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版作者序
給台灣讀者在動盪中前行的實用指南
現在是二○二○年，我為《富國的糖衣》再版寫下這篇序時，全球經濟岌岌可危。
我不是在說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戰」、英國退出歐盟（所謂的英國脫歐）、中東政治緊張局勢升溫導致油價可能出現震盪等特殊案例，我說的是世界經濟整體現況。
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受創最深的富裕國家，其實尚未從危機中真正站起來。自從金融危機以來，這些國家經濟成長欲振乏力，現在甚至愈來愈多人提到「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可能。如此微不足道的復甦幅度，卻已是得來不易的成果，仰賴著史上最大規模的銀行紓困方案、資本主義問世以來的最低利率，以及各國主要央行挹注數兆美元提供市場額外流動性（所謂的「量化寬鬆」）。
更糟糕的是，大量增加的低利率資金並沒有流入致力生產的企業，也沒有進到勞工的口袋，反而全都投入金融產業，（再度）導致股票和住房等資產價格飆升。資產價格的通膨不僅造成貧富懸殊加大，更在醞釀著另一場金融危機，因為高資產價格脫離實體經濟，遲早會導致金融危機；一九八○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層出不窮的金融危機便是如此，像是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墨西哥、俄羅斯、巴西、東亞等地的金融危機，最近的例子則是二○○八年全球金融大海嘯。
前面提到的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與後續餘波，證實了本書的兩大核心論點。這本書初版於二○○七年上市，即金融危機爆發前一年。
首先，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與各大經濟體的束手無策，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教條的明顯缺陷，這些缺陷正是《富國的糖衣》的批判主軸。本書論述了法規鬆綁、開放、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何以導致成長放緩、收入不平等加劇與經濟更加動盪。二十一世紀初以前，許多人以為只有開發中國家才得承受這些新自由主義的缺陷，因為他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推出的所謂結構調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下，只能被迫接受新自由主義。然而，二○○八年的危機顯示，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富裕國家也造成了巨大的問題。金融危機後的一連串事件，包括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法國黃衫軍抗議、排外右翼政黨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崛起，在在凸顯富裕國家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讓因此遭遺棄（或狠狠被甩到後頭）的民眾深感憤怒和挫折。
其次，二○○八年金融危機與相關因應政策，極為戲劇化地證實了我在《富國的糖衣》中所討論的主題：富裕國家的虛偽。我在本書中，說明富裕國家如何對開發中國家說一套做一套。歷史上，富裕國家往往透過奉行保護主義、掌控國營事業與金融、管制外來投資、忽視智財權法律的執行等手段來刺激經濟成長，卻又告訴開發中國家不要推行這些政策，因為這些政策「有害」。這種虛偽的心態不僅僅存在於過去。舉例來說，我在第7章指出，富裕國家硬逼開發中國家在金融危機期間達到預算盈餘，以實現「量入為出」的原則，但他們自己卻在金融危機時入不敷出，二○○八年的危機就是一例，我在本書把這項原則形容為「富國擁抱凱恩斯主義，窮國苦吞貨幣主義」。另一個例子是，二○○八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在因應中國崛起時，愈來愈常把中國塑造成猖狂無比的「小偷」，專門從科技更先進的國家竊取創意。然而，這些國家自己過去也從更進步的經濟體竊取先進技術，牽涉的層面甚至更廣，而且偷得更加光明正大，像是明文允許替外國人的發明申請專利、拒絕保護化學（尤其是製藥）領域的發明，有時（書中以荷蘭和瑞士為例）甚至拒絕引進專利法。
儘管明眼人都看得到各種失敗，全球經濟仍舊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運轉，因為這對有錢有勢的國家最有利。然而，最近全球局勢發展已顯示，這樣的情況無法持續下去。我先前提到在富裕國家中，許多被新自由主義「遺棄」的民眾引發暴動，但就連智利、哥倫比亞和黎巴嫩，即一般公認新自由主義政策相對成功、社會接受度也高的國家，近來居然也出現政治動亂與暴動。
