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份傷心吧！


　　爸爸媽媽養育兒長大，兒非但沒有報養育之恩，反留給爸爸媽媽悲傷，死前就是此點使兒流淚不已。爸爸媽媽生兒並非沒有可安慰的地方。兒從小自知努力，家雖窮，卻因此更求上進，長大更立志，希求人們都能快樂過著日子。

　　生死已定，唯有恐怖年代遺失的歌還要再唱。
　　六位作家用文學的筆、歷史的眼，重現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書

　　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有兩群臺灣的年輕人，為了希求一個更好的社會，成為抗爭者。前者是「省工委」的參與者，後者是泰源事件的當事者。他們遭到政府逮捕並判處死刑，槍決前，他們寫下遺書，但遺書被扣押，直到二○一一年後，經家屬奔走力爭與各方聲援，這批遺書才送達家人手中。

　　為了使這些遺書的故事為世人所知，六位作者首度跨界合作，藉由閱讀受難者獄中書信、遺書與判決書，參考歷史文獻與訪談家屬，以文學敘事的手法，重現記憶分歧的白色恐怖歷史，以及受難者與家屬身心的斑斑刻痕。

　　這些遲了六十年的遺書，讓我們知道，以為已經過去的事，其實才剛開始，以為不存在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遺書終於送達，而臺灣社會對於這些遺書的記憶才正要開始。

本書特色

　　◎本書除有寫作者的專文，更收錄了遺書與家書的原件檔案，以及每一個傳主珍貴的照片。

名人推薦

　　丘延亮、季季、陳列、唐香燕、張則周   站在歷史推薦

各方推薦

　　我向讀者們推介此書，不是希望讀者們在半個多世紀後，背負或痛心於前人家屬都不得以見的最後心聲；但求我們這些後人能夠體會臨刑前這些人明知其「遺書」很可能不為家屬所見，更可能永無得見世人之一日，卻仍不能不發聲明志的實存景況——有感於我景美獄中對摯愛親人書函從未被收到的經驗，贅言如上！──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經由那些被扣押掩蓋了許多年的受難者遺書，經由那些因受思想檢查而只能吞多吐少的單薄信函的字裡行間，以及經由家屬親人破碎而零散飄搖的陰暗記憶，六位年輕的寫作者，試著潛入那歷史的霾霧深處，在其中艱難穿行，時而一再撿拾起那散亂蒙塵的一片一片殘骸，深情端詳，一再揣度和設想，思索和唏噓，敬謹感受，然後用他們各自不同的敘述方式，試著去辨識和理解人的勇氣和脆弱，生者和死著之間的情意，去拼湊一個恐怖的時代。這些生命故事，這些作者的書寫，都在似乎被歸檔化和研究論述化的書寫之外，別緻而生動地提升了我們對這一段不遠的過去歷史的認知和感情。──陳列（作家）

　　讀歷史是希望知道真相，並能以史為鑑。但統治者總是把歷史寫成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多年來一直在為追求真相與推動轉型正義努力，本書作者根據受難者的遺書、判決書，以及受難者風燭殘年的家屬與朋友們殘缺的回憶辛苦拼湊，整理出這本紀錄。用字遣詞的謙沖謹慎，以及唯恐落入主觀臆測的態度，令人敬佩。雖然這只是對少數幾位受難者的陳述，但我願向讀者大力推薦，尤其年輕的一代更應該瞭解半個世紀之前臺灣這段重要歷史的真相。在課外教學時，學生在六張犁公墓發現學長前輩們被亂葬在草叢中時，往往激動不已，久久不能自己。相信他們如果看了這本書，發覺熱愛國家、同胞的熱血青年被如此殘暴對待、受難者家屬受到的終身羞辱、煎熬以及轉型正義至今仍未達成，應會認真思考自己的社會責任。──張則周（板橋社區大學主任、臺大農化系兼任教授）

　　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彷彿是空無的存在，但確實曾經存在過。他們存在的意義，或許會逐漸顯現。通過一次比一次深入的努力，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或許會有能力為他們譜寫出安魂曲。」──唐香燕（作家）　

作者簡介

呂蒼一

　　臺北人。歷史工作者，景仰著一九五○年代犧牲的靈魂。

林易澄

　　嘉義人。臺大歷史所博士班。曾為《破週報》、《放映週報》、《Gigs》、《號外》等刊物撰稿。

胡淑雯

　　臺北人。臺大外文系畢，目前專事寫作。著有短篇小說《哀艷是童年》，長篇小說《太陽的血是黑的》。

陳宗延

　　臺南人。就讀臺大醫學系、社會學系，參與臺大勞工社、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獨立評論@天下」網站專欄作家。作品收錄於《想：想想論壇選輯》、《人間社會學：24則關於溫拿、魯蛇、大小確幸的生命故事》與《島國關賤字：屬於我們這個世代、這個時代的臺灣社會力分析》。

楊美紅

　　臺南人。臺大中文系、政大新聞所畢。曾任職媒體記者、編輯。寫作類型包含小說、散文、詩、報導與文學評論。著有《彈塗時光》、《蛇樣年華》。

羅毓嘉

　　宜蘭人。政大新聞系、臺大新聞所畢。詩人，財經記者。寫作以詩、散文為主，作品散見於各報副刊。著有詩集《青春期》、《嬰兒宇宙》、《偽博物誌》、《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散文集《樂園輿圖》、《棄子圍城》等。

遲了六十年的遺書 黃長玲（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這一切的開端來自於一個年輕女性對從未謀面的外公的好奇。張旖容的外公黃溫恭在她母親襁褓時就已經過世，成長過程中，她對外公的理解建立在許多偶然串起的歷史片斷或文字紀錄上。到了二○○八年，她在政府檔案中看到外公有地下組織的背景，也知道本來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的外公，因蔣介石親筆批示而改成死刑，在三十三歲那年被槍決。然而，她並不知道當年外公臨刑前，曾經留下五封遺書。直到二○○八年底，向檔案局調閱了外公的檔案後，張旖容才看到塵封在國家檔案中近六十年的遺書。

發現外公的遺書後，張旖容和家人理所當然認為政府應該把遺書還給他們。然而，理所當然的事不僅在當年的威權體制下不存在，連在民主化後的臺灣也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向檔案局要求歸還時，檔案局表示遺書是國家檔案的一部分，礙於法令只能提供副本，寫到總統府的信也只得到制式的回答。張旖容的外婆於二○○九年過世，直到她臨終前，家人都無法取回當年她丈夫寫給她的遺書。

黃溫恭的遺書當然不會是唯一被扣留的遺書，可想而知一定還有別的受難者的遺書淹沒在政府的檔案中。然而數量有多龐大呢？除了掌握檔案的政府，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這些遭槍決的受難者被剝奪了生命，但是有誰會想到，當年的威權政府也一併剝奪他們與親人的告別？被扣留的遺書竟然要到解嚴二十多年後才出現，既顯示政府公布及整理檔案的態度被動，也凸顯了政府對於威權統治傷痕的淡漠輕忽，這樣的情形一再說明了臺灣轉型正義的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