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教授
被讚譽為「大師中的大師」的彼得．杜拉克，離開人世（2005年11 月11 日）距今已有十五年了，然而至今，他的著作仍然陳列在書店顯著的位置上，他的觀點仍然經常為人陳述，這在管理領域內可說極為特殊。因為一般而言，有關管理的想法、方法，尤其技術，與時俱進，變化極大。只有像杜拉克這種大師所留給我們的智慧，已超越一般所瞭解的管理，才能讓世人恆久不忘。
此次博雅出版公司不惜投下大量人力與財力，將杜拉克五十多年來的重要著作重新以中文出版，主要出於公司主持者對於這一位跨世紀大師之尊崇，而非商業上的考慮，此一壯舉令人欽佩。個人也因此機緣，承編者之邀撰寫這一序文，冀望能幫助讀者對於我們共同敬仰的大師，有一連貫性和整體性的瞭解。
這對個人來說，這項工作實是一大挑戰。本來，企圖在一篇短文中將杜拉克所有的重要觀點和思想予以完整地陳述，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基於個人多年來對於杜拉克先生的崇敬和學習，只能勉力為之，多所乖誤之處，尚祈各界方正給予指正。
當然，要想真正領略和深入瞭解這位大師思想的堂奧，還是建議讀者自己好好地閱讀原著。
這是個人在這序文之前，想先表達的話。
一位與眾不同的大師
在人類歷史中，值得後人仰慕而懷念的偉人，實在太多了。但是像杜拉克這一位，卻有其特殊之處。首先，他並不是諾貝爾獎桂冠型的學者；這類學者一般多任教名校，並經由深入鑽研某一領域內的某種問題，提出驚人的研究發現或嚴謹的理論，並發表於頂級學術期刊，因而享有盛名。然而，杜拉克可以說完全不是這一類型的學者。據稱，當他最先提出有關日後被稱為屬於管理的著作時，出版者居然不知如何將其歸類，因而拒登；甚至他的大學同僚也警告他說，「如果繼續寫這方面的書，將會影響你今後在學術界發展的機會」。果然，不可思議的事終於發生了，他遭任教的學院以他「不算是學者」的理由，不再續聘——即使這一大學還不算是一間頂尖學府。依一般學術界的標準，他的確不算是一般所稱的「學者」。首先他所獲得博士學位，乃屬於國際公法學領域；他的早期著作遍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範圍，甚至包括兩部小說。他在大學中任教的課目，有歷史、哲學，甚至東方藝術。這種背景，可說都是當今學術殿堂的大忌。
以他這些遭遇，如果發生一般人身上，恐怕將會代表人生的重大挫折，然而對於杜拉克先生而言，這一切卻正代表他是一個走在時代前緣，甚至是領先當時的學界和社會的真正大師。
開啟管理世界的先驅者
杜拉克不同於一般的蛋頭學者，在於他憑藉著自己深刻的思維和獨特的眼光，開創了人類社會中一個重要的活動領域：管理。在這上面，譬如一位以《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驚艷企業界的作者，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所說的話為證，他說：「在杜拉克之前，並無真正管理學的存在。」甚至在他界定了「管理」這一領域多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有相當多的學界人士，不認為「管理」這種學科有資格被納入大學殿堂之內。這一切恐怕和管理這一領域的本質有關。基本上，管理不像一般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如物理學、化學或經濟學、社會學之類，有其具體的主體（domain）知識。相形之下，如杜拉克所強調，管理乃是一種實務，而管理學乃是一種方法或應用之學。從根源上說，管理這一實務之出現及其發展，乃為了追求人群活動或組織之「績效」（performance）。在此所謂「績效」：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如何組合與運用所需資源以獲得最大或最佳的成效。儘管什麼是成效，日後發展出來的，意義也有重大不同，有關這一點留到文後再說。
「與時俱進」與「創新」的本質
有關管理的具體做法，不但取決於當時的客觀環境與條件，還必須與當事者之主觀願望交互作用而產生，其間並無一定的公式或定律可言。譬如，在20
世紀前幾十年間，當時績效的意義在於數量、成本和品質；所依靠的，主要是工程技術、機械系統以及標準化的做法。但是近二十年來，管理績效在於價值的創造，這時所依賴的創新和彈性，主要出於對於所謂人性的瞭解。自這觀點看來，有關管理理論的兩大陣營：「科學化」vs.「人性化」，並非出於方法或工具上的優劣，而是來自環境變遷、價值觀念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改變所帶來的結果。進入21
