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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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資料來源紀要
 
作者誌
導論
關於占領

第一部   第一個十年（一九六七～一九七七）
一、西岸與耶路撒冷
二、加薩走廊
三、戈蘭高地
四、西奈

第二部   第二個十年（一九七七～一九八七）
五、利庫德年代
六、黑色十二月（一九八七）

第三部   戰爭與外交（一九八七～二○○七）
七、起義
八、波灣、馬德里、奧斯陸 （一九九一～一九九五）
九、錯失良機（一九九五～一九九九）
十、戈蘭優先（一九九九～二○○○）
十一、大衛營II （二○○○）
十二、阿克薩起義（二○○○～二○○一）
十三、夏隆與阿拉法特（二○○一～二○○四）
十四、阿猶分離計畫與其獎賞（二○○四～二○○七）
 
占領進入第五個十年
後記
 
注釋
參考書目

作者誌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在驚人的六天內佔領加薩走廊（Gaza Strip）、西奈半島（Sinai）、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西岸（West Bank）與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Arab East Jerusalem）時，我年僅九歲。我還清楚記得，我們第一次的家庭旅遊是到剛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我們家靠近特拉維夫（Tel Aviv），我們先從那裡搭火車到以色列屬西耶路撒冷（Jewish West Jerusalem），然後坐一段短短的計程車到雅法門（Jaffa Gate），在我們將以色列的里拉幣（lira）兌換成約旦的第納爾（dinar）之後，從那邊走進了舊城（Old City）。

　　顏色！這就是我首次造訪耶路撒冷的記憶。一切是如此色彩繽紛：廣場上有著形形色色的阿拉伯攤販，戴著他們的阿拉伯頭巾（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阿拉伯人）；甜品店銀托盤中裝著滿滿的庫納法（Kunafa），一種用精緻麵條做成的甜點，裡頭塞滿白乳酪、浸潤著糖漿；木製的手推車上滿載著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卡克（cakh）是裹著芝麻粒狀似甜甜圈的麵包捲，它常與渣塔（za’atar）―一種用阿拉伯報紙包起來的混合香料一起賣；那宏麗的圓頂清真寺，它金色的圓頂閃爍照耀著聖殿山（Temple Mount）。脫下鞋子後，我們走入了神殿，我仍然記得那裡的涼爽與寧靜，記得腳下踩著的厚地毯、寫在牆上的阿拉伯文可蘭經，以及四處可見的虔誠信徒時而跪下、時而鞠躬、時而起身進行禱告。然後到了西牆（Kotel），好幾個世代的猶太人曾經在這裡禱告，而我也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下我的心願，將它塞入西牆石縫中。在牆的上方不可觸及之處，在古老的石頭上野草發芽茁長，鴿子也在上面築巢。在我們走過狹窄的鵝卵石巷弄和舊城的蹊徑時，我握緊父親的手，睜大眼睛環視周遭，爬上牆偷偷窺視隱蔽之處，圓頂、石穹頂、紅磚屋頂、尖頂、砲塔、教堂尖塔，植在舊錫罐中的茉莉、金盞花、天竺葵，和教堂的鐘聲。暮色降臨時，我們從一個高而平緩的屋頂上看著耶路撒冷變成金黃色。雖然城牆上滿是子彈刻出的傷痕，但它並沒有讓我們覺得這是佔領。就像是到了國外，到了異國土地，像活在夢裡一般。

　　十年或更久之後，我才開始面對佔領的現實。在我成為一名以軍的年輕軍官時，我被派遣去巡邏加薩的街道。那毫無掩蔽的穢物、未鋪設的泥地街道、腐敗與惡臭、齜牙咧嘴的狗在黑暗的巷弄間狂吠、（超大的）老鼠在垃圾中穿梭，以及，最重要的，當地人們所展現的赤裸裸敵意使我極度震驚。那是我第一次覺悟到，我實際上是一個佔領者，而他們是被佔領者，不論我喜歡與否，我軍靴底下踩著的，都是佔領地。

　　十多年後，我成為一個市民與後備軍官，我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放蜜月長假時，再度發現佔領地燃燒著熊熊戰火；這場戰爭很快地將會得到它響亮至今的名號：起義（intifada）。而在這遙遠浪漫的城市角落，一家小店中，我看到一張以色列軍人以來福槍柄毆打巴勒斯坦示威遊行者的照片，我的髮根豎直了起來。這張照片令人悲痛：巴勒斯坦人向上看著以色列人，而這位以色列軍人高舉他的來福槍往下看。我從加德滿都寄了一封信給以色列報紙《國土報》（Haaretz）的編輯，批評以色列人―我的同胞、我的朋友，控訴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犯下如此殘暴的罪行，這是世界上眾多其他族群曾經施加給猶太人的。我的岳父是拉特維夫大學的教授，他在不知道我寄了此信的情況下看到了報導，立即打電話向編輯抗議。他說他的新女婿，一個一九八二年黎巴嫩戰爭的老兵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並要求對方道歉。編輯回答：「﹁教授，那封信現在就在我面前，我可以告訴你，我什麼都沒改就送印了，頂多只改掉一個逗號。」

　　我在信中寫道，在殺戮結束之前，我不會返家。但是到最後，我無處可去了。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書店撞見了我的一位記者朋友，他抬了抬眉毛問：「是嗎？那你現在在這兒幹嘛？」我沒有回答。但我說，若被軍隊傳喚到佔領地去履行義務，我會明白拒絕。大約一週後，他將這席對話發表在《國土報》週末副刊中，標題為：「榮尼．布列格曼首次拒絕」（‘Ronnie Bregmanrefuses for the first time’）。我頓時感到，如同琳達．葛蘭（Linda Grant）筆下《猶在》（Still Here）的主人翁約瑟夫對越南所做的事情―戰爭是錯誤、不道德的，也是一個恥辱。我不能夠變成他的一部分，因此和約瑟夫一樣，我覺得在這瘋狂的事情結束之前，我必須找到另一個國度，到那裡生活。就我的案例而言，移民到國外可以把我從可預見的前途堪虞中解救出來，避免因拒絕服役―這種在起義前罕見的叛逆行為―而被送進監獄。因此不久後，我搬到了英國，現在我仍然住在那裡。

　　不論是多麼嚴謹的歷史學家，任何作者都無法將作品與自己的經驗、興趣、品味截然劃分開來，因而我確定本書必然背負著一道印記，亦即，無論是在近如以色列的第一手經歷，還是遠從英格蘭所報導的事件，作者既是當局者，也是旁觀者。如同讀者會看到的，我對於佔領的明確態度和犀利批評，相信會被我的以色列同胞視為賣國行為。寫這本書讓我得以重新省思我所經歷過的年代，並且質疑那些我一直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如同其他作者，我必須決定要含括什麼、刪除什麼：在這麼做的時候，我試圖剔除我的個人情感，盡量客觀忠實地專注於我認為是關鍵轉折點和重要事件的地方，我相信歷史會證明它們值得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