台灣是迄今避免大規模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少數國家之一。然而，即使是在台灣，國家經濟的未來也日益嚴峻。有鑑於台灣得在當前動蕩的時代摸索前行，我希望《富國的糖衣》對台灣讀者而言是一本實用的指南，藉此理解為何全球經濟會如此運轉（或如此失靈）。
二○二○年二月 劍橋
推薦序
如何讓更多後進國家成功發展經濟？
瞿宛文
張夏準是南韓出身的劍橋經濟學者，他近年來出版的幾本書都成為全球性的暢銷書，他也成為國際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本書很有趣也很好讀，作者針對當今世界流行的關於後進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處方，一一展開針鋒相對的批判，並提出相反的主張。既然它所批判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近四十年來，早已隨著全球化自由化的風潮而深入人心，對其提出通俗易懂的批判，也是極為需要的工作。同時，當今正值世界大變局，新世紀中國經濟崛起，二○○八年全球發生金融危機，二○二○年出現新冠病毒疫情等，而美國在主客觀方面都改變了其主導性位置，大局變動中更需要反思既有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而這本書確實把這工作做得很好。
在國際學界中，張夏準是現今經濟發展領域中的重要學者。他在劍橋的博士論文完整地整理了產業政策相關理論，出版後即廣受注目。其後他持續發揮無窮的精力，從各方面推展對主流發展經濟學的批判。除了就當前重要理論議題進行論辯之外，更是聚焦於經濟發展相關的政策議題，參與各回合的重要論戰，企圖影響經濟政策以幫助後進國家的發展。再則，他積極進行推廣工作，如持續在劍橋舉辦非主流發展經濟學的年輕學者的夏令營，並且積極面對社會，廣泛參與媒體活動（讀者可在
YouTube 上找到他的身影）。他已經出版了數量驚人的理論性及通俗性的著作，可說是著作等身。
他這本書處理一個重要的議題，即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討論主軸聚焦於當今主流的經濟思潮與政策處方，對其提出批判，並藉此推出另類方案。
從一九七○年代末期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成為世界主導性思潮，其主張市場越自由越好，政府干預則越少越好，而這思潮與全球化趨勢互相配合。如凱恩斯所強調，理論會有極大的影響力，當眾人都相信「市場越自由越好」，認為這樣做才是正確的時候，這對政策具有極大的推力，會高度影響經濟走向。
不過，經濟思潮也會有流行，流行會有變化。只是在流行的當時，眾人會認為主流思潮是唯一正確的理論。要了解思潮的變化，更必須了解這變化的來由，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力量，影響了思潮的變化。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逐步取得政治上的獨立，獨立之後就面臨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在戰後初期二十多年間，冷戰局勢形成，美國成為市場經濟中的超強。美國當時國力極為雄厚，為了冷戰考量，就極力幫助西歐及日本恢復經濟，作為其盟友。同時，美國也對後進國家（尤其是具戰略價值的東亞）開放市場，並且給予後進國家採取保護政策的空間。
和這時期相配合的經濟理論，則是凱恩斯學派及結構學派。凱恩斯認為自由市場自我矯正的機制常會失靈，因而導致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同時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也困陷其中無法自拔。而當時居主流地位的經濟思潮，正是那認為市場機制永遠能夠自我矯正的自由放任理論，因而不能承認問題，更無法解決問題。凱恩斯因此發展出一套解釋市場為何無法自我矯正的理論，並提出可藉由政府政策調節總體需求，來維持總體經濟穩定的政策處方。凱恩斯學派在戰後初期成為學界主流，配合著當時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度，大資本與大工會的社會契約，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戰後黃金二十年。
