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立其誠：周策縱訪談集

代序

修辭與立言——《周策縱訪談集》

　　本書收錄了周策縱先生生前的大部份訪談文章，書名則取自周先生的一篇著名論文：〈《易經》「修辭立其誠」辨〉，該文見於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周策縱文集》。「修辭立其誠」一句，出自《易經‧乾卦‧文言》：「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對此，孔穎達的解釋是：「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云居業也。」周公曾指出「修辭」與「立其誠」二者，按原文的意思，其實是平行的關係，如果將之英文翻譯，則是「refine language and establishing one’s sincerity」。本訪談集取名於此，正是因為所收錄的文章，一則主要包括了文藝與思想兩個層面，再者這些文章除了對當下的社會、環境還有豐富的意義之外，訪談的文筆都是可讀可頌；内容與形式，可謂相得益彰。

　　本書主要依據嚴志雄先生早年整理的〈周策縱教授著述目錄〉（曾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七卷‧第三期》的「周策縱教授紀念專輯」之中），加上王潤華教授提供的資料，輯錄了周公從一九六七年開始至千禧年之際在香港、臺灣、美國、内地、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訪談，總計二十餘萬字，執筆訪問的除了有記者之外，更有文化名人、學者如胡菊人、陸離、廖仁義、詹宏志、林鎮國、羅青、蔣星煜、賴敬文、陳致等等，與之對談暢論的作家、學者如朱光潛、艾青、巴金、冰心等等，更是近代文學、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至於本書訪談的文章，涵蓋内容包括了六個範疇，差不多四十篇文章。首先，當然是他最「當行本色」的「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例如他接受胡菊人訪談的長文〈論中國知識分子〉，就從考察「士」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異同，再談到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使命感，進而從五四思想遺產的出發，談到今後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從當年的「民主與科學」的理想中走出來，更往前一步，做到「科學地思考問題」，以及抛開民族主義的局限，做一個世界的公民。至於〈五四運動的主流與點滴〉，則可視為周公對自身五四研究的一個回顧，是研究周公五四運動研究史一份不可不提的文獻。文中談到他早在民國時期已於《大公報》上寫文檢討五四運動的意義，其時更有撰寫一本《中國文化運動史》的念頭。到了美國之後，因緣際會，終於寫成《五四運動史》一書。當然，現在或有人批評這本通史式的著作是否過時，但周公在訪談中的回答其實坦承他是不得已而為之：

　　我用通史式體裁寫這本書的原因，實在是因為當時資料太少，不可能作專題研究；同時，如果只研究專題，則讀者對概念的認識，或許會比較不清晰。當時資料極不易收集，只因在抗戰時我已對這一類問題極感興趣，做了不少筆記，搜集了不少資料，已有一些中文底稿。到了美國，才利用許多大圖書館的中文材料，以及一些大陸出版的影印資料。

　　由此可知，今人對前賢的寫作或研究，實在需要有一番同情的瞭解，否則難以從歷史的角度去辨別事實背後的因由。而這一點，正是訪問集等周邊材料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個範疇是「古今詩學」，在〈別殿遙聞簫鼓奏：談中國古典詩〉、〈中國語言最宜詩〉、〈中國語言寫詩最好特點八項歸納成套〉從中西比較的角度簡單歸納出中國文字的特色如何適合寫詩，〈論「意在言外」與漢詩及詩論中的模棱〉指出中國古典詩其中一個終極的美學追求正是「意在言外」，重「意」不重「言」，可謂確論。雖然周公以研究古典詩詞為主，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創作新詩的詩人，因此對前衞的文學理念，一向寬容，例如在〈各家詩人論詩〉就極力捍衞當時内地非常流行的朦朧詩，更在〈新詩傳遍——中國詩的傳統與創新〉提出他的「定型新詩體」的主張。

　　曹紅學一直是周公非常關切的課題，除了曾指導多位以紅樓夢為博士題目的論文之外，他更苦心竭力籌備第一屆的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正如蔣星煜在〈海外紅學大師周策縱〉的回憶文字中提到：

