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九九四年，盧安達(Rwanda)總統Habyarimana的座機被不明的飛彈?落。胡圖族(Hutu)的極端分子迅速掌握政權並且宣布圖西族(Tutsis)是刺殺總統的元兇。於是境內掀起腥風血雨，執政的胡圖族展開滅族大屠殺計畫，號召全國胡圖人對圖西族進行追殺獵捕，三個月下來，總共屠殺了約一百萬人，導致屍橫遍野，國家停擺。
本書作者是圖西族，大屠殺當時二十二歲，幸得一位胡圖族牧師收留藏匿，與其他七名圖西族婦女躲藏在狹小的衛浴間而逃過一劫。在親友慘死的血海深仇、靈魂吶喊著以怨報怨的憤怒下，作者卻單單倚靠堅定信仰，度過漫長驚恐的九十一天。
本書是十年前盧安達滅族行動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也是身為天主教徒的作者經歷信仰幻滅至重生信心、寬恕的心路歷程，全書故事令人動容，讀者有如親身經歷那血光淋漓的地獄幻境，讓這位劫後餘生，娓娓訴說著人性中不可承受之惡，她選擇放下仇恨，邁向新生，但上天終會降下更多希望之光。
聯合推薦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之前，替那些將他釘上十字架，並且在十字架下面嘲諷他的敵人向上帝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23：34)今天我們在本書的作者伊瑪奇蕾身上，又再一次看到這種饒恕敵人所發出的永恆愛的光芒。
──蔡茂堂（台北和平長老教會牧師）
二二八的陰影長期困擾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我國沒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寬恕傳統，才會希望先有真相及道歉，再談和解及寬恕；但從伊瑪奇蕾的親身經驗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她在加害者尚未道歉、要求寬恕時，就先選擇原諒對方，不讓仇恨在她身上停留生根，這才是本書中最寶貴的信息。
──嚴震生（台灣非洲研究論壇執行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作者簡介
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Immacul?e Ilibagiza）
盧安達人。在一九九四年盧安達種族滅絕大屠殺中，失去了大部分親人，四年後，她移民美國，服務於紐約的聯合國機構。她成立伊莉芭吉札基金會，旨在幫助其他經歷大屠殺及內戰的人從傷痛中療癒。她與丈夫及兩個孩子目前住在紐約長島。
史蒂夫?艾文（Steven Erwin）
得獎的專欄作家，替平面與廣播媒體工作；近年來擔任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海外特派員。他與妻小住在曼哈頓，正在撰寫第二部小說。
譯者簡介
傅振焜
一九六四年生，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職於時報出版、Discovery頻道。譯有《後資本主義社會》、《黃金的魔力》、《經營大師的22堂課》、《獵人之心》、《孤獨的呼喚》、《加拿大》、《鐵達尼號》、《佛洛伊德的近視眼》等書。現為自由翻譯者。
序幕－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
我聽到那群殺紅眼的人在呼叫我的名字。
他們就在灰泥隔牆的另一邊，離我們不到一吋。他們的聲音冷酷、刺耳、堅決。
「伊瑪奇蕾人在這裡……一定躲在某個角落……快把她找出來。」
在場有很多要殺我們的人，聲音吵雜。他們手持長矛、開山刀（大砍刀）在屋子裡四處穿梭，不斷呼叫我的名字，一直愛護我的朋友、鄰人的下場，可想而知。
「我已經殺了三百九十九隻蟑螂，」其中有一人說道。「殺了伊瑪奇蕾後，就剛好湊成四百，好極了。」
我一動也不動地蜷縮在一間隱密的小衛浴間角落。就像另外七名跟我一起躲命的女子一樣，我摒住氣息以免這群殺人狂魔聽見。
他們的聲音撕裂了我，我彷彿臥在通紅的煤堆上，即將焚身。陣陣的痛楚席捲而來，無數看不見的尖針刺穿了我。我從沒想過，恐懼竟會造成身體如此極度的痛苦。
我試著吞嚥一下，但喉嚨堵住了，因為我口裡比沙漠還乾燥，完全沒有唾液。我閉上眼睛，努力隱匿不讓他們發現，但他們的聲音愈來愈大。我心裡明白，他們抓到人絕不會手軟。我腦子裡反覆縈繞著一個念頭：一旦被捉到，他們必會殺了我，一旦被捉到，他們必會殺了我，一旦被捉到，他們必會殺了我……。
殺戮者就在衛浴門外，我知道他們無時不刻在找我，不曉得開山刀砍進皮膚，深及入骨，會是什麼感覺。我想起哥哥弟弟還有爸媽，不知他們是生是死，或許我們很快就會在天堂相聚。
我雙手合十，緊握爸爸送我的念珠，開始默禱：「主啊，求您幫助我，別讓我這樣死去，千萬不要。別讓這群殺紅眼的人找到我。您在聖經裡說，我們祈求，便會如願……主啊，我現在就跟您祈求。求您讓他們快快離去，別讓我死在這間衛浴室。主啊，求求您救我！救救我！」