凱恩斯學派適用於成熟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而對於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這部分，與其相配合的則是結構學派理論。這學派強調後進國家結構上的問題，即後進國家多缺乏完備的市場及配套制度，私人投資風險高，因而必須依賴政府干預，來將投資風險社會化，才能推動投資，因而推動發展。而政府干預則包括推動國內投資的產業政策，及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及外資政策。因此，在這段時期，因為美國給予自主政策空間，且得到當時經濟理論的支持，後進地區如東亞得以保護國內市場，限制外資，並且運用產業政策扶植國內產業。
不過到了一九七○年代，情況發生變化。美國越戰的失敗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了巨大影響，之前二十多年的黃金模式開始出問題，通貨膨脹加上成長停滯，使得凱恩斯處方的效力逐步降低。因此一九七○年代成為左右派大爭論的時代，不過最終以右派全面勝利收場。這勝利同時表現在政治及主流經濟論述上，保守政治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從此又居領導地位。一九七九年英國柴契爾首相與一九八○年美國雷根總統的上台，開啟了在全球全面推動自由化的時代。國內政策方向包括減弱社會福利體制、私有化公營事業、壓抑工會、解除或放鬆管制，其中包括解除對金融事業（從經濟大恐慌之後開始施行）的管制。
這些思潮的變化對於後進國家也發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歐美主流思潮仍然持續在引領著後進國家，因此新自由主義也隨之成為全球的主導思潮。再則，此次先進國家開始對後進國家的經濟政策進行高度干預，很多後進國不慎在一九七○年代借貸了過多石油美元貸款，在一九八○年代陷入外匯及外債危機，需要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到了一九八○年代，西歐及日本經濟不單早已恢復，甚至被認為威脅到美國的領先位置。東亞四小龍也已藉由出口到美國歐洲，而快速提升了所得水準，開始被認為是造成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禍首之一。因此，美國到了一九八○年代，不再是冷戰初期那個對後進國開放市場的超強霸權，而開始反過來要求後進國家對先進國開放市場。
一九八○年代因此以「華盛頓共識」的盛行著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對所有需要援助的後進國家，要求其採取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要包括自由化（對外開放市場取消貿易保護、對內取消管制）、私有化公營事業、緊縮財政（取消對中下層的各種補貼）等。在貿易與投資方面，一方面美國加強運用其單邊強勢力量，採用三○一等條款做為政策工具，要求出口國家加速對其開放市場，尤其是要對美國的華爾街金融資本開放。另一方面，協同西歐開始加強原先既有的關貿總協，最終使其正式成立為世界貿易組織。雖說這世貿組織的宗旨，是要使得世界各國能在公平的貿易競爭平台上競爭，雖說對後進國家容許某些不同待遇，但仍然剝奪了後進國家諸多保護產業的政策空間。
不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處方，是否能夠使得後進國家成功的發展經濟呢？就實際成果來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東亞國家的戰後發展成績最優，但其成功卻是依賴各種具高度干預性的產業政策，出口導向政策背後則是對其中間原料產業的保護與扶植，並配合著內銷貼補外銷的體制。拉丁美洲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高度依從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其成長率不單遠不如東亞，甚至不如自己早期進口替代時期的成績。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以及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帶來了對主流經濟理論的重大挑戰。中國崛起過程裡國家高度地干預，並非依靠自由放任，而它又在金融危機時，擔任起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相對照，推動自由放任、尤其是金融資本自由流動的美國，卻是不當地過度放任了它的金融產業，以至於危害全球經濟。這些最新發展當然削減了新自由主義的權威。
以上的敘述介紹了張夏準寫這本書的背景。他主要是針對當今關於後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各種迷思，一一提出批評。
