獻，而在他們之後，則是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為實用主義的廣泛傳播立下豐功偉績。
實用主義本身雖然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但它的思想理論淵源，卻深存於歐洲自古希臘經基督教並延伸至啟蒙時代所累積的西方傳統中。所以，要充分理解實用主義，不但必須盡可能精讀實用主義主要代表人物的原著，細心消化實用主義的基本內容，而且，還要深入了解產生實用主義的19世紀西方社會文化的具體條件，特別是當時西方社會中存在的思想文化危機以及這場思想文化危機同當時迅速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創新方法的內在聯繫
。
須知，從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後，西方哲學和整個社會文化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迎來了哲學及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繁榮，歐洲各個主要國家紛紛創建了各有特色的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多元化理論體系，而在哲學上，主要是形成了一系列系統化的理論和方法，它們各自聲稱是科學真理的理論化身，但同時也把本來富有不斷創新精神的理性懷疑的反思力量，凝固和窒息在體系化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概念體系和邏輯格式框架中
，而德國古典哲學中的黑格爾絕對觀念論，就是這種體系化形而上學的典範。
這一切，恰好體現了西方思想文化發展的悖論性（Paradox）
，它一方面宣告了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所宣導的理性原則的勝利，另一方面又逐步暴露了現代理性所內在隱患的矛盾，逐漸顯示現代理性過分強調的系統性、普遍性、清晰性和邏輯性的某些缺欠，使本來具有一定意義的理性原則進一步絕對化和膨脹化，壓制並窒息了實際社會生活和人性中的各種複雜的非理性因素的功能和作用，也使理論的系統性、普遍性、清晰性和邏輯性，轉化成為固定的僵化格式，不但把活生生的實際生活和普通人性的豐富靈活的性質加以扭曲，也阻止了各種潛在的和可能的多樣化創新力量。
同哲學上的形而上學體系化的傾向一樣，在文學、藝術及各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也形成了各種號稱「典範」或「經典」的體系化理論和作品，試圖樹立它們的「理論權威」，並把這些典範和經典當成一切創造的固定模式，強制性要求各個領域的創作活動，都必須套入這些格式化的固定框架，從而導致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思想文化的新危機，也同時推動了「現代性」（Modernity）的誕生。
這就是實用主義產生的特殊的思想文化條件。很多人往往忽略實用主義哲學具有現代性的特徵，就是因為他們都簡單地把它同整個西方哲學的基本精神混淆起來，從而也無法真正掌握蘊含在實用主義哲學內部的那種反形而上學的思路同樣也無法把握實用主義對傳統理性主義的批判精神。
現代性是西方思想文化、社會發展、社會制度以及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非常複雜的綜合性變革，它尤其表現了新時代的一種「心態」（Mentality），一種生活態度（Attitude）和思想模式（Thinking
Model），就其與實用主義的內在關係而言，它主要試圖在西方現代化基本實現工業化之後，更有效地進一步處理和解決現代化面臨的新矛盾，力圖調整思想觀念、創新行動及社會效應之間的相互關係，跳出傳統形而上學以及笛卡兒以來近代知識論和真理論的抽象框架，從而使實用主義，提出了對於「外在世界」、「觀念世界」及「我們的行動」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靈活開放態度，不再堅持從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末（古典時期）的格式化的理性主義，而是尋求鼓勵一切自由創新的新型模式
，確保各種新型人才的創新行動得以高效率地推動現代化進程，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生活的遊戲規則，高速實現新一輪現代化的新發展。這一狀況，在美國尤其突出。
十九世紀的美國，以其佔優勢的得天獨厚的時空條件和富饒的自然資源，在短期內實現了歐洲需要好幾個世紀才能完成的現代化進程。正當歐洲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遭遇社會革命的動亂而在經濟上陷入危機的時候，美國第11屆總統詹姆斯‧博爾格（James K.
