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小書是為對歷史感興趣的讀者而寫。
數十年的歷史學習和教研使我明白，歷史是一個無窮無盡的知識寶庫，它積累了前人（包括千百年前的古人，和數十年前、甚至數天前）的行為舉措，他（她）們的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歷史是人類文明長期延續的一部分，現代的一切，不是突然而來，沒有從前的探索、挫折和突破，就沒有現在的成果，因此歷史是認識現在、邁向未來的基本知識。正常的國民教育，必然重視歷史，使國家民族的盛衰教訓世代相傳。
然而，古人與往事早已逝去，即使是數年前的人和事，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處境的改變，細節逐漸消失，歷史的真相變得模糊，再加上傳述者據自己的立場和視野取捨改編，聽受者只接收一二重點，再加以想像發揮，隨意猜測，於是歷史事實被傳述得面目全非。這樣的歷史傳述十分普遍，甚至成為一般人的歷史常識。當然，以虛假的歷史作出判斷和評論，並且廣泛傳播，只會形成似是而非、自以為是、人云亦云的風氣。只有正確的歷史知識，才可以提升鑒往知來的價值，增進人們的認知和思考能力。
歷史是現代教育課程的一部分，原意是培養國民對國家民族發展的認知，但教育官僚只注重評核成績，把原本豐富多彩的歷史，在教科書中簡化為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份、事件名稱，和一些概括的敘述、分析。「秦始皇」、「武則天」、「五胡亂華」、「辛亥革命」等等，都只是一堆符號，這些與學生生活無關的詞句，教的學的都索然無味，老師、學生只憑一兩點資料，發揮想像。歷史被「教死」了。歷史課程失去了活力，變得可有可無，於是教育官僚們設計了甚麼「通識教育」，甚麼「國民教育」，取代歷史科的位置。殊不知，所有思考、評論、批判，必須建基於知識基礎之上，否則一切都是空談；本國的歷史、地理和語文，就是國民教育之母。捨棄了歷史知識，通識教育、國民教育都無從建立。
歷史既然是由前人的所作所為所構成，無可避免地，所有的歷史人物，都生活在他們的時空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需要考量他們的處境，而不是以我們現代的時空和處境為準則。然而，現代人對歷史的評論，對歷史人物的褒貶，卻往往以現代的價值標準、憑現代人的意願作批判，這是厚誣古人，有失公允。其中一例，就是古代婦女地位問題。現代強調女權，而古代是父權社會，女性從屬於男性之下，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當時人認為正常，但現代女權分子代古代婦女抱不平，對古代男性主導的社會強烈批判。其實這大可不必，古人自有他（她）們平衡社會利益的途徑，非我們現代人能越俎代庖。
歷史的主角是人，無論帝王將相、平民百姓、奴婢僕役、市井無賴、盜賊妓女，無論男女老幼，都是歷史的一部分，他（她）們可以是歷史的主導者、參與者、旁觀者，或許是歷史事件的襯托者，總之，沒有人物，就不可能發生歷史事件。試想，荊軻刺秦王一事，現場除了秦王和荊軻之外，還有多少其他人物！事件的過程，又有多少人牽涉其中？秦王、荊軻以至其他參與者的每個人背後，又有多少家人和朋友？他們形成一個歷史時空、聚合了一個處境、演繹了一起歷史事件。其他的歷史事件，何嘗不是如此？因此傳統中國史學，特別重視人物的記述，西漢武帝時太史令司馬遷編撰《太史公書》（即後世所稱的《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體，自此之後，歷朝都以紀傳體為「正史」。
數千年的古代中國社會由男性主導，完全反映在「正史」之中。傳統中國的正史（即所謂「二十四史」），為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人物立傳，可以立傳的人物絕大部分是男性。傳統的女性，絕大多數一生相夫教子，操勞家務，有些婦女更擔當了農事、紡織等生計，卻無緣於政治、軍事、文化，因此甚少在正史中立傳，她們甚至連名字也沒有留下。這半邊的歷史，被歷史記述所隱沒，然而，她們的確存在，而且為中國的文明進步作出了沉默卻巨大的貢獻。事情總有例外，一些傑出的古代女姓，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爭取得一席之地，凸顯了歷史地位，因而記述於史冊，或者受到社會的傳誦。她們有些憑丈夫而顯貴，因而有機會挑戰男權；有些因糾纏在男性圈中而受注視，成為歷史的角色。
在男性主導的記述之中，無論對她們是讚揚還是責備，都是難能可貴的。數年前，香港電台文化教育組，邀請我主持一個為長者服務，名為《巾幗列傳》的廣播節目，並且編撰了一部簡單的教材，內容是介紹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女性。由於這節目的聽眾是老人和學生，不能太深奧，也不能太枯燥，所以文稿儘量寫得簡單，但並不偏離史實。節目完成之後，我累積了二十六則簡單的文稿，一直擱置。其後香港中華書局的李占領先生、黎耀強先生向我約稿，於是我修訂了《巾幗列傳》的文稿，並增加了隋唐的部分，完成這本小書。
這本小書是為了普及歷史而寫，對象是一般讀者和學生，所以儘量通俗，省卻繁瑣的考證和註釋。但史事的選取和記述，都以文獻為依據。《巾幗列傳》在播出和撰寫期間，得到香港電台的鄭啟明先生、何翠□女士，及香港公開大學的舊同事曾卓然先生的幫助和支持，謹此致謝。
張偉國 二0一一年七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