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位迷人的殖民地作家
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對於臺灣殖民地文學的探索，在臺灣島上必須等到一九九○年代才重新復甦。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實現，如果沒有政黨輪替的完成，臺灣文學將永遠被監禁在臺灣的土地以外。身為臺灣知識分子，又經過戒嚴時期的統治，我回到臺灣時，民主政治才漸漸復甦。在海外長期的流亡，我第一次認識了臺灣作家，由於投入謝雪紅評傳的撰寫，我才慢慢接觸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作品。遠在海外時期，我第一次接觸臺灣歷史，是從吳三連、葉榮鐘所撰寫的《臺灣民族運動史》開始受到啟蒙，那時正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稍後，我才又接觸李南衡主編的《日據下臺灣新文學選集》共五冊。那是我最早接觸呂赫若作品的起點，而且他的第一篇小說〈牛車〉也收錄其中。
這位命運多舛的殖民地作家，一直使我非常著迷。這不僅僅是他的文學作品非常精彩，而且他的長相也非常吸引人。尤其後來他又參加戰後初期的左派組織，我才更加明白他對自己的政治信仰從未動搖。他是殖民地時期左翼作家的典範，甚至也是戰後知識分子的反抗象徵。呂赫若穿越兩個時代，無論在文學或藝術方面都相當傑出，可以視為戰前戰後臺灣社會的最佳心靈。他所受到的矚目，不只是文學作品，同時他也是一位頂尖的聲樂家。戰後他又擔任北一女的音樂老師，他的學生所懷抱的藝術形象，仍然在朋輩之間流傳。這樣多彩多姿的藝術營造者，如果只是以左翼知識分子來定義，似乎窄化了他的生命格局。
垂水千惠所完成的這部《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可能是有關這位作家藝術生命最深也最徹底的探索。作者以細讀的方式，貼近呂赫若的生命歷程，完成了這部重要學術著作，等於給這位作家確切的定位。第一次認識垂水千惠是在1999年的臺大校園，當時我是暨南大學中文系的專任教授。因為那年埔里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暨南大學全體師生只好借用臺大的教室上課。暨大師生只能在夜間借用臺大教室，那時我正開授「臺灣文學史」，也在研究所開授「文學史專題」。那時有兩位旁聽的學生，每堂課都必然出席，一位是垂水千惠，一位是臺大外文系畢業的黃毓婷，直到今天她們還持續跟我保持聯絡。那時垂水教授就已經開始研究呂赫若，她的辛勤用功遠遠超過同輩學者。
仍然記得那段時間，垂水教授正在撰寫戰爭時期的呂赫若，而且已經寫到戰爭時期的文化活動，她特別到臺灣中部的農場做實況調查。戰爭已經結束了那麼久，地理環境也改變了許多，她仍然不放棄去勘察歷史情境。那種實地考察的用心良苦，於今回想時，仍然感到敬佩。文學閱讀是一種時間的旅行，而實地調查則是一種空間的旅行。兩種不同閱讀方式綜合起來，呂赫若的形象便立體了起來。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論在臺灣或日本，還未見有一位研究者能夠超越她對呂赫若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捧讀她的中譯本時，我內心充滿了感動，也充滿了感激。
為了完成對呂赫若的歷史理解，垂水教授特別從一九三○年代日本文學的生態環境重新理清一次，同時也對呂赫若的出生地進行實地考察。書中的第三章「〈牛車〉及其時代（1934-1935）」，作者展開地毯式的調查，不僅對於臺灣現代化的真實內容有了徹底理解，同時也解釋以牛車為業的臺灣農民，是如何被整個資本主義過程邊緣化。她徹底考察了臺灣知識分子如何受到當時日本左翼思想的影響，那些背景對於呂赫若意識形態的改變，具有關鍵性的因素。現代化到來時，城市對鄉村的支配就愈來愈顯著。都市通往鄉村的道路建好時，也正是農民開始受到資本家壓榨的時候。正如作者所指出：「日本統治下發展起來的臺灣的近代化、工業化又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變化，造成了失業，也引發了女性因為長時間外出勞動而導致家庭崩潰的事件。呂赫若的筆觸將這些問題恰到好處、無半分多餘地刻畫了出來」。
