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三十年唐代吐蕃史研究生涯，一路走來，興味盎然。有幸獲得諸位師長的提攜與教導，方有今日《唐代吐蕃史研究》一書的問世。
猶記得民國六十二年肄業於政治大學東語系土耳其文組，當時吳師興東與黃師啟輝啟發筆者學習突厥語的興趣，為擴及對突厥語的認識，於大三（民國六十五年）修習民族社會系（改制自邊政系）劉師義棠所開設的「維吾爾語文」課程時，曾見及義棠師手中的藏文拼音讀本，斗大的藏文字母，透著幾許神祕與獨特。當時頗感新奇，心中亮起一絲念頭：「要是能懂得如是奇妙的文字，該有多好！」回首當年的青澀稚嫩，迄今已三十五年矣。
當年，林師恩顯主持民社系系務，於政大校慶辦理中國邊疆美食、服飾及歌舞展。攤位上擺設了西藏餅、新疆抓飯等，筆者當時不但嚐了鮮，滿足了好奇心，也暗下日後研究中國邊疆民族的決心。
筆者所學專業土耳其文，與維吾爾文同屬突厥語族，二者間的詞彙有六、七成相仿，部份文法概念也頗為近似。職是之故，筆者如願於民國六十九年考上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當年邊政所僅錄取六名研究生，所裡又分成滿文、蒙文、維文、藏文四組，是以每組僅有一至二位研究生選讀，有些課程也經常是一位教授為一位研究生授課。這可說是國內研究所教育罕有的現象，由此可見，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的苗種，是在不絕如縷的情況下，繼續傳承。
原本筆者意欲繼續修習維文，但因無法忘情於大三時所見的藏文，於是改選藏文組。所長劉師義棠原極力爭取禮聘歐陽師無畏來所任教，歐陽師因故不再受聘。義棠師仍不放棄，為歐陽師保留教席，藏文課程暫由蕭師金松代授。於是筆者在金松師的教導下，以三個月的時間習完「松居巴」藏文文法入門。惜於義棠師爭取聘任歐陽師未成，不得已中斷藏文課程的修習，半途轉回維文組。
筆者雖未完成修讀藏文課程，但蕭師金松傾全力教學，在一對一的教讀之下，有若師徒授業一般，學習效果奇佳。而且金松師還撥空義務為筆者講授第五世達賴所著的《西藏王臣記》，此舉促使筆者有能力自修藏文，而不致因藏文課程的中斷，夭折了筆者學習藏文的機會。
當時，政大邊政所的學術訓練主要在於邊疆語文的學習，促使研究生能夠閱讀以邊疆語文書寫的史籍為目標，本於邊疆民族的立場與觀點，檢視漢文史籍的記載，重新檢討歷史上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同時也運用邊疆民族自身的文獻，試圖重建邊疆民族內部的情況，諸如族稱、族源、社會文化、人物傳記、典章制度等等，並藉以修正漢文史籍的錯誤。
至林師恩顯於民國七十年接掌邊政所以後，開始著重加強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訓練，包括歷史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邀請知名學者如管東貴、文崇一、莊英章、章英華、許木柱等諸位教授，來所任課。林師復舉辦研究生碩士論文研究計畫討論會，邀請了相關學者蒞所講評，將研究生預定的論文綱要徹頭徹尾的翻修，當時震駭了全所，達到了極佳的效果，也提振了所裡的討論風氣。除此外，恩顯師還於民國七十三年辦理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來自十三個國家地區的國際學者多達四十餘位，連同國內學者，計一百三十餘位，宣讀六十七篇學術論文，盛況空前。恩顯師透過上述方法，開闊了研究生的視野，強化了研究生的方法訓練，引領邊政所進入新的境界。同時筆者也在劉師義棠的指導下，於民國七十一年完成碩士論文。
適於此時，邊政所講師出缺，在恩顯師極力推薦及義棠師、唐師屹、金松師的同意下，決定聘任筆者。然而校長認為邊政所只是「聊備一格」的單位，不宜再新聘人員。但恩顯師竟寫了一封長信，向校長表達若未能聘任林員，請辭所長一職。校長方幡然轉向，筆者也因此得以正式展開教學與學術生涯。
筆者深知所學不足，必需更上層樓。幾經努力，獲得李師符桐、蔣師君章之推薦，以俱備土耳其文、維吾爾文、藏文等閱讀能力的條件，立志研究唐代吐蕃史，獲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所長宋師旭軒的青睞，得以入學。在博士班期間，從王師吉林修讀唐史，在吉林師指導下，領略了史學的精要，精進了文字的掌握。並由吉林師引薦，前往歐陽師無畏深坑寓所旁聽「西藏史」，深受歐陽師藏式教學的震憾。