　　周策縱本人在那次研討會上，宣讀了〈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這篇論文。肯定了胡適對《紅樓夢》研究的某些貢獻，同時指出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得力於敦誠所着《四松堂集》稿本之處甚多，但胡適始終沒有把如何得到這部稿本的經過真相公之於眾，只是閃爍其詞地說：「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裏桌子上擺着……」，如是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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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聲疾呼，研究人員沒有必要隱藏或壟斷某些珍貴史料，但應該在方法上力求精密，才能得到可靠的成果。

　　正是這份單純為研究而研究的精神，促使周公努力推動世界各地的紅樓夢研究，更與知名翻譯專家霍克思 （David Hawkes）翻譯《紅樓夢》成為好友，兩人之間對《紅樓夢》的通信，還保存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等待有心人去追憶這段文字因緣。

　　至於「漢學研究與治學方法」，一般不為人所重，認為這些是西洋的學術系統，並不適用於中國的學術，而大多數人也認為治中國學問不需要參考外國學者、專家的意見，以為是天方夜譚。殊不知這樣只能窒息本地學術的發展，蓋因沒有新的意見、新的觀點，又如何引發出新的學問？這其實是讓我們有溫故而知新的機會。正如周公在〈周策縱教授談漢學研究〉所說：「有時中國學生認為易懂的，外國學生卻不易懂；中國學生不易弄錯的，他們有可能弄錯。但另一方面，中國學生認為毫無問題的，或好像沒有問題的，往往不會再詳加思考，外國學生雖然常常會犯常識方面的錯誤，但因為文化、社會的背景不同，他們在研究中往往會從另一個角度發掘到不少新問題。」而研究人員在撰寫研究文章時更應特別自覺對方法學的運用。雖然方法學，正如外國理論，並不是萬靈丹，但是它卻能提供一個角度，讓研究者梳理文本的特質，也有理於條理說明。但本地的大學本科，一般缺乏對方法學以及理論的傳授，而教師即使有所提及，也受限於課程時間本身，難以一一說明每一個重要的方法學流派與理論之間的背景脈絡以及其得失之處。學院的情況已經如此，社會上的處境就更讓人擔憂。筆者身在香港，對另一篇訪談文章：〈談問題〉中周公針對香港學術生態的批評就特別有同感：

　　原來，據周策縱博士說，他一來到香港，看看這裏的報章、雜誌，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總覺得香港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裏面的，好像跟整個社會都脫了節，好像是在世外桃源，講完了書就算，而對香港的社會卻根本沒有甚麼關心。同樣的，一般的報章對知識分子也似乎沒有甚麼興趣，不像外國報紙那樣，經常詳細報導各類知識分子的近況行蹤。……我相信香港一定有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可以寫出比較好的作品出來，但只怕以他們的水準，投稿到香港一般報紙副刊，香港的報紙反而會不喜歡吧？

　　所以說香港的知識分子和香港的報紙先就脫了節，更別提與香港的社會了。還有香港一般大學裏面的知識分子，他們好像不但對社會不大關心，便是對文化的新潮流，也不大關心似的。年輕人現在的文化新潮流到底怎麼樣，他們不大理會。世界有甚麼文化新潮流正被香港的年輕人開始接納，他們也不大理會。他們跟香港的新聞報紙也似乎沒有甚麼關係的。那就分成三個集團了：大學裏面的知識分子，年輕人，新聞報紙。三者之間好像是甚麼關係也沒有。如何溝通這三個集團，實是一個問題。

　　現在大家都要創新，但創新畢竟需要思想的激蕩才能產生，而這是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與大學學術才能做到。但是，現在的香港，依然沒有解決周公數十年前提出的問題，知識分子、年輕人與新聞報紙之間缺乏關心，文化的新潮流只能永遠被市場左右，因此整個社會總是充滿浮躁、對事物的專注與興趣也僅停留在表面。