世紀，管理又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化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空前未有的「連接革命」。這時，企業（也包括非企業在內的）將走上網絡化和虛擬化的經營形態，使得傳統上的種種組織觀念，如個人職位分工、組織疆界，甚至產業分類等，都不再適用。這時，企業不但要整合虛實，更要結合供需，透過大數據和雲端管理之類的機制，由原先的「競爭主導」之策略優勢時代，進入「共生互利」的生態經濟時代。尤其影響深遠者，乃是如今所謂「績效」，已非以投資者之獲利為鵠的，而是以增進社會福祉和地球永續作為更大任務。管理的最終目的，不管是用在生產肥皂或是經營一家醫院，都是為了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common
good）。因此管理應當建立在某種深層價值觀念之上，如正直、誠實和信任，而不是一種作業性和技術性的理性經濟活動而己。事實上，這種發展也恰好和杜拉克早年對於企業與管理之期望相吻合。基本上，以上所描述有關管理之內涵及作用之變遷，乃是強調管理「與時俱進」以及經由「創新」以創造績效的本質；管理的價值和意義，必須緊扣時代趨勢，並能有助於使社會能夠「良好運作」（well-functioning），這也是使他，如本文中所言，選擇管理為他的「最愛」的主要理由。
專心著述，終生不懈
話說杜拉克在1937 年為了逃避納粹德國而定居美國之後，即曾出版像《經濟人的終結》（1939）和《工業人的未來》（1942）兩本著作。但是真正導引他進入管理這一領域的，卻不能不提他於1946 年以通用汽車這家公司為範例所寫下了《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這一本書，這也是被公認為真正探討管理問題的第一本書。從此之後，他共計發表了超過40
本以上的著作和上千篇論文，幾乎都和管理有關。其中就以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刊登者，即達30 篇之多。更令人驚奇者，即使杜拉克已屆高齡，但是創造力依然不衰，就他晚年所發表的重要著作，擇要而言，就有《非營利組織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990）、《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1993）、《巨變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1995）、《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 1997），還有《下一個社會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2002）等等。據他自己說，當他年輕時，他每週上歌劇院一次。有一次，在他觀賞威爾第的作品時，內心大受感動。當他獲知，這乃是威爾第80 歲時所作時，他便下定決心：「一旦我活到高齡時，也一樣不放棄，而要再接再厲。」（"If I ever reached an advanced age, I would not give up, but would keep on."）（"My Life
As a Knowledge Worker," INC, Feb. 1997）
對於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杜拉克對於管理學的貢獻和特殊觀點，主要可以說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他所發展的管理觀念和理論，乃根植於管理現實上，而非純粹抽象的原則和原理。如同在1997 年《富比士》（Forbes）一篇有關他的文章題目所稱，他是「就事實論事實」（"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March 10）。如前所述，他認為管理是一門實務——也就是追求成效的一種實務。這可自他1954 年的鉅著《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以及1964 年的《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兩書的書名中看出。在這上面，他對於管理的討論是整體性的，譬如企業對於社會的功能和貢獻，企業的經營使命，董事會的組織和功能，如何發展企業為一創新性組織，以及近日所提出有關企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等等這類課題。他並未忽略理論。不過，他認為理論必須來自實務；尤其，一旦人們將管理理論應用到實務上時，其對象都是某些特定的和獨特的個案，此時其成效如何，主要有賴管理者之經驗和洞察力，這也是屬於實務部分。因此有關管理究屬科學還是藝術的辯論，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