Polk,1795-1849）在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九年就職期間，通過對於墨西哥的征服性戰爭而使美國經濟在短期內贏得了增長三分之一的高速發展效果。接著，一八六一年三月登上總統寶座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在南北戰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為美國進一步快速高效現代化掃除了障礙，使美國在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七年間，進入「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
Era），把消除奴隸制、加強聯邦政府以及加速經濟現代化，當成美國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高速發展現代化的重要步驟。從一八四零至一八七零年，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美國實現了生產總值按人頭平均增長一倍的驚人成果，使它在一八九五年超越英國而成為生產總值占全球首位的強國 。
伴隨並引領如此高速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是科學技術方面的重大發明及其快速推廣，而美國知識份子、科學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創新，則是美國快速高效現代化的基本精神支柱。在總結歐美現代化經驗的基礎上，他們意識到：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中，只有充分發揮美國社會歷史的特色，敢於超越歐洲現代化模式，積極探索和選擇有利於追趕歐洲現代化進程的嶄新思想觀念、手段及特殊方法，才能實現他們夢寐以求的「美國夢」。
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創新是最關鍵的因素。可以說，整個十九世紀就是美國思想革命的關鍵歲月。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不只是在經濟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美國已經顯示出超越歐洲的豪邁氣概。美國人雖然多數是歐洲移民及其後裔，但他們不甘落後於歐洲，從宣布獨立到十九世紀末，一個世紀內，美國人不只是從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從一開始，就試圖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尋求超越歐洲的有效出路，堅持創建能夠集中表現美國自身的獨特精神風格的思想力量和基本理論體系
。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美國知識份子及其精神領袖不遺餘力將歐洲浪漫主義改造成美國式的浪漫主義，同時還把歐洲「現代性」轉化成美國式的創業精神，試圖努力擺脫歐洲移民美洲早期的宗教節欲原則，批判各種不利於創新的命定論和宿命論，強烈抨擊社會發展中滋生氾濫的罪惡和腐敗力量，崇尚自然的真善美內在本性，強調思想創新的多元化和個體化，宣導個人創造激情的首要地位，鼓勵個人充分發揮直觀性和直覺性的創造力量，同時，又充分發揮科學技術新發明的指導思想特徵，把發明過程中的冒險精神和穩紮穩打積極探索原則結合起來，主張進行多方面的調查，並在調查中，發揮創新主體的主觀觀念的靈活性，巧妙處理探索目標與手段、目的與方法的關係，保障高效率創新活動的逐一實現
。
正是對個人主體創造精神的高度重視，成為了實用主義產生前夕的「超驗論」（transcendantalism）的思想基調，其代表人物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等人，尤其環繞超越肉體和超越經驗的「總體性信念」（Holistic
Belief），鼓勵把創造主體的獨特信念放在首位，主張通過個人直觀和個體反思的獨特精神，去對抗各種傳統式信條和古典時代的理智論（Classic Intellectualism），反對過分盲從理性和理智的原則、邏輯歸納主義（Logical Reductionism）以及機械論（Mechanism），強調個體生命內部的創造精神力量的決定性作用，宣導回歸自然（Return to the
Nature），在個人精神向大自然滲透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個體的創造力。
美國式浪漫主義與超驗論，表現了一種具有革命意義的新型生命哲學（a revolutionarily new philosophy of life）
，體現了已經獲得獨立地位的美國人，對於自力更生、超越歐洲先進成果，抱有強烈自信，他們不相信按部就班和循規蹈矩的原則，對自身的獨創性及其未來勝利抱有堅定的信念。正如愛默生在一八四一年寫的“自信”（Self-Reliance）一文所表述的，必須以一個具有美國本土原住民特徵的自身為基礎，創建一種普遍的自信（aboriginal self on which a universal
