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元前一世紀有兩種猶太思潮當道，領銜者分別是希列（Hillel）及沙買（Shammai）兩大拉比（rabbi）。據猶太經典《塔木德》（Talmud），後者嚴厲、易怒且缺乏耐性，希列則個性溫和、善於調解。某天，一位陌生人來到沙買面前想改信猶太教，他形色匆忙如此要求：「在我能單腳站立的時間內，傳授我全部的《妥拉》（Torah）【譯注：猶太律法書】，讓我成為猶太教徒吧。」好大的膽子！八字還沒一撇，竟已這般放肆！震怒的沙買掄起手杖一陣好打，將此人逐出門外。這個陌生人毫不氣餒，來找希列試試運氣。面對這個挑戰，希列泰然自若。在那無禮的未來猶太信徒單腳站立時，這位拉比說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整個《妥拉》，其餘都是註解。現在你可以離開，好好去研讀吧。」
我講這則故事做什麼？因為經濟學其實很類似：人們總想得到更多，但擁有愈多，就愈沒那麼看重額外增加的部份。這就是整個經濟學，其餘都是註解。現在你可以離開，好好去用功吧。
經濟學的演變
幾乎不管什麼東西，人們總想得到更多，但得到更多時慾望也逐漸減低；古希臘人早已觀察到這個事實。許久之後，十八世紀時，在俄國聖彼得堡教書的數學家丹尼爾・白努利（Daniel Bernoulli）以此來解答堂哥尼可拉斯（Nikolaus Bernoulli）提出的一則賭博問題。他與同儕數學家加布里爾・克拉瑪（Gabriel
Cramer）——各自獨立成事——想出的聰明解答，正是根據上述事實：財富效用（也就是財富帶來的樂趣）會隨著財富增加而遞減。畢竟，額外增加的一塊錢，對街頭乞丐的效用要比百萬富翁大的多。
對這些數學家來說，聖彼得堡悖論（St. Petersburg
Paradox）不過就是討論博弈的有趣問題；他們並未將這數學難題扯上經濟學。實際上，十八世紀時的經濟學幾乎都是偶然觀察後發表的論述。拿亞當・史密斯這位奠定古典經濟學基礎的大師來說，他就是以製針工廠的工作為例，推導出分工與規模經濟的概念。早期的經濟學者確實也提經濟模型，但除了一些運算說明與舉例，主要是靠文字建立論述：描繪觀察、詳述軼事趣聞、闡明結論。
因此，和例如物理、醫學、化學相比，當時大家並不認為經濟學是門嚴謹的科學學科、無需認真看待——至少在數學進入這門領域之前。唯有在用數學模型解釋如何將財富、利潤或金錢效用最大化，這門學問才得以並列為嚴肅的學科。要等到十九世紀，在新古典經濟學者開始將數學方法與工具派上用場時，才有這樣的演變。（阿佛烈・諾貝爾〔Alfred
Nobel〕於1895年設置諾貝爾獎項時，當中並沒有經濟學。）
這就要再說到白努利家族。除了解決聖彼得堡悖論，丹尼爾・白努利和他那傑出科學家族中的幾位成員，更是率先應用微積分的先驅；這門由牛頓與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發展出來的數學技巧，最初是要研究物體（如：行星及運動物體的軌道）的連續變化。十九世紀末，三位各自發展的經濟學者——英國的史丹利・傑文斯（Stanley
Jevons），瑞士的里昂・瓦拉斯（Leon Walras），奧地利的卡爾・孟格爾（Carl Menger）——開始把微積分用在經濟學，展開此門學科的數理化，從而開啟經濟學的豐盛年華。但這些數學工具日趨複雜，最終，經濟領域的研究幾乎與數學研究沒什麼分別，經濟學簡直要成為純數學的一個分支。
這樣的光景到二十世紀末，又隨著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的形成而發生變化。大約1970年代後，這個領域採用相當行為取向的手法；於是在過去半個世紀左右，探討人們的實際作為成了經濟學的目標，而且相較於數學，心理學成為經濟學更重要的依靠。（換言之：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剛設立的十幾年來，獎項全部頒發給數學理論；反觀近期，頒給非數學模型蔚為風潮。）
本書概覽
這本書談人怎麼做決策。決策如果不是經濟學最重要的根本，也是極為重要的基石；因此，本書算是透過一種嶄新的視角探看經濟思想史。
本書分為三部曲。第一部奠定討論基礎，介紹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初的思想家及其財富效用理論。第二部呈現隨後登場的人物以及他們提出的理論、模型，時間主要橫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些理論家提出的模型主要用來表現理性的行為人如何做出最佳決策（也就是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在此，數理及公理系統（axiomatic
system）不可或缺。第三部則涵蓋二十世紀後期迄今的發展及代表人物，描述人們實際怎麼行事（也就是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實際觀之，人們通常並不理性。美麗的數理模型受到冷落，心理學才是王道。
此書不在闡述經濟學已過度偏向數學，反作用力正方興未艾。恰恰相反——數學確實是，也必須要是，規範經濟學的根基——我們要談的是，應當如何決策。而事實上，行為模式也須仰賴數學。
話說回來，在談人們實際怎麼決策的情況時，數學的地位確實不比以往。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近期得主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等名家的主張，正是決策者有限的計算能力以及對規範模型的無知，使人們顯得「不理性」。
致謝
我要感謝安娜－瑪麗亞・西蒙（Anna-Maria Sigmund）幫忙謄寫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難以辨識的手寫書信。也要感謝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的邁爾斯・湯普森（Myles Thompson）給我的鼓勵；同樣來自哥大出版社的布萊恩・史密斯（Brian
Smith）以及勝威出版（Cenveo）的班・柯斯達（Ben Kolstad），感謝二位編輯上的費神。特別向紐約市的伯格里亞斯科基金會（Bogliasco Foundation）致謝：感謝基金會於義大利地中海港口城熱那亞（Genova）提供一處別緻的住所，讓我得以徹底放鬆、整理思緒，全神貫注於書寫。
如同我所有的成就，我要歸功妻子佛契妮（Fortunée），她總說自己數學不行，但往往都算對……誤差範圍正負十個百分點。人生有妳才精彩！
我希望此書不僅寓教於樂，且能讓讀者意識到自身的偏見，包括來自認知與各方面的偏見……就是這一切，讓我們成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