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

導讀：從歷史的五斗櫃中找尋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鑰匙
中文版序：繫往於今──重思東亞戰罪審判的歷史遺緒
地圖

序言
第一章    否認失敗──日本投降對區域所造成的衝擊
第二章    魔鬼藏在細節裡──中國對日本戰罪的政策
第三章    具有彈性的帝國身分──管理戰後法理上的罪行
第四章    追求屬於國民黨的正義
第五章    臺灣──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與來自日本帝國的協助
第六章    無法盡如人意的和平──對於戰爭罪行態度的轉變
第七章    社會主義式的寬宏大量──中國共產黨的審判
結論

謝詞
作者註

 

序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玉音放送宣告了日本戰敗，日本帝國就此顫抖著走向崩解。雖然軍事上投降了，但帝國實際上並未在一夕間灰飛煙滅，日本的軍隊、工業技術、法治體系在權力移轉之後還存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某些當時駐紮在中國的日本高階軍官顯然已在事前獲得警告，使他們得以安排自己和家人趕緊搭乘火車前往港口。這些運氣好的少數人，在商討投降實際進程的談判開始之前，皆已被送往安全地區。相反地，絕大多數居住或駐守在海外的日本人──士兵、警察、商人、移民──都對日本帝國敗亡如此之迅速感到措手不及，也對自己未來的命運感到十分茫然。當時在滿洲的高階警官小川仁夫回憶道：「一夜之間，我們的世界整個變了。」小川當時面臨了一項艱難的抉擇──要逃走還是留下來在亂局中協助維持秩序？當時蘇聯軍隊正從邊界快速南下，勢必造成大規模恐慌。到了九月七日，蘇聯軍隊已經兵臨位於前滿洲國的瀋陽。一位中國朋友告訴小川，傳聞蘇聯準備凍結所有的郵政儲蓄銀行帳號，勸他最好趕緊把錢都領出來。小川四處躲藏，但還是於九月二十三日被捕並遭到羈押。他先是被中國人監禁，隨後被送往蘇聯東部，在西伯利亞的拘留營中關押了數年之久。一九五○年代，小川又被交回到中國共產黨手中執行法律制裁。

　　但也並非所有在中國的日本人都如此不幸。知名的日本落語家三遊亭圓生於一九四五年五月應邀至滿洲巡迴演出，他當時或許沒有意識到戰時狀況相當嚴峻，因而一口答應，未料於戰爭接近尾聲時，卻被困在日本的前傀儡政權境內，於港都大連市進退不得。當蘇聯軍隊接近大連時，當地的日本居民希望圓生以及與他同行的另一位落語家古今亭志生（古今亭志ん生）能在大連市淪陷前做最後一場表演。大連市的日本議員在舞台邊擺了一幀天皇的相片，對著玉照鞠躬後說道：「天皇陛下，我們對於戰敗感到非常難過，還請原諒我們。」且所有人都開始哭泣。在圓生的記憶中，此事頗有超現實的味道──觀眾一面落淚，一面觀賞滑稽的演出。圓生當時聽到傳言，得知日本戰犯都將被草草槍決，連平民也不例外，於是決定自我了斷，一口氣灌了六瓶伏特加。但以酒量好出名的他並未因此送命，也沒生大病，僅因為肝臟嚴重發炎休養了約莫十日。他後來還是想辦法回到日本，結束了他多彩多姿的演藝生涯。

　　這場戰爭徹底翻轉了日本的帝國階級制度，使得先前的統治階層不知該如何因應。原先在殖民制度下居於底層的中國人，突然發現自己成了負責指揮的管理階層，至於在中國居住多年並處於菁英階層的許多日本人，則發現他們失去了原有的權力，同時因為所使用的貨幣被廢止而陷入了經濟困境。日本宣布投降後的前幾個月，中國東北的大連火車站周遭出現許多日本人擺賣二手衣服和物品，中國人則從這些財務狀況驟然跌落谷底的日本人手中大肆搶購便宜貨，一時之間生意火熱。