其次，他將管理的重心自資金、機器與原料轉移到人身上。他將員工視為是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a whole
man）。他說：「每個企業都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具備不同的技能與知識，執行各種不同種類的工作。」管理的任務，就是「要讓一群人有效發揮其長處，儘量避開其短處，讓他們共同作出成績來」。在這方面，人乃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而非成本，他也認為，沒有任何決策比用人決策的影響更為深遠。他重視人性以及影響行為的文化因素。在他的管理學中，對於人的價值觀，成長及發展等課題的重視，是十分突出的。
第三，他將管理自一種謀取利潤的手段提升為決定現代社會生存與發展之最具關鍵性因素。他認為，在今後劇烈變動的環境中，管理乃是推動和引領各種機構不斷變革以適應環境潮流的一種力量。譬如早在他的1954
年《管理的實踐》一書中即曾指出，對於此後的美國能否繼續其經濟榮景並保持其世界上之領導地位；開發中國家能否擺脫貧窮，進入民主而開放的社會；甚至有關今後世界和平和人類前途等，都和這一社會能否培育出有能力而盡責的管理階層，存在有密切關係。在相當大程度內，由於他的這種大聲呼籲，才引起各國社會和政府對於管理的重視，也使得管理逐漸成為一門受人尊敬的學域。
第四，他對於世界未來發展的洞察力，是無與倫比的。譬如，他極早指出，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趨勢及其對社會與企業的影響；其次，他提出民營化主張早於英國佘契爾夫人；再者，他大聲呼籲組織應重視創新和創業精神之培育與運用；尤其，他更在四十年前就提出「知識社會」與「知識工作者」的觀念及其重要意義。除了這些重大潮流或趨勢以外，杜拉克也是最早倡議目標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構想，以及建議發展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的學者。他這種前瞻眼光和洞察力，固然屬於他的個人特質，恐怕也和他所擁有的人文社會背景與人生歷練有關。在1997
年3 月10日《富比士》雜誌所刊出一篇有關他的文章中，即曾感佩地說：「儘管他目前已臻八七高齡，但是他的思想卻可能是當今美國人中最年輕的——也是最清晰的一個。」當非溢美之辭！
企業的目的與使命——創造不相同的明天
他認為，在劇變的時代中，今後的經營者和管理者的最主要責任，即在為機構創造不相同的明天。因此，企業要自此觀點以界說本身的目的與使命，並據此以衡量自己的績效。杜拉克反對以利潤作為企業經營的目的。在這一點上，他並非謂企業不需要利潤；反之，他承認，利潤乃是一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問題在於，「獲利動機和其衍生出來的追求利潤最大化觀念，對於企業功能、企業目的，與管理所要做的工作，都是不相干的」。他認為，企業所要達成的「目的」或使命，一定要落在企業以外的社會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創造顧客」。他一再強調，企業所具有的生產性功能只有兩個：行銷和創新。行銷是為了發現和預期顧客的需要，而創新即謀求以更有效的方法、方式和途徑以求滿足這種需要。除此以外，企業所有之其他功能，都是成本。
具體言之，企業所要界定的目的和使命，即應自上述觀點回答三個基本問題：「我們目前的事業是什麼？」「我們的事業將變成什麼？」以及「我們未來的事業應該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所代表的，就是一個企業要配合時代潮流，界定所要創造的顧客對象，以及如何再根據這種對象進一步評估本身潛力及其所需要之核心能力條件。杜拉克以經營使命取代利潤動機，作為驅動企業的力量和績效衡量的標準，這一點可以說是他和傳統經濟學者最大不同之處。他認為，這種改變，一方面，可將企業努力目標和外界環境、巿場狀況、及內部核心能力相結合；另一方面，亦可給予工作者以較大的彈性和成就感。杜拉克之所以特別推崇某些非營利組織可作為企業學習的對象，主要即在於，這些非營利組織乃經由使命——而非利潤——所推動的。創新——一個貫穿杜拉克管理理念的主軸幾乎今天我們所探討的管理新觀念，都可以從杜拉克身上找到其來源；尤其是今天已被企業奉為圭臬的所謂「不創新，即滅亡」（innovate
or die）這一說法，就是由他最早提出。而在此所要強調的，就是他對於「創新」這一觀念的啟迪和堅持。
貫穿杜拉克的整個管理理念的，應該就是「創新」。依他的定義，創新代表一種賦予人力與物質資源以新的和更大的財富創造能力。他曾經批評組織瘦身和組織再造工程，認為它們即使可能產生某種短期效果，但卻無法帶給一組織所需要的真正而持久的創新。他認為，創新誠然帶給一企業較大風險，但企業若因此而不敢冒這種風險以創造未來的話，其實卻是冒了另一種看不見的更大風險。
