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坤良
對台灣外文學界的學者與學生而言，喬伊斯三個字充滿了特殊的文化意涵。主要理由有二：一來，他是現代主義的主要名家大師；二來，幾乎無人可超越他的文學成就。他那些有關愛爾蘭與愛爾蘭人的獨特寫作，勾起了台灣人民混亂的國族與身份認同的記憶。根據林玉珍教授的考証，台灣文壇首次接觸到喬伊斯，主要是透過來自加拿大的耶穌會傳教士與來自中國的流亡學者的引介。在1949年，中國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敗逃至台灣，並在此地另起爐灶。因大陸政權更換的緣故，也由於國民黨仍保有台灣一地，相當多的流亡學者在台灣仍得以繼續他們的教學與研究志業。與此同時，甚多學養豐富的耶穌會神父亦來台灣傳教，他們隨後在台灣的耕心文教院與輔仁大學建立根基。就當時貧瘠的台灣文壇而言，這兩股勢力的交融對於處在軍政動盪不安時期的文壇與學術風氣有極大的影響。
回顧台灣喬學研究的發展過程，當時有兩位卓越的人物特別引人注目。其中一位為擔任過台大外文系主任的夏濟安教授，他在1950年代開始教授現代主義文學。另一位則是談德義（Pierre E.
Demers）神父，他亦在台北附近幾家主要的大學裡開設《尤利西斯》專題研究，同時與自己的學生合作出版了一本《尤利西斯》的中文註釋。在夏濟安教授與談德義神父的努力下，即使當時學術資源匱乏，喬伊斯在台灣依舊擁有一些讀者群。更因為夏濟安教授的教學影響，使得他的幾位學生紛紛借鏡喬伊斯的寫作技巧，從事中文文學創作，創作出幾本在台灣文學史上甚具重要性的小說。而在台灣花了將近三十年講授喬伊斯與其他西方主要作家的談德義神父，亦指導出多位近年來在台灣學界非常活躍的喬伊斯專家，包括：林玉珍、蕭嫣嫣、曾麗玲、梁孫傑、黃宗慧和莊坤良等人。
除了現代主義的面向外，喬伊斯獨特的愛爾蘭寫作也同樣吸引本地喬伊斯學者與學生的注意。愛爾蘭和台灣在政治文化上有許多相似點，前者因其自然美景而有「翡翠島」的美譽；後者在十六世紀，葡萄牙水手航經台灣東岸，目睹台灣壯麗的景色時，發出「福爾摩沙（美麗之島）」一詞的稱嘆。兩者皆內蘊豐富的文化遺產與傳統，但也都因被外來勢力殖民過，面臨身份認同的危機。1169年，愛爾蘭國王引英軍入愛來助其平定內亂，這是英國勢力進入愛爾蘭的濫觴。1172年，英王亨利二世將他的統治勢力拓展到全愛爾蘭，此後八百年愛爾蘭就一直處於被英國殖民的狀態。喬伊斯為此以藝術的手法將這段漫長的殖民史寫進他的文學中。[1]同樣地，台灣也為了國家主權與文化身份而艱苦奮鬥。在十六世紀上半葉，台灣分別受到西班牙、荷蘭統治各達十六年與三十八年。西元十八世紀時，中國漢民族開始大量移民台灣。之後，日本在日清黃海戰後於1895年接管台灣，直到1945年才結束統治。整個半世紀，台灣籠罩於日本帝國的殖民支配下。這一段台灣歷史，讓一群受到當代文學訓練的年輕學者們，強烈意識到這兩個國家所遭遇的殖民經驗極為相似，所以他們開始從喬伊斯那些看似與政治無關的文本，如《都柏林人》、《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等書籍去探究裡頭與英愛衝突有關的政治議題。1990年代起，新一代的喬學學者陸續寫出許多探討有關族裔、國家、歷史、語言與身份認同議題的文章。隨著新千禧年的到來，這股風潮仍在持續發展中。
半世紀前的台灣是喬學的萌芽階段，在學者夏濟安和傳教士談德義神父的教學影響下，台灣喬學的學術研究總是沾染全球化與後殖民的色彩。1960年，夏濟安在台灣出版了一篇以英文寫成，有關喬伊斯的文章，篇名為〈論迪達勒斯〉（“On
Dedalus”）。十年後，這篇文章被翻為中文。第一本《都柏林人》中譯本也同時在1970年跟著出版。隨後在1974年，出現第一篇有關《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的碩士論文，由嚴彩琇所著。這段時間內，在有限的學術資源條件下，喬學研究開始在台灣萌芽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