　　日本所發動的帝國戰爭不僅導致自身被摧毀的命運，在中國大陸的戰事以及隨後引發的相關事件，至一九四五年夏末，至少造成了一千四百萬到兩千萬名中國人死亡，並有將近一億名難民流落各地尋找食物、飲水和庇護所。數百萬戰敗的日本皇軍仍滯留在中國，同樣四處找尋食物與住所，使得原本已經非常脆弱的環境愈加惡化。許多日本人都對戰爭的結局做出了回應，然而有些整體圖像卻相對遭到忽略，直到近期才重新獲得重視──例如戰後在中國發生的事件，以及日本帝國崩解之後，如何重新建立政治均勢。

　　美國賓州維拉諾瓦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克・加利奇歐（Marc Gallicchio）就特別強調：「東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宣布投降後，亞洲地區的敵對狀態並未因此消失，而是進入從戰爭狀態轉型至和平的過程。」本書的中心主題之一即是關於這個轉型過程，特別是其前後究竟歷時多久、有哪些人牽涉在內、個中有何爭議等。儘管那些飽受日本迫害者可能懷抱著報復的希望，但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形勢並未留餘裕給這些國家報復日本，不論是受迫於國際情勢或面臨內戰威脅，中國、朝鮮、越南等地區都必須將注意力放在眼前最重要的目標上──取得足夠的支持，以在日本帝國離開後建立新政府。而甫獲解放的諸政治團體──特別是在中國──則努力要擺脫帝國的暴力，為中日關係另尋出路。在戰後日本垮台、美國興起、大英帝國逐漸衰落之際，中國必須大張旗鼓地運用法律來糾正日本帝國所犯下的錯誤，藉以證明自己有資格參與當時正在建立的新秩序。日本帝國殞落了，與此同時，中國的力量崛起。中國在世界上不再像以前那樣孤立，而成為了西方戰勝國的夥伴和盟邦，同時還是新成立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本書分析的對象是日本投降後，審判日本帝國行為的軍事及外交操作所帶來的影響。我會把焦點集中在日本戰犯的下場，以及戰爭結束後，中日雙方如何針對其雙邊外交關係施行新的策略。中國人在法律層面上如何處理日本戰犯的問題？日本人又是如何反應？這些過程是否形塑了冷戰初期的中日關係？儘管我也會提及日本在戰爭期間所犯下的暴行，但全球許多傑出學者已經不斷在這方面做出詳盡且精確的分析，所以我將不在此著墨太多。於日本投降和帝國崩解的框架下，我將檢視日本在前殖民地及占領區統治力量的消散、對日本戰犯的起訴，以及通敵在前日本帝國中所帶來的難解謎團。這些問題因戰後認同轉變以及殖民政治轉型而緊密地結合。為了解答上述的疑團，我們必須探討當時在中國（包括臺灣）如何對日本戰犯進行調查、在法律上如何看待他們，而受審的日本人又是如何抗辯。此一探索是建立在兩個對於歷史的省思之上：其一是要把日本重新放入跨國脈絡中，把它視作一個去殖民主義的帝國，而非僅僅是個戰敗國。誠如專研中華民國史的英國歷史學家芮納‧米德（Rana Mitter）以及倫敦大學歷史系教授馬修・希爾敦（Matthew Hilton）所言：「所謂跨國主義，很明顯地並不僅止於將處理外交及國際關係的慣用歷史手法重新包裝，而是將一批全新的行為者帶上了檯面，同時也把視野從政治延伸到社會層面。」其二則是關於東亞國家法律概念的轉變，以及這在戰後將如何形塑區域內的相互關係。國際法此刻已不再是西方支配東方的工具，聯合國的誕生以及追求新式正義理念的集體意志，使中國獲得了可以用來對付日本的新工具。與此同時，日本則執意沿用他們從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中所建立的奇特法律觀念。這不是一場中國和日本的對決，但結果卻是雙方第一次使用與國際法相關的法律術語及概念，並認識到現今在前交戰國之間似乎相當普遍的責任歸屬觀念。最終雖然是由法律決定戰時的責任歸屬，但責任歸屬又免不了和國家認同連結。當時在中國為了審判日本戰爭罪行所做的種種努力成為一段失落的敘事，但這才是全面了解戰後中日關係的關鍵點。與此同時，那段時間也標誌著戰後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有助於我們去了解當代中國用以對待戰敗日本人的所謂「以德報怨」政策。我想要呈現的並非一段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史、聚焦於專有名詞和程序，而是傾向描繪一段以對國際法的理解及運用而衍生的社會與政治史──當時的東亞終於可以與西方在法律上平起平坐，國際法也因而能首度在此現身。