整合杜拉克前此所說的創新，並非局限於科技方面的創新；他也不同意企業所從事的研發工作就是創新。他所認為的創新，代表一種能夠對外界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和影響的變革，因此也包括組織和社會兩方面的變革在內。再者，就一企業而言，這種變革必須與一企業所擔負的任務或使命有關；也就是說，它必須能為顧客與社會創造更新、更高的價值。
再者，杜拉克所強調的創新，也與前此學者，例如經濟學者熊彼得所說的不同。首先，他認為，創新是可以經由組織與管理推動的，此時所需要的，就是塑造一種「創新性組織」（innovative
organization）。其次，這種創新的來源為知識，而非傳統的生產因素。由於這種知識及其運用乃屬於所謂的「知識工作者」，因此，如何提升這群知識工作者以及創新性組織的生產力，構成杜拉克晚年所關注的重點。
知識工作者和創新性組織的管理
重要的是，無論是要發展一個創新性組織，或是對於知識工作者的管理，都不能再沿用過去的觀念和做法，在原有基礎上持續改進；反之，企業必須要有計劃地放棄過去。譬如說，在一創新性組織內的知識工作者，不同於傳統的藍領和白領工作者，他們各擁有其「生產工具」——他們的專業能力。因此他們對於組織的依賴程度較低；他們一般不接受「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指揮和命令，因為一旦他們處於這種指揮與命令狀態下時，他們將喪失其作為「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在這情況下，組織應將他們當作合夥人或志工來管理，只能經由吸引或說服；此時所依靠的，也正是前此所說的經營使命。若不此之圖，企圖以原有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以行創新，這種創新注定是要失敗的。
杜拉克對於台灣讀者的啟發和鼓勵
最後，在此特別要提出者，在於杜拉克先生和台灣的關係以及他對於我們的建言。他曾兩次親訪台灣，為企業界及社會大眾發表演說。特別的是，他還在2001 年出版的The Essential Drucker on Management（中譯本：《杜拉克精選：管理篇》，天下文化出版）中特別為台灣讀者寫了一篇序文。在這序文中，他描述台灣自1945
年脫離日本統治時的一個落後的農村社會說起，一直到2001
年時躍升為世界頂尖的高科技國家這一歷程。他指出，在這短短五十年內，台灣最大的成就，乃是「培育出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個個在不同領域內發揮所長的專業人員和經理人」。他認為，我們也要從這批人身上預卜台灣的未來。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杜拉克的思想做進一步的引申，我們將發現，僅僅擁有這麼一群人是不夠的，台灣——正如同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各國——必須進行他所謂的「第三次轉型」，此即我們企業的組織型態和管理，必須配合全球化和數位化的潮流，為這一群人——知識工作者——提供一個讓他們能有效發揮生產力的環境和機制。否則，徒有素質良好的知識工作者也將無能為力，這正如同徒有知識而沒有與任務結合的創新，也一樣無濟於事。
在這方面，讓我們借用杜拉克先生在他這篇序中特別寫給我們的鼓勵和期望，作為本文之結語，他說：我非常期盼台灣的經理人、專業人員與學生，能夠從這套《杜拉克精選》中汲取實用與重要的內容，好幫助你們應付艱難與嚴苛的挑戰。謹以台灣版的《杜拉克精選》獻給你們。
謝謝你，杜拉克先生！
自序
在大家的印象中，尤其在美國，我最主要的身分是管理方面的作家。其實，管理並非我最早關注，也不是我放最多心力的領域。我之所以會對它產生興趣，是出於我對社群和社會的研究。我探討社群、社會和政體（polity）的著作，其實比探討管理的多；即使就我全部15 本管理著作來看，也只有兩本和「企業」有關。一本是1964 年的《為成果而管理》（Management for
Results），該書的探討主題是日後大家所謂的「策略」；另一本是1985 年的《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至於我所寫的其他管理書籍，則是把公司（corporation）當作人為建設（human effort）和社會組織（social institution）來探討。事實上，我在企業方面的初試啼聲之作，即1946
年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其中兩個主要的部分即是以人為建設和社會組織為標題（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第5 篇中）。