垂水教授不僅是在做歷史研究，同時也是在做文學解讀。歷史研究屬於一種時間式的考察，文學閱讀則是屬於空間式的探索。兩種閱讀方式不能偏廢，才有可能使歷史上文學作家的靈魂生動浮現出來。從〈牛車〉這篇小說，她帶出了時代環境的巨變。當臺灣社會資本主義化之後，現代生活也跟著夾帶而來。不僅男性投入職場，甚至女性也參與其中，她特別點出，「女性因為長時間外出勞動而導致家庭崩潰的事件」。她等於為我們示範了文學研究的範疇，不只是文本閱讀，而且也要探索歷史的縱深。在反覆討論〈牛車〉之際，她也更進一步挖掘殖民地資本主義的陷阱。工業化時代的到來，終於使農業時代的各種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完全崩潰。
以寫實主義作為基調，呂赫若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也滲透了他個人的左翼立場。垂水教授特別把呂赫若的文學作品，置放在一九三○年代日本文壇的風景裡。她以「寫實主義」（realism）來形容呂赫若的美學特質，以這樣的創作理念落筆時，自然而然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富有高度的批判。為了使〈牛車〉的解釋更為深入，她還特別比較《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集團作家的特色。垂水教授對於呂赫若所寫的〈文學雜感〉非常重視，因為這篇文章特別強調文學與社會性、階級性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後人在討論這篇文章時，都以為是呂赫若的獨創見解。作者特別指出，呂赫若受到日本左翼作家森山啓很深的影響。森山啓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強調realism的批判精神。寫實主義應該不是像一面鏡子那樣，非常真實反映客觀的現實。森山特別指出寫實主義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有意抑制作者主觀的非政治偏向。她反覆討論呂赫若在創作時，並非教條地接受理論的規範，而是以這樣的思考為基點，進一步創作他早期的兩篇小說：〈牛車〉與〈暴風雨的故事〉。
〈牛車〉在日本文壇獲獎時，讓日本讀者看見殖民地統治的事實真相。作者以大量篇幅，來討論這篇小說所描述臺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所彰顯的階級對立。這一章非常精彩的地方，便是作者將〈牛車〉拿來比較韓國作家張赫宙作品〈被追的人們〉。她特別點出這兩篇小說有兩個共同點，一是以日本殖民地統治的觀點來描寫農村問題，一是兩位作者同樣都從風水的民俗取材。垂水教授所關心的並非只是作品本身的主題與技巧，她更關心的是一位殖民地作者的誕生，是處在怎樣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條件。這種研究方式其實也是非常馬克思主義式的，也唯有採取這樣的角度，才能更貼近作者的歷史環境與文學精神。
作者所採取的閱讀方式大約有兩種，一是文本閱讀（textual reading），一是脈絡閱讀（contextualized
reading）。對於呂赫若的每一篇小說，她一方面進行小說結構與技巧的分析，往往可以探測出作者的文學技巧；一方面則將小說中的人物與環境，置放於當時的社會脈絡與歷史脈絡中。純粹的小說閱讀，可以看出呂赫若在象徵手法或批判精神的深刻。當她將小說作品置放於殖民地社會的脈絡裡，就可以探測出帝國權力是如何干涉臺灣社會。這兩種閱讀策略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文本閱讀方面，她已經看到呂赫若相當精湛的小說技巧；在脈絡閱讀方面，她更揭露出呂赫若所處的社會條件與歷史環境。
呂赫若的小說，描述了許多臺灣女性的側影。當時還未有任何女性主義的傳播，但是身為左翼立場的作家，自然而然都會看到殖民地社會的階級觀念相當清楚分明。只要是關心弱勢的左翼作家，都一定會看到臺灣社會受到壓迫的族群。他關心的不只是農民，他的筆也更進一步地描述受到壓迫的女性。那樣鮮明的左翼立場，在一九三○年代的臺灣文壇，也許不乏其人。但是，能夠以如此鮮明的筆觸來描述受到壓迫的女性族群，呂赫若可以說是少數的幾位。這也為什麼作者在撰寫這本書時，特別彰顯呂赫若筆下的弱者身影。所謂「左」，不一定被歸類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只要在他的小說作品中，釋出人文觀念與博大的同情，便必然帶著批判的力道。