　　雖然這是一部關乎歷史的作品，但其遺緒勢必會在未來繼續迴盪。在中國的日常對話或影視娛樂作品裡，經常可以聽到他們將日本人稱作「日本鬼子」。這樣的態度不禁使人想問：為什麼中國人就這麼理所當然地把日本視為國際惡棍，而不以同樣的標準來檢驗自己的領導人？這種已然演變成標準套路的來回辯駁，也可以促使我們更深入地思考兩件事：一是中日關係，第二則是久遭我們忽略的、與戰後滯中的日本移民、軍人及政府官員相關的歷史。一九五○年代後期發生在中國的反右鬥爭以及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乃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於一九六○年代到七○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所須負起的責任，似乎都因為大家只專注於跟日本有關的歷史議題而被忽略了。

　　在戰爭後期以及冷戰開始之際對中日關係的分析，並不僅僅與政治相關，也與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挫敗，以及戰敗的社會學意義有關。約翰・霍恩（John Horne）提醒了我們：到頭來全面戰爭也意味著全面戰敗，而在「全面戰敗中，戰敗者的所有政治主權都將被剝奪，直到勝利者根據其意願重塑」。霍恩解釋道，戰敗是結果也是過程。以結果來說，勝利者及戰敗者的角色已定，但更重要的是，戰敗過程「這個新現實是被理解，進而被接受、正常化，或是遭到拒斥」才是關鍵所在。將日本平民及軍人遣送回國，往往讓他們更難以接受戰敗及戰爭的責任。對那些戰爭死者的記憶也是一樣，因為這些都與日本帝國的意識型態深深地連結。

　　本書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試圖為讀者闡明這些問題如何獲得解決──不只是在美國有秩序、有計畫的占領下，指揮及管控都井井有條的日本，同時還有在戰後陷入一片混亂的中國。我們對現代日本歷史的理解仍相對徹底地以美國為中心。我們必須記得，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是一個帝國，而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在戰爭末期，重要的事件不只發生在日本本土的四個島嶼（以及沖繩），也發生在日本列嶼外的前帝國屬地。我們應該用知名歐洲歷史學家東尼・賈德（Tony Judt）提出的「邊緣」一詞，來理解日本帝國在中國的崩潰。賈德的「帝國邊緣」指的是「不同的國家、社群、認同歸屬、親族、文化彼此衝撞的地方」，這個概念可以促使我們去思考日本的殖民意識，以及其對當時身處於帝國境內的臺灣人、日本人或中國人的實際意義。雖然賈德書寫的主題是歐洲，但他所提出的概念同樣可以應用在針對日本的思考上。

　　帝國的終結及戰爭罪行

　　重新將二次大戰在東亞的結束評價為見證日本帝國消亡的一場衝突，迫使我們提出疑問：當時身處戰後中國的日本人發生了什麼事？中國人又是如何解決先前日本帝國統治的問題？對於中日雙方而言，法律的概念變成很重要的事，因為雙方都想透過在各自的司法管轄範圍內執法，宣示他們的主權。日本人似乎相信，他們仍然對中國的某些部分保有管理與控制權（事實上也是如此），中國方面則必須盡快設置法庭，宣示他們在國際關係政策上的立場。

　　東京審判（官方名稱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衍生了大量日文相關著作，英文及中文著作相對較少，但在中國所進行的戰犯審判，就幾乎見不到什麼學術著作。東京審判所造成的衝擊至今仍有許多爭議，但在官方紀錄中，犯行與中國有關的日本戰犯人數卻少之又少──被濃縮到只有涉嫌共謀及在中國北部和滿洲販運毒品的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以及涉入南京大屠殺的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其他被告的罪名大多與對抗西方盟軍有關。東京審判中許多嚴苛的目標，根本上是以西方國家為本位。這場審判特別針對日本從偷襲珍珠港開始與西方盟國之間的戰爭，以及日本對西方國家戰俘施加的暴行。而有關南京大屠殺以及亞洲其他地區相關情況的證據，雖然曾於審判過程上呈法庭，但從不是審判的核心。因此，為了分析日本帝國邊緣地區的戰爭罪行之謎，更理想的作法是把我們的焦點轉向五千七百名的乙丙級日本戰犯，這些戰犯在亞洲不同地區四十九個法庭裡的兩千兩百四十四起案件中接受審判。