我對社群、社會和政體的興趣和關注，起源甚早，可以追溯到1927、1928 兩年。1927
年，我在家鄉維也納（Vienna）完成了高中學業，之後前往德國漢堡（Hamburg）的一家出口貿易公司接受訓練，同時進入當地一家大學的法學院就讀。我在貿易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影印發票，並將之放進帳簿裡，這樣的工作雖不怎麼有趣，倒也不怎麼吃力。通常，我早上七點上班，下午三點或三點半左右下班。學校方面，下午四點以後就沒什麼課了，我拿的學生證讓我每個禮拜可以享受一次到市立劇場或歌劇院看免費表演的機會。下午和晚上我通常沒事，就到當地公立圖書館看書，這裡的圖書館藏書甚豐，而且涵蓋多種語言。
我在1929 年初離開漢堡，待在漢堡的這15、6 個月，是我這輩子在學習上受益最深的期間。我在當地圖書館所得到的收穫，絕對遠超過我先前12 年的學校教育和往後數年的大學教育。這段期間，我貪婪地大量閱讀各類書籍；後來則對政治和社會理論及政策方面的書籍愈來愈感興趣。十幾個月下來，我讀了數百本書，其中有兩本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一是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於1790
年完成的《法國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二是斐迪南．突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於1887 年寫的德文社會學經典著作《社群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以來，德國和整個歐洲大陸都處於革命時期，這一點是當時所有年輕人都知曉的事實；相對的，只有那些在1914 年以前便已成年的人，才會認為並真的希望歐洲可以再度回到戰前狀態。因此，儘管柏克的著作已經成書140 年，仍立刻激起了我這個年僅18
歲讀者的共鳴。柏克的主要論點是：在這樣的時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務是要在延續和變動之間找到平衡。這樣的精神，隨即成為我的政治觀、世界觀和日後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
突尼斯的著作同樣對我影響甚巨。當時他尚且健在，只是已經退休（他於1936 年辭世，享年81 歲），《社群與社會》則已成書40 年。儘管突尼斯希望用這部著作來挽救前工業（preindustrial）時代的鄉村社群，不過，連一個懵懂無知的18 歲青年都明白，這樣的「有機」社群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不復再現了。
日後， 我對社群和社會的看法逐漸轉變， 和突尼斯那源於18 世紀德國浪漫主義、屬於前工業時代和前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觀點也愈來愈分道揚鑣。儘管如此，突尼斯仍給了我一個永難忘懷的啟發：個人需要社群，也需要社會──從社群中獲得地位，在社會中發揮功能。
幾年以後， 也就是1931、1932 年左右，
我在法蘭克福（Frankfurt）某大日報擔任資深撰述。此時，我已取得國際法和政治理論的博士學位，並開始以博士後助理的身分參與國際法與法理學的課程講座，為大學的教授資格預作準備。無給職講師在歐洲大陸是晉身學術界的第一步，從當時到現在都是如此。不過，要通過這個階段必須提交論文，而我的論文大綱已經被大學的審核委員會接受。論文內容主要在探討法治國（Rechtsstaat）的起源，以及在1800
到1850 年間，創建該學說的三位德國政治思想家的論述；俾斯麥（Bismarck）日後即以他們的思想為基礎，於1871 年統一德國、制訂憲法。基本上，這是一部思想史，旨在探討這三位思想家各自以其獨特的方式，所達成的延續性和變動性之間的平衡；平衡的一端是尚未進入工業時代、經濟上以農業為主、政治上仍極為專制的18 世紀社會和政體，另一端則是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都市化、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所形成的世界；以法國為例，直到100 年後，才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帶領下得以達成此種平衡。
但是，這項寫作計畫最後只完成其中一個部分：以一篇論述短文，介紹上述三位政治思想家的最後一位──弗里德里希．史塔爾（Friedrich Julius Stahl, 1804-1861）。我會發表這篇文章只有一個原因，這位領導普魯士保守黨（Prussia's Conservatives）長達30
