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為什麼創新好像教狗用後腿走路?
時至今日,再強調創新的重要已嫌多餘。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人人都高喊創新,然而卻不見成效?一則是人們只是光說不練,再則可能是努力的方向和方法有問題,我們寧願接受後一狀況。事實上,我們發現,在這本序集中所收錄的著作,主要也都在於探討這一方面的問題。
難道要改變人類的DNA?
為什麼創新做起來這麼困難?當代管理大師之一蓋瑞.哈默爾(Gary Hamel)曾在他的著作《管理大未來》(The Future of Management, 2007,中譯本天下文化出版)中提出一個譬喻,他說要在大型組織中創新,有如要教狗用後腿走路一樣;只要一放鬆,狗兒又是四腿落地,因為這是他的天性,除非你能改變狗兒的DNA。
難道要人類創新,也要改變他的DNA嗎?果然如此,那幾乎是一件沒有希望的事,幸而哈默爾教授並沒有採取這種看法。真正說來,人們之可能抗拒創新,不在於深層的DNA問題,而是受到工業革命以來的管理經驗的制約所形成。
在人類過去百年以上管理經驗中,管理所要解決的,就是「效率」(efficiency)問題;甚至到今天,人們幾乎還是將管理和效率劃上等號,諸如泰勒的科學管理和韋伯的層級組織結構,仍被奉為圭臬,他們所強調的,如精確、熟練、穩定和紀律等要素,事實上都是為了追求效率而來。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在工業革命以後,這種以追求效率為目的的管理,對於人類生產力的大幅提升以及生活水準的改進,確有重大的貢獻。但也正因為這種緣故,使得建立在這種管理方法上的許多基本理念──或典範──深入人心,難以撼動,這是造成今日創新困難的基本原因。不過,幸而這些不是來自人類行為的基因。
我們已經看到了創新的管理作為
近年來我們從現實中已經看到的,許多公司在管理上的作法,以及它們背後的觀念,已經擺脫傳統的那一套:譬如Canon公司在總經理御手洗富士夫的推動下,以所謂cell production system取代傳統的裝配線生產方式;公司讓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所組成的cell獨立完成一個產品的所有製程(野中郁次郎《創新的本質》,2004),而非強調分工和嚴密的監督。
又如微軟努力讓設在北京多達800人的亞洲研究院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社群。在這組織中,員工可以界定自己的工作,做自己喜歡的事;公司鼓勵創新,允許失敗。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們所做的,要對產業界或學術界帶來impact。再如在Google公司內,所謂領導者和下屬的界線是模糊的;所謂領導者只是暫時的,等到任務完成後,他就和其他人沒有不同,基本上是走向共同領導的境界。
再如在上述哈默爾所著《管理大未來》書中,作者陳述一家位於巴西,從事和工程服務與高階工業產品有關業務的賽氏企業。這家公司所採管理模式比上述Google還要激進:沒有什麼正式組織架構,沒有業務計畫,也沒有長期預算。然而這家公司自1982年創立二十五年來,繼續成長,員工已多達三千人規模。這家公司的管理完全放棄以追求效率為最高原則,它的成功運作乃是建立在員工的品格,同儕壓力,個人財務利益,自由的資訊分享這些條件和因素上,顯然和傳統的想法與作法迥然有異。
相信這些公司採行這類駭人聽聞的管理作法並不是鬧著玩的。促使他們叛經離道的原因,乃是他們發現,目前公司所面臨的,乃是一個顯然和過去不一樣的時代環境。為了適應這種環境,他們不能只靠提高效率,正如邁可.波特早在1996年一期HBR專論:「What is
Strategy?」中,所指出:「單靠作業效率的競爭,是在進行一場沒有贏家,相互毀滅的消耗戰」。不幸地,這幾乎就是我們在台灣目前眾多OEM性質產業所面臨的困境。
建立在效率上的管理已經走到了盡頭
在於當前人們用於追求效率的管理工具和技術,大多是發展於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之初。然而如Drucker所說:「隨著我們進入知識經濟程度日深,目前那些以管理學為名所傳授和實行的諸多想法,它們背後所根據的假定大多是亳無希望地落伍了」。同樣地,和Drucker同一時代的管理大師Edward