　　德國紐倫堡大審將戰犯分為三個類型，分別為：甲級的違反和平罪、乙級的普通戰爭罪、丙級的違反人道罪，這個分類方式也被東京審判及其他地方的戰犯法庭沿用。東京審判的甲級戰犯係指那些負責計劃並執行日本「侵略性」戰爭的人，但他們不見得親手執行計畫中的骯髒事。而東京審判則是東亞唯一審判甲級戰犯的法庭，考量審判耗時兩年半及這段期間的花費，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場審判只有二十八名原始被告，而且全程在日本境內完成。至於乙丙級有乙級「普通戰爭罪」（強暴、謀殺、非法監禁、虐待戰俘等）和丙級「違反人道罪」，丙級戰犯的罪行在法律上有些許不尋常，也不像甲級戰爭罪行那樣明確。按照傳統的國際法，被告對本國人犯下的罪行，或是在戰前犯下的罪行，都不能由第三方進行裁判。這樣的法律原本可能會侵害司法主權的概念，而「國際法」的新思維則是要超越國內法，創造出一個國際社會都可以遵循、對大家都認可的罪犯進行制裁的方法。制定丙級「違反人道罪」，正是為了起訴那些犯下種族滅絕罪卻能躲過制裁的人。日本軍方並未像納粹一樣採行種族滅絕政策，所以乙級戰犯就定義為那些負責指揮的人，丙級戰犯則是實際執行戰爭任務者，然而大多數的被告都是以合併的「乙丙級」罪名遭到起訴。

　　本書之所以選擇檢視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因為中方的審判是戰後少數非西方盟軍主導的日本戰犯審判。除了菲律賓之外，當時亞洲其他地方舉行的審判，都是由過去的殖民母國執行並重申他們的主權，這些國家包括法國、英國、美國、荷蘭及澳洲。雖然統計數字並非完全可靠，但一般認為，中國國民黨大約以六百零五案起訴日本被告約八百八十三人，最後有三百五十五人被定罪，其中只有一百四十九人被執行死刑，另外三百五十人則獲判無罪。儘管數字隨著檔案來源不同而有差異，整體來說，因乙丙級戰爭罪被處死的人數大約是九百八十四人。顯然，這個數字遠大於僅有七人走上絞刑架的東京審判所帶來的衝擊。與此同時，乙丙級戰犯審判影響所及並不僅止於日本領導階層，戰犯審判帶起的起訴狂熱，讓日本帝國內的一般民眾也成為被起訴的對象。有時甚至弄不清楚究竟誰才是「日本人」，或者誰才應該被起訴，因為連「日本人」這個概念在當時的許多審判中都有相當彈性的解釋空間。例如當中大約有一百七十三名臺灣人，其中二十六人被執行死刑（這是由於臺灣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因為乙丙級戰爭罪行而被定罪的戰犯中，朝鮮人和臺灣人占了百分之五‧六。到頭來，中國對日本戰犯所進行的審判，可謂日本帝國最陰暗的縮影，而從最好的一面來說，這些審判算是記錄了日本人所宣稱的戰爭目的如何真實地在地方層次上實踐。結果是，中國在戰後對日本軍人所做的審判，不僅顯現出中國人在帝國統治時期如何看待日本人，也表明了中國在日本投降之後所進行的權力分配，究竟是出於何種考量。

　　然而在開始寫作本書後不久，我馬上意識到有一段被忽略的歷史──關於中國人如何起訴日本戰犯，以及這些戰犯如何在中國司法體系下接受裁決。這段歷史迄今並未受到重視。而為什麼我們鮮少聽到中國方面的說法，也是必須重視的一大問題。就法律層面而言，這個問題極端複雜。舉例來說，這段歷史消失的理由之一是，其時中國對日本寬大為懷的舉措，有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是個禁忌的話題。這種態度轉變，隨著一個更難堪的特點興起而產生──一九五○年代後期的反右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法治在當時的中國大陸蕩然無存，直到一九八○年代前期才得以恢復。澳洲的東亞政策學者詹姆斯・瑞利（James Reilly）將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二年之間稱作「中國的善意失憶症」年代。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法律的形式與功能從中國人的意識中實質地消失。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間通過了一百三十四條法律，其中一百一十一條後來被宣布無效。連司法部都在一九五九年被撤銷，二十年後才從無到有重新設置。