年的史塔爾，同時也是一位受洗的猶太人，他的角色和另一位受洗的猶太人差不多，就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時代的狄斯雷利（Disraeli）。我之所以專文介紹史塔爾這個猶太人暨偉大的保守黨員，是為了直接抨擊納粹黨（Nazis），很高興他們充分了解這一點。該文於1932 年夏天完成，同年12
月，德國在政治理論、社會學和法學方面最具權威的出版商摩爾（Mohr，位於Tübingen）答應出版。1933 年4月，也就是希特勒掌權後兩個月，該文終於在極富聲譽的系列專刊《過去與當代之法律與政府》（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的第100 期上刊出。出版後，納粹政府旋即下令查禁並全數銷毀。
從此以後，這篇文章便一直不見天日，直到去年夏天才由《社會》（Society）雜誌譯成英文，並在2002 年7、8 月號上重新發表，標題是：〈國家與歷史發展的保守理論〉（Conservative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不過，隨著納粹的當道，舊有的計畫自然無法延續，所以我也放棄了該書的寫作。
隨後，我開始寫另一本書。這本書的內容旨在闡述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崛起，亦即歐洲社會的徹底崩潰。它是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書，書名是《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於1938 年底在英國出版，並於1939 年初在美國出版（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第2 篇）。
書中，我提出了一個與當時普遍看法大相逕庭的結論：不論是共產主義、納粹主義（Nazism）或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Mussolini's Fascism），極權主義終將失敗。不過，這個結論卻引發了我進一步的思索：未來，什麼將取代、能夠取代突尼斯的「有機」農業社會？在工業時代，什麼東西能再度整合個人、社群與社會？這些思索，後來也成了我第二本著作《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的主題（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的前言和第1 篇）。《工業人的未來》於1942 年初出版，創作時間是1940、1941
年間，當時，歐洲已烽火燎原，而美國也漸漸步入險境。寫作期間，我開始體認到：全新的，更確切地說，是前所未見的社會組織，正在迅速發展，而這些組織也將成為工業社會和民族國家前所未見的權力中心。其中，出現的最早也最顯而易見的，是在大約1860 或1870 年出現的商業公司（business
corporation，這確實是人類史上破天荒頭一遭）。我開始意識到，管理是一個新的社會功能，也是這類新組織的普遍功能。基於這個體認，我寫了第三本書：《公司的概念》（該書有一小段文章摘錄於本書的第5 篇）。本書創作於1943、1944年間，並於1946
年初，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數個月內正式出版。數年後，我進一步了解到，在工業社會中，商業公司不過是這類全新組織的先導，事實上，每一個新組織本身都是一個自主的權力中心，而人類的社會也將朝著組織型社會（Society of Organizations）方向發展（這也是本書第11 章的標題）。
此外，我也開始意識到，這些新組織都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原有的權力中心，因此，我們的社會將很快發展成知識型社會（knowledge society），我們的經濟將很快發展成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而知識工作者也將成為人口和勞動力的核心──相關的文章可見於本書的第4 篇和第6 篇。同時，自《公司的概念》成書以後，50
多年來，我的寫作生涯就一直圍繞著社群、社會和政體，以及管理這兩大主題打轉。
本書的選輯是依據主題的相近而非時間的先後。選出這些文章，是因為我認為它們各自代表了某個基本主題。我雖然刪減了某些內容，但並未修改、增添或更新。另外，每一章都清楚標明了寫作年代，因此當您讀到一篇原本發表於1957 年的文章時，您會知道，文中提到的「三年前」指的是1954 年。希望這些文章淺顯易讀，並對您有所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