首先他指出，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非「必然」。要認識到其「非必然」，才能重新檢討經濟政策，進而改變自身的命運。在第2章中，他則回到歷史，指出先進國，尤其美國及英國，都曾在崛起階段採取貿易保護政策。而這樣的作法，實在是源於發展的鐵律，即後進國既然落後於先進者，其在發展產業之初，其產業必然是幼稚產業，需要在保護下才能走過學習階段，生產力提升後才能到國際市場競爭。先進國現在要求後進國不能進行保護，說是保護會帶來怠惰，這實在是一種先行者在自身已成功攀登之後，「踢開梯子」不讓後來者跟隨的不良作為。張夏準先前的一本書就是以「踢開梯子」為名（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002），討論先進國早先的運用保護政策的發展歷史。在本書第3章，作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來呈現幼稚工業的邏輯。即作者是否應該讓他六歲兒子找工作賺錢（提早面對競爭，不受呵護），還是繼續求學（受保護之下學習）。這也是作者的長處，能夠不斷以各種生動的比喻，來指陳新自由主義說法的謬誤。
作者基本上認為，要求先進國與後進國「公平競爭」就是一種不公平的要求，因為兩者的條件如此的不對等，生產力上的差距如此顯著。因此較為合理且「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應該是不對等的，意即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應主要適用於先進國之間，而不是先進與後進國之間，應該讓後進國家施行產業政策保護幼稚產業的空間。
第4章則討論外資的角色。流行的看法是外資會帶來進步，因此後進地區應該對外資開放。但作者引用各種歷史證據，顯示只有在地主國依據自身需要來規範外資、並且自身能從外資學習的情況下，引進外資才會發揮正面作用，南韓與台灣當然是重要例證。第5章則檢討一般認為只有私營企業才會有效率的迷思。實際上，後進國家因為缺乏完善市場制度，越落後則對投資的干預越難以避免，國營事業確實曾在很多國家（包括現在先進國）發展歷史上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同時管理國營事業的困難處，與管理大型私營企業有共通之處，並非其獨有。這當然並不表示國營事業不會出錯，而是不應認為民營化必然會比較好。
第6章則探討棘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流行的說法當然是要保護智財權。只是若從歷史來看，先進國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擇手段去取得領先者的技術，是極為普遍的現象。再則，即使就經濟理論而言，專利保護本就是折衷作法，既有發明的傳播成本近乎零，而傳播可能帶來的好處遠大於零，限制傳播會犧牲傳播可能帶來的福利，只是為了提供發明者的報酬與發明誘因。作者關心後進國的經濟發展，從這角度看，如果一定要後進國完全遵守智財權，則是要求後進國來資助先進國的知識生產，這實在是說不通的道理。東亞的案例顯示，當後進地區成功發展之後，才會有需要、有能力保護智財權，而非之前。因此，他呼籲國際社會應允許開發中國家，採行比較弱的智財權保護制度。
作者在第7章檢討華盛頓共識中的「緊縮財政」要求。近來，或許配合著越來越強勢的金融產業要求穩定的需求，壓低通貨膨脹率幾乎成為神聖的目標，因而普遍要求政府達到預算平衡，這就高度壓縮了政府的政策空間。惡性通膨當然不可取，但在其與零通膨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這空間應可容許財政與產業政策發揮較多功能。更何況，先進國在要求後進國採緊縮財政之餘，自身也常作不到。作者的看法與其他如美國知名經濟學者克魯曼的相同，克魯曼即認為新保守派以財政緊縮為名，實為反對社會福利支出。
這也牽涉到民主的問題。低通膨的規範性要求，壓縮了政策空間。作者認為要求央行獨立於政治、採規律性作法（非選擇性作法），不也是否定「民主」的作用？亦即流行的新自由主義迷思，多強調應遵循經濟規律，政府不應隨便干預，那民主為何？在第8章中，作者正面討論貪污腐敗不民主的問題。近年來，新保守派提出的新說法是後進國家不發展，是因為他們貪污腐敗不民主，並用這理由來為新自由主義處方成績不佳作辯解。世界銀行也開始以貪污理由來終止一些援助計畫。作者在此章開頭就列出一個對比，莫布托的剛果和蘇哈托的印尼，政權都維持三十餘年，且都有嚴重的貪污，但是在其間前者的人均所得降低三倍，後者提高三倍。貪污對經濟的影響，要看貪污行為的型態與管道，結果可以有很大差異。同時回到歷史，譬如美國也曾有過貪污嚴重的階段。再則，新自由主義要求後進國家為避免貪污而加強依賴市場，常意味著公私部門更多的互動與貪污的機會。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更是個複雜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市場可促成民主，但作者認為他們的主張其實是「民主只有在不抵觸自由市場時才可被接受」。作者在書中指出民主一人一票與市場一元一票的基本矛盾，而這矛盾也可以說明為何先進國在發展過程中，選舉權以男性有財產者優先，再以很緩慢的速度擴散到其他人。