　　臺灣的司法演進過程看起來好一些，但也直到一九八七年才解除戒嚴。在戒嚴令的影響之下，臺灣當局當然不傾向鼓勵民眾公開討論日本戰犯的問題，更何況國民黨政府還要忙著壓制又或動員大批島內的人民。到了一九九六年，隨著臺灣民選總統李登輝就任，才出現了改變的風潮，開始探討日本戰犯相關的學術問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戰後所訴求的一切與國際正義相關的概念，對他們統治區域內的人民而言幾乎遙不可及。在隨後的冷戰氛圍中，對日本戰犯採行寬大為懷的政策更醒目得近乎異常。而與法律相關的記憶在日本的表現同樣糟糕。日本大眾對戰爭審判普遍感到厭惡，且受到以印度籍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Radhabinod Pal）的意見為核心的相關著作影響而更加嚴重。帕爾對東京審判的異議及其於戰後在日本的演說，增強了日本對傳統戰罪普遍消極的態度。這並不意味著整個日本都是右派，但即使是日本左翼也傾向進行和平運動，將焦點放在清理戰後日本的美軍基地，而在長遠的目標上，則是確認日本不會再度走上軍事化路線。對於日本左翼人士來說，調查或追究戰爭罪行從來就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加以中國和臺灣在這方面有其歷史阻礙，中日臺三方消極的態度，更使得整個東亞不大看重這段重要的歷史時期。甚至日本的官方道歉──例如前首相細川護熙於一九九三年承認日本在二次大戰時進行了侵略戰爭，另一位前首相村山富市也在一九九五年更加明確地道歉──皆未提及日本具體的戰爭罪行及特定暴行，而比較像是針對戰爭責任笨拙地表達歉意。

導讀

從歷史的五斗櫃中找尋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鑰匙
陳冠任／劍橋大學艾薩克牛頓信託博士後研究員

　　對大多數的臺灣人而言，每當提到「戰犯」，第一時間浮現在腦海中的畫面是什麼呢？我猜可能是臺灣棒球代表隊在國際賽中「雖敗猶榮」時，鄉民們在網路上洋洋灑灑列出的五大「戰犯」，抑或激情的選舉過後，敗選陣營的支持者也會在社群媒體上撻伐「丟掉江山」的「戰犯」。除此之外，「戰犯」這個詞彙似乎只會出現在歷史課本當中，偶爾與「東京大審」、「東條英機」或是「南京大屠殺」等名詞相互構成一個模糊的歷史圖像。整體而言，「日本戰犯」似乎已經是一個脫離現實社會很遠的歷史餘燼。然而，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顧若鵬──跟大多數專研東亞研究的西方學者一樣，他也有一個很洋味的中文名字──提醒我們，「戰犯審判」不僅僅是發生在戰後初期的數年間，其所造成的歷史遺緒可謂超乎我們的想像。

　　顧若鵬教授於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後，於二○○六年受聘於劍橋大學東亞系，現為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與基督聖體書院院士（Fellow of Corpus Christi College）。顧教授的研究興趣為日本近現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與冷戰史，並著有The Thought War -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以及Slurp! A Culina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Ramen, Japan’s Favorite Noodle Soup等專書。本書是他的第三本學術專書，也榮獲二○一六年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的肯定。如果細讀本書，便不難發現作者能夠獲得此一殊榮的原因。過往關於日本戰爭責任與戰犯審判的研究，大多偏向從美國的視角來檢視東京大審或是對於「天皇是否須承擔戰爭責任」等議題，在文字上有著激烈的攻防戰。而有別於過往的研究取徑，顧教授從鮮少人關注的乙丙級戰犯審判與日本帝國邊陲的角度，觀察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形塑。本書首先運用電影「長鏡頭」的手法，帶領讀者認識二戰結束以前東亞政治結構的全貌。顧教授提醒讀者，在二戰結束以前，日本是一個包含多民族與領土廣袤的「帝國」，而此一帝國對於東亞局勢的掌控與影響並不會隨著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驟然消逝；相反地，帝國的幽魂卻不斷地在日後東亞歷史發展上遊蕩著。作者特別指出，二戰期間日本帝國與東亞各國╱殖民地的關係宛若獅子與羔羊，但由於過去在詮釋戰後東亞史時欠缺獅子方面的證言，使得我們至今未能一窺戰後史的全貌。因此，其先分析日本高層對於「終戰」的看法，並證明日本其實並未做好戰敗的準備。對日本軍方而言，並不認為自己實質上戰敗了，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純粹是外部因素所造成，而日本才是這場戰爭真正的受害者。日本帝國海軍與陸軍甚至試圖掩蓋事實，藉此保護自身的利益。除了軍方之外，大部分的文官也抱持相同的態度，希望在戰後能掌控對於戰罪的定義以及戰犯的審判，以保全日本的「面子」，因為對他們而言，由盟軍所領導的審判僅流於勝利者的正義。

