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凱因斯?

為什麼是凱因斯?
定價:320
NT $ 70 ~ 792
  • 作者:彼得.克拉克
  • 原文作者:Peter Clarke
  • 譯者:黃煜文
  • 出版社:商周出版
  • 出版日期:2010-07-30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861201939
  • ISBN13:9789861201931
  • 裝訂:平裝 / 288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為何各國政府據以救市,投資者據以獲利?
本書帶你領略凱因斯歷久彌新的思想精髓!

  凱因斯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二戰後的世界經濟重建,都以他的學說為基礎。戰後,他的聲譽如日中天,甚至被奉為「資本主義的救星」。

  一九六五年,《時代》雜誌更以聳動的標題表示:「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經過了近五十年,金融海嘯再度來臨,二次經濟探底的陰影揮之不去,這句話再度備受討論。究竟凱因斯提出了什麼主張,使巴菲特能在股市呼風喚雨,克魯曼據以向政府提出建言,美國政府更以此做為經濟政策的基礎?

  今日全球經濟面臨挑戰,自由市場突然喪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各國深陷於失業問題、經濟恐慌的危機之中。對照大蕭條時期的政經問題,兩個年代竟出人意料的雷同。假使凱因斯身處現在這個時代,他又會對我們提出什麼建議呢?

  凱因斯為什麼會說:「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為何小至個人投資,大至世界經濟走勢都會提到「動物精神」?為何《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出版就撼動全世界?知名史家克拉克以流暢、細膩的文筆,深入淺出地引領你認識凱因斯其人、其理論與經濟政策。在新時代,重新向大師汲取智慧!

作者簡介

彼得.克拉克 Peter Clarke

  劍橋大學三一學堂(Trinity Hall)院長與英國近代史教授。他的眾多作品包括了《大英帝國最後一千天》(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形成中的凱因斯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三六年》(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the Making, 1924-1936);《治國力和選舉力:揭開英國政治領袖在不同時代崛起的祕密》(A Question of Leadership: Gladstone to Blair);與廣受讚譽的企鵝版英國史最後一冊《希望與榮耀:英國,一九○○─二○○○年》(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2000)。他與妻子加拿大作家瑪莉亞.提佩特(Maria Tippett)住在英格蘭的薩福克郡(Suffolk)與英屬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的潘德島(Pender Island)。

譯者簡介

黃煜文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論歷史》、《世紀末的維也納》、《肉體與石頭》、《孩子的歷史》、《錯的是我們,不是我:家暴的動力關係》、《懲罰與現代社會》、《你的權利從哪裡來?》、《巴黎,現代性之都》、《發現成吉思汗:出生、死亡與復活》等等。

 

內容連載

「經濟衰退」已接連被各個主要經濟體的官方所承認,我們已聽慣了經濟學家、企業領袖與政治人物的說法,他們認為這次似乎是「一九三○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糟的一次經濟衰退。然而,我們對此能做些什麼?

如果我們自己想不出辦法,或許可以重拾上個時代不景氣、失業與不確定下產生的觀念。有個名字尤其不斷被提起,那就是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但他是何方神聖,他的思想為何與現在的我們有關?

凱因斯享有非凡的聲譽。身為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凱因斯自然關心英國國內經濟蕭條的病症。他大膽地進行公共辯論,主張失業問題需要激烈的治療方法。「年輕氣盛」的凱因斯在當時大聲疾呼:當經濟表現不佳時,應採取刺激經濟的政策。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凱因斯首次提出自己的經濟綱領,而他的說法至今仍充滿爭議。凱因斯認為當時的主流體系是「個人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產物,並對此提出抨擊。他表示,自由放任已完成它的任務,與自由放任相反,實際的處境正需要一種實驗手段來促進經濟復甦。

凱因斯提出許多政策,有明智、也有矛盾的部分。「當五名經濟學家集合起來時」,一些政府官員在交談時提到:「會出現六種彼此衝突的意見,其中兩項就是凱因斯提出的!」在凱因斯的理想世界裡──如同十八世紀末亞當‧斯密的理想世界──每個人都能從分工獲利,無論是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凱因斯的名字與布列頓森林金融體系有著知名的連結,後者建立於一九四六年,在這個體系下,西方世界獲得了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維持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繁榮。

  弗里德里希‧馮‧海耶克,凱因斯在學術上的勁敵表示:「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真正偉大的人物,我對他深感敬佩。」在倫敦,仍具有半官方報紙的記錄性質的《泰晤士報》則予以這樣的評價:「要找到具有同樣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必須回溯到亞當‧斯密。」但這種情況能持續下去嗎?凱因斯個人的魅力令人敬畏。然而,一旦這位理論創造者被適當地給予最後榮譽,奉祀於西敏寺,他的經濟理論是否很快就會被人所遺忘?

  與此相反,之後二十年,《一般理論》獲得聖經般的權威地位。與聖經一樣,它多半是被引用而非閱讀。言必稱凱因斯成了主流經濟討論的「常規」,不只學院如此,公共論壇亦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年底,《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表示:「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凱因斯與他的觀念已經獲得廣泛的認同,乃至於在大學建立了新的正統學說。

  理查‧尼克森總統亦在接受訪談後向其中一名評論員表示,自己「如今在經濟上是個凱因斯主義者」。這句傲慢的話才剛說出口,一切就全變了調。整個一九七○年代,經濟的困難引發廣泛的質疑,凱因斯主義是否真能提供神奇的工具箱,使經濟在充分就業下運行?人們轉而尋求其他解決方案,認為只要放任經濟不管,透過不受限制的市場力量帶來的解放影響,經濟自然就會好轉。過去三十年來,凱因斯的名號已失去光采。雖然凱因斯從未完全遭到遺忘,卻已經被邊緣化。他的思想被貶低成「蕭條經濟學」。

  然後出現了二○○八年的大崩潰,市場力量無法提供自我修正。不到三十天,凱因斯的名字再次被挖掘出來,並且獲得平反。《時代》雜誌決定拿出塵封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封面故事「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在挖掘出這句話的同時,也挖掘出凱因斯主義,而且幾乎不需任何評論:「現在它又再度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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