經濟發展不起來是否可歸因於文化問題？是否有些民族就是比較懶？作者在第9章討論敏感的文化因素論，這在文化衝突論盛行的今日也成為流行。不過，作者發揮他從歷史中找材料的長處，找到很多有趣的案例。譬如外國訪客在二十世紀初，認為日本人懶散容易滿足，英國訪客在十九世紀覺得德國人不老實、懶散且很情緒化，這些當然和今日世人對日德文化的印象不符。其實，若認真察看歷史，就會理解所謂文化是會改變的，會在不同的制度下發揮不同的效能。把文化本質化就可能會得到危險不合理的答案。
作者把書名訂為「壞撒瑪利亞人」（Bad
Samaritans），應是想到理念的力量，認為很多人會贊成新自由主義的說法與政策處方，是在認識上被誤導，誤以為這流行的思潮是真理。當眾人發現在理論上、在歷史與現實世界中，新自由主義並不合理，或許會改變想法，轉而贊成作者所提出的看法。因此作者才有努力寫書闡明道理的動力。筆者也希望此書作者的努力會得到他預期的作用，讓後進國多些自主發展的空間，讓更多的後進國家能夠像東亞一樣成功的發展經濟，這世界才有可能變得較為平等。
對於已經脫離貧窮、接近躋身先進國的台灣，卻顧所來徑，重新正面理解自身的發展歷程，實是重要的思想整理工作。而不是如作者曾指責的先進國倡導新自由主義者那般地「踢開梯子」才好，這也正是作者為台灣此版本所寫的新序言中表達的憂慮。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關於金錢和財富，我們不能只接受一套簡化的說法
林立青
本書的英文書名為「壞撒馬利亞人」（Bad
Samaritans），典故出自於新約聖經中耶穌所說的一個寓言，那個古老寓言說的是一個被強盜打劫而受傷的猶太人倒在路邊，路過的同胞即使擁有特殊的經濟地位和知識，卻也迴避他，直到一個跟猶太人是世仇的撒馬利亞人出現，不顧隔閡的悉心照顧他，並慷慨地為他擔保，將他送進旅店。這故事後來影響了基督教文化，人們因為這個寓言知道行為比起出身重要，一個人是否值得尊重，取決於他的選擇和行動。耶穌的寓言讓人們相信應該要在人危難時給予幫助。
這個古老而高貴的寓言故事後來廣泛被已開發國家接受，隨著全球化，這則寓言和已開發國家的各種科技產品、社會科學一樣對外輸出，已開發的先進國家迫不及待的到世界各國，同時借助著好撒馬利亞人的印象，紛紛給予那些開發較晚，仍舊因為戰亂或者疾病的其他兄弟之邦幫助和經驗的分享。
但是，那些和寓言故事一起來的經濟顧問和經驗分享，並非如同聖經中的寓言一樣無私，這本書的書名正是指出這一點：他們是壞撒馬利亞人，他們說的故事是假的，他們這些富裕國家在古老的故事上面，添油加醋的包裝了一層糖衣，要的正是你們身上最後一點剩餘價值，而且完全不想讓這些國家和自己當年一樣站起來。
這樣的說法聽起來令人感到驚愕，因為和我們現在社會上的主流說法都不同，經濟學的世界中不斷強調市場越開放就對所有人都有利，所有國家只要全球化，就可以得到大量的資源挹注，世界上的每一個地方都有先天的優勢，或者是天然資源，或者是勤奮人力，只要每一個地方的人都用專精於現在擅長的領域和自然資源去交換，就能創造出最大的商機，而只要水位漲了，所有的船都會升高，更加重要的是，已開發的先進國家用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證明這確實有用，對於還躺在地上的貧困兄弟們說：你應該聽我們的話。
這本書正是要告訴你：這些親身經驗是經過包裝的，所有國家都會希望自己的利益可以保持下去，主流或殿堂上宣稱的放任自由主義和市場開放政策對於有錢有勢的國家有利，對於輸出這一套的經濟學家有利，對於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有利，可是所有國家的發展路徑之中，幾乎都不可能照著他們規畫出來的方法成功，他們像是自己用一支梯子走上高點以後，再一腳把梯子踢掉，不讓其他人攀爬上來，自己才能保持優勢。
這種單一說法掩蓋了真實世界歷史和發展路徑，他們無疑是偷走真相的小偷，是壞撒馬利亞人，是打劫人的強盜，還給躺在地上的人一張賣身契：不合理且不可能致富的虛假藍圖，照著做的國家們沒有一個真正因此翻身，反而陷入混亂之中。
張夏準教授這本書指出了富裕國家謊言，他用英國和美國的論證清楚解釋了富國成功的關鍵，都在於不遵守新自由主義，用日本和德國的例子說明了民族性的虛假，用印尼的故事告訴大家富國譴責的貪污其實只是轉移焦點的藉口。
如果你知道法律、社政、文化和弱勢照顧議題等社會科學，不能只聽單方面的說詞，需要辯證和看看過去的背景和條件後，再確認是否為真實，那麼為什麼談到生活中最重要的金錢和財富時，我們的社會卻輕易地只接受了一套簡化的說法呢？
這本書的存在正是告訴我們，必須先知道自己的狀況，不要隨便相信那些所謂專家的建議是對的，也不要把他們當成好撒馬利亞人，因為他們正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將毒藥包裝在糖衣之中，讓你吃下去。
（作家，著有《做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