reliance may be grounded）；每個人都要力圖擺脫任何權威對我們自身的控制，都必須使自己成為不受規訓約束的自由個體。愛默生還指出，不應該使自己禁錮在歷史的框架之中：「歷史不會為我們帶來啟蒙，啟蒙只是靠個人才能達到」（History cannot bring enlightenment; only individual searching
can）；真理只存在於個人自身之中，因此，愛默生勸誡他的讀者，讓他們照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去做，照自己的本能去做，不管別人怎麼想（to do what they think is right no matter what others think） 。
由此可見，浪漫主義在美國的本土化以及超驗論的誕生，奠定了美國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也為實用主義的誕生提供了思想基礎，最主要的，是使美國人時刻惦記自身歷史文化傳統薄弱性的特徵，盡可能將歷史和文化的弱點轉化成為勵志創業創新的積極力量，極力塑造富有敏感性和創造激情的典型人物，把個人自由當成高於一切的最高價值，鼓勵對傳統思想的批判，鼓吹不顧一切和衝破現有界限的創業熱情以及冒險性的實踐。
所以，從十九世紀興起的浪漫主義和「現代性」及其美國本土化，雖然首先在文學藝術領域內興起，但其基本精神卻集中在實用主義哲學，反映了這個時代新興的美國民族的人文思想和哲學社會科學新發展的基本要求：第一，它反對將思想文化的創造活動格式化和體系化
；第二，反對將真理典範化，反對以一個固定的理論成果當作一切創作的「真理」的典範；第三，反對將理性絕對化，主張將實際的創作激情和創新欲望以及各種非理性的力量，同理性一樣平等地受到鼓勵，讓理性與非理性都在創作中自由地、不受任何約束地發揮作用；第四，反對將真理抽象化和一般化，呼籲一切創作返回生活和思想本身的邏輯軌道，使創作成為生命本身的自然運作及其超越性的直接表現，使理性及理性之外的各種精神力量，都依據創作的實際展現過程而發揮它們的自然性質；第五，反對用政治和道德的標準去衡量創作活動的性質和內容，主張將創作本身的獨立性發揮到極致，實現創作的絕對自由；第六，強調創新沒有標準，沒有典範，沒有統一格式，沒有適用於一切創作活動的「方法」；相反，創作必須擺脫一切規定，確保創作變成為創作者個人的自由獨立的行為；第七，創作不尋求永恆不變的結果，只求創作過程中每一個瞬間的抉擇智慧，不寄託於穩定的秩序和程式，只求不確定性中的希望瞬間的突顯，因此強調在瞬間中把握希望的機遇；第八，強調創作取決於個人信念、行為習慣、意志、情感及其在創作過程中的主導性協調，以便使個人經驗在行動中扮演一種協調力量；第九，相信創作過程的流動性和自然協調性，主張在創作過程中尋求各種有可能提供有利於取得最大效果的“機遇”。
在歐洲，現代性思想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國詩人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以及德國的馬克思和尼采。他們為了解除對古典格式的迷信，首先集中批判理性中心主義，通過對理性中心主義的分析，他們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理性中心主義的主體中心主義及其語言邏輯原則。所以，現代性對於理性中心主義的批判及其各種爭論，都脫離不開對語言邏輯原則的批判，也脫離不開對於舊形而上學抽象體系的批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實證主義（Positivism）、結構主義、實用主義等新思潮，在十九世紀的出現，恰當地把批判理性主義與重建思維的語言邏輯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了現代性以來西方思想文化長期爭論的自然產物。
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在歐美的出現和現代性的興起，不約而同，表現了西方哲學發展的一個新轉捩點。從啟蒙到十九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以及西方現代社會文化制度的確立，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更促進了取得了優先發展地位的美國，試圖實現高效率發展現代化的夢想。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和社會文化的條件下，兩位在美國土生土長、胸懷大志、多才多智的思想家皮爾士和詹姆斯，應運而生；他們的誕生及其實用主義的形成，簡直就是美國近代歷史發展中順理成章「呼之欲出」的關鍵人物和重大事件。