這部著作可貴之處，並非只是探索小說作品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她從來都不會忘記回到作者呂赫若本身的生命過程。以小說家的生命歷程為中心，探討呂赫若是如何接受日本的聲樂訓練。這部著作的第六章「文學的摸索與音樂之接近（1939-1940）」，正是臺灣文學研究者所忽視的階段。在整個戰爭時期，呂赫若特別到東京學習聲樂，師事長坂好子女士。這段記載可以參閱1944年呂赫若出版的單行本小說《清秋》，而這正是臺灣文學研究者所忽略的歷史事實。這樣的記載，為我們填補了文學史的空缺。在那段時期，呂赫若寫了一系列的以〈臺灣的女性〉為主題，無數精彩的作品。
這本專書最重要的，可能是第七章〈在日期間的演劇活動（1941-1942）〉。這段時間的呂赫若歷史，一直是臺灣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缺，現在由垂水教授為我們填補起來。她參考了西村晉一編《東寶十年史》（1943）、秦豐吉的《劇場二十年》（1955），以及《東寶五十年史》（1982）。這種地毯式的考證，不能不使臺灣學界感到敬佩。畢竟這是一段記憶的空白，完全是臺灣文學研究者所感到陌生之處。透過這樣的探索，呂赫若在東京的聲樂訓練，終於在臺灣讀者面前浮現。為了使她的論證更加精確，她又引述了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經過如此反覆的考證，我們才終於明白呂赫若在東京生活的真相。
身為殖民地作家，呂赫若的困難處境，終於在書中相當鮮明地彰顯出來。這樣的歷史經驗，絕對不是用「中國文學」的立場就能概括。臺灣知識分子認同的複雜性，其實已經埋下許多矛盾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也牽動了呂赫若在戰後初期的文學活動。在戰爭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中，日本帝國文壇曾經鼓勵所有殖民地作家提倡「地方文化」。這是在一九四○年大政翼贊會成立之後，日本帝國政府開始鼓勵所有的殖民地或占領地，推行振興地方文化運動。其目的在於彰顯，帝國範圍內的占領地或殖民地都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色。正是在這樣的口號下，臺灣作家開始描述自己的鄉土生活。無論是龍瑛宗、張文環或呂赫若，都開始描述自己的故鄉特色。他們都是屬於《臺灣文學》集團的作者，順著振興地方文化的口號，他們都寫出自己的鄉土故事。表面上是配合皇民化運動，實際上則是在強調本土文化的精神。這樣的書寫策略，反而使呂赫若的文學作品更具本土特色。當時他所創作的知名小說如〈玉蘭花〉、〈清秋〉、〈山川草木〉，都相當清楚地彰顯了臺灣文化的精神。
垂水教授在討論這段歷史時，相當精確指出皇民化運動所提出的「地方文化振興」，其實是根植於納粹的「血與土」構想。臺灣作家便是利用這樣的口號，開始將他們自己的鄉土精神在文學創作中提升。她特別肯定皇民化運動時期，完成的〈山川草木〉與〈順德醫院〉，點出呂赫若的書寫策略，在於強調臺灣文學的主體性。戰爭時期呂赫若所釀造出來的小說作品，其實已經建立了臺灣文學的特殊性格。而這樣的性格，又延伸到戰後初期的中文小說。這些作品在這部專書裡，只略微交代而已。畢竟那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也是呂赫若所感到陌生的時代。1950年，呂赫若投入了鹿窟事件的反抗運動。如此悲壯的過程，顯然與他的文學生命難以銜接起來。閱讀這部專書時，我身為呂赫若的讀者不免感到悲嘆。這部專書，等於為呂赫若在臺灣文學史上做了最好的定位。他戰前的文學生涯，與戰後鹿窟事件的投入，其實都是一種唯美的追求。這部《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再次清晰地讓這位傑出作家的人格彰顯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