Deming,在其生前也痛心地指出:「我們現有的管理哲學以及建立在這哲學之上的管理方法已經走到了盡頭。」
換句話說,今後企業所面對的創新挑戰,已不能依賴建立在以效率為基礎上所追求的管理。如策略大師哈默爾和普哈拉在其合著<競爭大未來>書中明白地指出,「激進的創新已是新世紀的最主要競爭優勢,漸進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
問題根源,在於效率管理模式乃建立在一種理性的機械管理典範上,所重視的,乃是基於歷史性數據和理性分析所做的決策。這種模式,一方面趕不上外界迅速而難以掌握的環境變化;更嚴重地,這種模式限制或剝奪了個人創造力發揮的空間以及推動他們創造力的熱情與成就感,然而這一些卻正是創新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持續創新,不是一次創新
再者,一般所探討的創新,往往針對一次創新的作法和過程,譬如由Everett
Roger所創的「創新採用理論」與「創新擴散理論」,都是以一次創新為單位。然而站在一個企業立場,所追求的不是僅僅靠一次創新,而是持續不斷地創新,也就是不斷以新的創新取代舊的創新,才不會落入「一代拳王」的宿命。這時所要達到的境界與所必須克服的問題,較之一次創新遠為困難和複雜。當代高科技策略大師,傑佛瑞.墨爾(Geoffrey A More)在其近著《企業達爾文》(Dealing
With Darwin, 2006)書中即嘗試以生物界之持續演進現象,用以說明偉大企業得以做到持續創新的道理。
這樣說來,真正的創新既不是為了提高作業效率,也不是以一次創新的滿足。它所要做到的乃是在組織內建立一個具有持續調適和變革能力的系統。相較而言,在這系統內所重視的,不是技能專精,而是任務整合;不是對員工嚴密監督,而是賦予他們自主與負責的精神;不是經由層級結構指揮人員照章辦事,而是建立一個具有學習能力與團隊精神的社群網絡,這種改變,應該屬於典範層次的改變。
在這新的創新典範中,最為根本的改變,在於不再把人當做是一種成本要素,而是肯定人才是唯一的價值創造來源。組織經由他們所擁有的一種締造未來的熱情和承諾,推動和催化了創新。
有待接受一套新的管理典範
總而言之,要做到真正的創新,必須接受一套新的管理典範,如知名作家Kevin Kelly在他的《網路世紀的新規則》(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 1998)書中所說的:「忘了經濟學教科書教的供需曲線吧!忘了產能吧!忘了效率吧!甚至忘了電腦吧!過去的智慧是過時的。」
在此誠懇地建議,當我們閱讀本書中的文章時,能將這些觀念留在心中,如此也許會對創新為何如此困難的現象有更多一層的體會。
感言與致謝
這是《許士軍為你讀管理好書》系列的第五本。回憶十年之前,由於手頭留積了相當多篇為管理論著所寫的序言,出於敝帚自珍心理,又幸獲高希均教授的鼓勵以及天下文化同仁的協助,遂有首本問世。此後連自己都感到驚奇,居然又陸續出版了三冊,打破了事不過三的魔咒。
自己發現,每次承蒙寫序的邀約時,都是一個閱讀和思考機會,讓自己能認真讀一本當時的好書,也為自己的學習留下一個記錄。總計十年下來共寫了177本序,也出版了這五冊文集。
在這十年間,隨著外界環境和資通網路技術的發展,管理承當新的時代使命;更具體地說,「創新」取代「效率」成為管理的主軸和使命。問題在於,要改變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有如「教一隻狗學習用後腿走路」一樣困難,因此在全書之前寫下一篇短文,以就教於方家先進。
最後,還得再次感謝高希均教授的鼓勵和協助,使本書得以問世。而天下文化黃安妮小姐的細心編輯和處理有關出版事務,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功臣。特別是在這好幾年間,元智大學詹孟儒小姐在協助每一篇稿子從構思、醞釀到形成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無比耐心和認真精神,也要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