累積了雄厚現代科學知識基礎和西方人文傳統文化精華，身為數學家、邏輯學家、符號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皮爾士和詹姆斯，結合十九世紀上半葉西方哲學爭論的成果，發揚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核心精神，重新協調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關係，總結了各種探索行為發生時人際之間使用符號的歷史經驗，以調整行為者思想觀念及其行為方向和內容，旨在高效率地達到行為觀念中所確立的目標，才創立了「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所要考查和宣導的創新活動，是一種非常敏感、非常活躍、非常能動，但又非常脆弱、有待探險和謹慎檢驗的開創性行為，同時又是某種「非常規」的突破性行動，需要堅持冷靜細緻地考查和反復試驗的複雜步驟，把探險與謹慎結合起來，又把科學實驗與日常行為習慣加以協調，力圖在反復實踐中，依據貫徹過程不同階段所產生的行為效果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種關係的變化程度，發揮主觀經驗的智慧，恰當處理主客觀相互關係，拿捏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分寸，以達到最大限度的實際效果。
所以，發生和產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的實用主義，是一種以西方哲學、科學技術和西方人長期通行的日常生活方式為基礎而創造的哲學和社會文化思潮，它深刻地積澱了西方思想文化的複雜歷史傳統，又表現了西方人自啟蒙至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過程中所逐漸形成的基本心態，反映了當時西方社會文化的新變革的特徵。這些複雜的內容，凝聚在實用主義的基本原則，也體現在實用主義的各個具體方法及其許多重要概念上。
由此看來，實用主義的核心及其基本精神，固然表現在它的基本概念及其表述方式，但這些概念及其表述，不過是深入把握其核心和基本精神的「入門」。實用主義的真正內容、概念、原則和方法，既然隱含了西方社會文化長達兩千年曲折發展的經驗，同時又濃縮了西方人「為人處事」的智慧，也就絕對不能靠表面地背熟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則，就可以完整地加以把握。
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原則，強調透過實際上的成果（practical consequences），核對總和驗證我們最初設定的概念和假設的真理性質。詹姆斯認為，「真理」，概括地說，無非就是我們思想方式的一種適當方便的權宜手段（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thinking），就好像「正確」，無非就是我們的行為方式的一種適當方便的權宜手段（just as ‘the right’ 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behaving）。
基於這樣的真理觀，詹姆斯特別強調「經驗」（Experience）的特殊功能；對於我們來說，觀念是否正確，就要看它們是否有助於滿足我們的其他經驗的要求；任何觀念，只要能夠從一部分經驗到其他另一些經驗中，引導我們獲得成功，只要能夠把各種事務完滿地連接起來，只要能夠確保我們的工作進行順利，那就是真理。
顯然，詹姆斯實用主義所重視的「經驗」，是個體化、具體化、階段化的有效行為習慣的表現，同時也是有可能在一個共同體中互通並沉澱下來而成為有效的通用方法；因此，在詹姆斯看來，經驗又是有生命力的實際力量結晶體，它還可以在各種具體實踐中獲得更新，轉化成為具有滲透力的文化力量，又可以隨時依據主體的智慧而在不同環境中靈活應用。
正因為這樣，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實際上是一個調和的體系，無非是一種具有「仲介」性質的體系（as a mediating system）。所以，詹姆斯指出：實用主義使各種理論不再僵化，它使它們柔和起來，並使它們都有可能發生作用。琗䞦
正因為這樣，詹姆斯也把實用主義哲學比做「多元論的哲學」。他認為，多元論的哲學可以防止僵化（unstiffen），使哲學變得靈活些，有伸縮性，沒有一點礙手礙腳的教條，沒有任何一點需要加以嚴密論證的生硬教義；相反，它準備享用任何一種假設，以便向所有人提供有助於成功的哲學方法。所以，實用主義也是開放的，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觀念和方法，隨時準備吸收各種新的有用的經驗。
實際上，實用主義哲學對於許多現代人來說，並不是陌生的。有許多很少關心哲學問題的商人、工業家和市民們，其實都已經在他們自己的商業活動、社交來往以及大量的日常生活行為中，或多或少地奉行實用主義的哲學原則。所以，對於許多現代人來說，儘管都沒有受到過專門的哲學教育，但只要細心閱讀實用主義的基本著作，他們立即就會體會到實用主義哲學和他們本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加快了社會生活的運作節奏，也使許多問題變為複雜多變，在許多方面，增加了實際生活的模糊性和不穩定性，促使人們重新對實用主義的發生新的興趣，也使他們意識到把握實用主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五南出版社重新翻譯和出版詹姆斯的這部實用主義專著，可以說是「恰逢其時」。
高宣揚
2018年9月30日於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