　　除了日本方面，顧教授同時聚焦於國共雙方在面對日本戰犯議題時的態度與作法。他指出，面對日本戰犯，國共雙方都展現了「寬大為懷」的政策，但這個「寬大」政策的背後卻充滿著政治算計，因為高舉著「正義」的大纛將可強化自身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國民黨而言，在中國審判乙丙級戰犯不但可以撫平中國人民內心因戰爭所導致的創傷，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也可以藉機向國際社會展現其具備運用國際法理審判戰犯的能力，並證明中國於戰後已經躍身先進國家之列。因此，雖然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通曉國際法的法學人才有限，但南京方面依然要求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將乙丙級日本戰犯引渡至中國受審，藉此掌控中國戰區審判的話語權。

　　然而，將乙丙級戰犯帶上中國的法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作者在書中牽出三條不同的支線，探討國民黨在審判日本戰犯時所遇到的困難。首先，美國對於國民黨政府能否單獨審判日本戰犯抱持懷疑，這使得南京方面在要求盟總引渡日本戰犯時發生了不少困難。其次，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戰犯審判的標準也不一。顧教授在書中分析，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多有留日背景，且與日本軍官大多相互熟識。這樣的背景加上戰後國共關係迅速惡化，使得國民黨必須與先前的敵人進行「出賣靈魂的交易」，亦即透過減少對日本戰犯的追訴，來對抗另一個更大的敵人──中國共產黨。除此之外，臺灣籍戰犯的問題也困擾著國民黨政府。日本帝國的瓦解使其政治疆界也隨之遭到打破，而在帝國的前殖民遂產生了身分認同的問題──臺灣即為一個顯著的案例。作者深入分析了臺灣人戰後初期在身分認同上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國民黨政府在面對臺籍戰犯與漢奸議題時所遭遇到的困境。上述三點使得國民黨於戰後初期深陷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為了脫離此一泥淖，國民黨政府就必須「做點什麼」來證明其「追求正義」的決心。因此，作者認為如酒井隆與谷壽夫等許多乙丙級戰犯的審判，遂成了此一時空環境下的政治犧牲品。

　　相較於國民黨的困境，作者透過描繪共產黨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呈現出戰犯審判議題在不同團體之間所展現的不同樣貌。本書大量分析國共雙方的審判資料與戰犯自身的筆錄和口供，藉此得到了一個有趣的結論：在國民黨所主持的乙丙級審判中，日本軍人鮮少當庭認錯，且大多數的被告都被判處死刑或有期徒刑。然而，在一九五六年共產黨所主持的法庭上，多數的日本被告均當庭聲淚俱下地承認過往所犯下的罪孽。作者指出，這樣的結果展現了國共雙方對於「正義」所追求的樣貌互異。相較於國民黨，共產黨的目標是要透過審判讓日本戰犯深刻反省過去所犯下的罪行，並將他們從「鬼變回人」。然而，共產黨所執行審判的動機僅限於此嗎？作者認為，北京方面要舉行日本戰犯審判的部分原因，在於其無法接受美國對於收押的日本戰犯過於寬容。此外，美國於戰後試圖將日本打造成其在東亞的反共堡壘也讓北京當局相當感冒，因此審判、拘留在中國大陸的日本戰犯，可以視作向美國的一種示威。另一方面，作者亦認為，共產黨對於戰犯審判的政策不僅僅是執行人道與寬懷，這一切都是經過特別設計，除了可以迅速與日本恢復關係，同時也向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並以「文明國家」之姿躋身國際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