　　周公以《五四運動史》一書馳名學術界對五四前後誕生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都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多篇訪談都涉及到「中國文學及思想史」這一領域。在〈新文學六十歲〉一文，他特別標舉新詩為新文學最有成就的文類：中國新詩無論內容和形式和過去傳統的詩歌都有很大的不同。小說嘛，相似的地方比較多，創造性比較少。同時對小說的成就來說，到目前為步，還沒有一部長篇小說超過了《紅樓夢》。短篇嗎是有很多已經超過了，像魯迅的一些短篇就超過了傳統的作品。當然，我並不是說新詩的成就已超過了李白，杜甫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說，新詩的創造性最大，是一種全新的東西，語言不同了，節奏不同了，意境也不同了，它在創造性的成就是大的。若把近三百年來中國的小說和詩來看，新詩的確有突出的成就，就創新一方面說，與話劇一樣，相當的突出，其成就不見得遜於長篇小說。這也許是我的一點偏見，是我的一點為新詩路見不平，想要拔刀相助的感情用事罷。吳偉業、納蘭性德的詩詞自然有他們的好處，可是徐志摩、聞一多的新詩的意境，到底也是吳偉業、納蘭性德等人所沒有的。

　　而文學和政治從來關係甚深，對此，周公不像大多數人，持否定意見。相反，他從歷史的角度着眼，認為只要作家對該種政治主張是從内心地認同，配合好的技巧和詞匯，當然可以寫出好的作品，例如《紅樓夢》就有很多儒家、道家的思想，但絕對不會影響大家對這本書的評價，這一點也可見周公的視野與胸懷。

　　周公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更集創作、翻譯於一身，同時精於書藝（其弟周策橫亦是有名的書法家），要瞭解他的研究、創作史，其生平事跡可說是不可或缺的資料。周公除了留下日記、大量的書信之外，也接受過不少訪談，親述其生平遭遇。收錄在「生活、人生」這部份的文章，讀者會看到晚年譽滿學術界的教授，原來自有家學淵源：其父周鵬翥是湖南著名詩人，字海雲，乃光緒二十年舉人，舊學深厚但思想維新，一直資助革命。可見周公的性格，其來有自。及後輾轉去國，其時他孤身一人，漂泊海外，當中悲苦，外人自難領會萬一。但，周公曾在寄蕭公權的一首舊詩〈示女〉，隱約道出對女兒不能熟習中華文化的遺憾，而遺憾則又來自對故國的懷念：小女不能讀我詩，連篇鳥跡大離奇。阿耶一夜神來句，化作西夷鴃舌辭。

　　周公正如其學生蔡振念〈海外傳經心事違：我所認識的周策縱先生〉一文中所謂：「以棄國棄鄉，糊口他鄉而為棄民，故自署位於民遁路之住宅為『棄園』，譯所居Madison為陌地生，亦所以見去國之心情」。

　　本書的編成，於我其實是一個偶然。我出生也晚，無緣與周公相遇相知，當初是因工作需要，到大學圖書館負責整理、編輯周策縱教授的書信。工作歷時數年，雖然辛苦，但還是慶幸有這樣一個機會可以近距離接觸周公生前捐贈的物件如書畫、信件、日記以及報紙訪問剪貼等等。記得周公有兩個特別的習慣讓我印象深刻：一，是每份信件都會複印多份以防遺失；二是訪談的文章無論報紙、刊物都會剪存或者複印下來，更不時附有標記或校對。可想而知周公處事認真，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並非僥幸。後來工作完成，我還會不時回去圖書館，查看周公留下來的文獻，就像身處另一個時空的教室，聆聽他的教益。後來，結識了王潤華教授，得到他的支持與肯定，與我一起編輯周公生前散落未及出版的稿件，於是有了《風媒集——周策縱譯詩集》（臺北：釀出版，二〇一七年）以及這本書。當然，如果還有機會，我還希望能夠將周公的文章慢慢一步步出版，讓更多的新一代讀者與往日的友好，緬懷這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本書得以順利變成，有賴香港浸會大學特藏部的熱心職員：黃淑薇、俞慧思、陳鮮雯、廖文婷四位的幫助，在此衷心感謝。

　　最後，要感謝太太琬珊，在這條崎嶇的人生道路上，陪我一路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