此期間，深感治藏史的困境，不但史料闕如，就是入門之書也都是外國人的論著。而且日本藏史學界早已有出色的著作。筆者於博士班修業期間，曾有一教授在課堂上詢及所從事的研究領域，他老皺眉云：「你怎麼做這個？旁門左道……」，從此不再正眼瞧我。又有以為日本人在唐代吐蕃史方面，已做得差不多了，何苦再炒冷飯？加諸在史學界，視長城以外的歷史或邊疆民族的歷史為域外史或邊緣史學，從未正視；要不就是國內縱有成熟出色的邊疆史著作，也寧可引用國外論著。再者，亦是國人自信心不足，總以為日本人或西方學者治中國邊疆民族的歷史，早已遠揚於前，非吾人所能及，不是放棄，就是捧著彼等著作奉為圭臬，不敢逾越。凡此，均造成了國人少有踏入藏族史，特別是唐代吐蕃史的這片園地。
儘管有上述的現象，經年以來，毛師漢光認為筆者所研究的領域，符合陳寅恪氏所重視的種族與文化兩大範疇，不斷地給予信心與實質支持；王師壽南也不計筆者的愚鈍，一再從旁協助，使筆者渡過難關；高師明士則於公私場合下，賜與許多寶貴意見針砭缺失。吉林師更是盡己之能，毫無保留地教導，使筆者終能於民國七十六年完成博士論文，並於博士班研究期間所奠基礎下，繼續沈浸於唐代吐蕃史。其間獲國科會補助，前往美國印地安那大學阿爾泰學系進修一年，師從白貴思教授（Christopher
Beckwith)修習古藏文。筆者亦有幸獲得大陸學者王師堯、陳師慶英在古藏文及西藏史方面的指導。師恩浩蕩，筆者在研究途程中若有小成，皆上述諸位師長有以促成。
本書係積累過去近三十年的研究心得，內中頗多迥異於前人時賢有關唐代吐蕃的見解。「成一家之言」一直是筆者所追求的鵠的。
本書計有六篇，都六十萬言。第一篇緒論，首就青康藏高原的自然人文環境切入，做為吐蕃歷史發展的舞臺背景；次就吐蕃國號、族源等考辨其真確的意義與源流；並評述唐代吐蕃史的文獻史料及研究史，讓讀者能夠理解與掌握目前唐代吐蕃史研究的進展。
第二篇唐代吐蕃的政教發展，此篇屬於政治史範疇。主要討論吐蕃歷朝的發展，包括吐蕃建立王朝前後、松贊干布奠下王朝的宏基、墀松德贊將國勢推向巔峰、墀祖德贊佞佛致由盛而衰的歷程等，從中究探吐蕃的歷史發展。
第三篇主要集中討論唐代吐蕃的末世。由於末世吐蕃已與中原失去聯繫，當時內地史書所載者，僅屬唐蕃邊區的狀況，對吐蕃核心區的記載已呈空窗狀態，因此造成學界研究此段歷史的困難，而有不少的爭議。本書對吐蕃末世相關藏人家喻戶曉的「朗達瑪毀佛」、吐蕃真正覆亡的時間等，有諸多發覆之處。
第四篇唐代吐蕃的向外發展，唐代吐蕃影響當代與後世甚深，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長期對外採取擴張政策。為開拓疆域，不惜向其四鄰發動連綿的戰爭，其中以李唐受害最為深重，對中國中古時期亞洲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吾人可云，吐蕃於西元七世紀至九世紀期間，與李唐俱為當時亞洲歷史發展的推動者，就如同十九世紀時期的英國，二十世紀的美國一般，具同等的影響力。
第五篇唐代吐蕃制度考述，此篇係筆者用力最勤，最具代表性。歷來學界對吐蕃內部的人事、制度、社會文化等範疇，不是避而不談，就是淺嘗輒止，抑或錯誤百出，原因在於語文的隔閡，對其人文背景的陌生與誤解等所造成者。筆者透過敦煌文獻、吐蕃碑銘、唐以後之藏文文獻與漢文獻之間的比較研究，對吐蕃的氏族、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贊普位繼承、國家體制、官僚體系、中央與地方關係、國土規劃及其文化發展等，做了深入的探討與分析。此部份深獲大陸藏學界的認同，有謂筆者在長期持續的研究中，已改變中國大陸有關吐蕃史的知識面貌。
第六篇結論，總結唐代吐蕃歷史的發展，探討唐代吐蕃崛起的歷史意義，內容包括：其一，吐蕃內部農牧關係的協和，方能促成吐蕃的統一，進而洴發強大的軍事力，雄飛亞洲。其二，吐蕃統合了青康藏高原諸人群，促使高原人群吐蕃化，為日後形成藏族奠下基礎。其三，青康藏高原人群的吐蕃化，造成藏系人群的膨脹，進而壓縮氐羌系人群生活空間，至今日已少有氐族的孑遺，羌人也遭擠壓，僅餘岷江上游與北川西北一隅。其四，由於吐蕃走出封閉性高原，與亞洲諸強爭勝，尤其與李唐有了頻繁的互動，促使青康藏高原人群與中原發生大量的文化與血緣的交融。吐蕃的積極進取，不但突破高原的封閉，融入國史以及世界史洪流之中，而與當時突厥回鶻、李唐、大食波斯、希臘拜占庭、日耳曼法蘭克等歐亞國家並立，吐蕃文化躋身於世界史的各種文化之間，擁有一席之地，實深具歷史意義。
由於筆者不敏，在學術研究的途程中，有數不盡的闕漏與過失，雖經諸位師長針砭，仍有不如人意之處，敬祈學者專家不吝賜教。本書之得以完成，國科會每年研究成果的獎助，及執行研究計畫的補助等，也扮演著推手的角色，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