殺戮者終於走出屋外，我們這時才敢呼吸。他們離開了，可是在往後三個月期間，他們還返回搜查好多次。我相信是主赦我不死，但在這九十一天（我跟七名同伴心驚膽跳地躲藏在這衣櫃般大小的衛浴間），我也領悟到倖免於死與被救出來是不一樣的事情……這個在大屠殺期間領悟到的道理，教我要怎樣去愛仇視、追殺我的人，怎樣去寬恕殺害我親人的人。它影響我一生。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伊利巴吉札（Immacul?e Ilibagiza）。這本書的故事是講：在這場史上最血腥的種族大屠殺期間我怎樣體悟到上帝。
作者自序
這本書不是寫盧安達或種族大屠殺的歷史，而是寫我自己的歷史。畢竟，探討一九九四年那場種族大屠殺（據盧安達官方估計，在百日內共有上百萬的人遭到殺害）的政治背景與形成過程，現已有很多資料豐富的好書出版。
這是寫我的故事，就我記憶所及去寫……但我記得很清楚，彷彿它是昨日發生。故事是真實的；書中，我是用自己及家人的真實名字。但，我改了其他大部分人的名字，以保護當事人的身份，以及避免冤冤相報的憾事發生。
我相信，我們的生命是相互關聯的，我們應該相互學習別人的經驗。我會寫這本書，便是希望對其他人有所幫助。
──伊瑪奇蕾?伊利巴吉札，寫於紐約市
推薦序文
不再讓仇恨生根
文 / 嚴震生（台灣非洲研究論壇執行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位於東非地區的盧安達(Rwanda)曾經是德國的殖民地，和南鄰的蒲隆地(Burundi)合稱Ruanda-Urundi，一次大戰後，德國戰敗，國際聯盟將其交由比利時託管。在比利時殖民統治期間，它採取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或divide and conquer)的政策，故意優厚圖西(Tutsi)族群，貶抑胡圖(Hutu)族群。
比利時殖民者認定身材較為高瘦、鼻樑英挺、人口僅占百分之十五的圖西族具有貴族氣質，是協助其統治身材較為短胖、圓臉扁鼻、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圖族之工具，因此不但讓前者在教育方面有優先的機會，更將許多政府的職位分派給他們，造成圖西族的種族優越感和胡圖族的不滿。此外，比利時殖民政府還印製族群卡，做為分辨圖西和胡圖族的識別證，來區隔在外形上逐漸趨近的盧安達人，重新喚起原本因通婚雜居而逐漸淡化的族群意識。
由於國際組織的冷漠及強權的區域政治考量，使得激進胡圖族得以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進行種族滅絕的肆殺暴行。這個慘絕人寰的悲劇最終還是獲得媒體及國際社會的重視，透過了深度報導記者的不斷挖掘及採訪，真相逐漸浮現。
在一九九八年《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作家古瑞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我們要告知你，我們和我們的家庭即將被殺：盧安達的故事》(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Stories from Rwanda)問世後，盧安達悲劇中不同角色的經驗，在暢銷書和電影中有了較為完整的呈現。二○○四年的《跟魔鬼握手：人道主義在盧旺達失敗》(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是聯合國指揮官達拉萊爾(Romeo A. Dallaire)自我省思的傳記、二○○五年好萊塢電影＜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是另個非洲辛德勒的故事；同年的《砍刀季節：盧安達劊子手的全盤托出》(Machete Season: The Killers in Rwanda Speak)是來自加害者的告白；二○○六年伊瑪奇蕾(Immacul?e Ilibagiza)的《寬恕，我唯一能做的》(Left to Tell)則是受害者介紹其倖存的經歷。它們的發行，不但讓我們能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了解盧安達悲劇的層面，也看到在亂世中人性的脆弱及人際關係間的黑暗與光明。
好萊塢明星唐其鐸(Don Cheadle)主演「盧安達飯店」，將一位道德並非高尚、但懂得運用手腕經營個人關係的胡圖人飯店經理保羅，原先僅希望在險惡的環境中保護自己的家庭成員，但卻在目睹同胞喪心病狂、失去理智地進行種族屠殺時，挺身而出，以其機智與劊子手周旋，並利用其職位掩護了上千圖西人同胞免於受害。保羅並不是什麼有權有勢的大人物，但卻在混亂失序的時刻，展現了人與人間基本上對生命的關懷。
伊瑪奇蕾這位聰慧的圖西女子，原來有著溫暖幸福的家庭，父母親都是教育工作者，兩位哥哥和她也都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算是盧安達的知識精英。不過，伊瑪奇蕾和她家人的圖西人身份，卻讓他們在一九九四年的種族滅絕悲劇中，難逃浩劫。在家人失散並遭殘害之際，伊瑪奇蕾遇到了一位願意藏匿她和另外七位女性的胡圖人穆林齊(Pastor Murinzi)牧師。穆林齊牧師拯救的人數或許不及飯店經理保羅，但他同樣是冒著生命危險，甚至是家人的不信任，讓這八位圖西人同胞免於遭到屠殺。
在藏匿於穆林齊家隱密衛浴間長達三個月的時間中，伊瑪奇蕾不僅靠著一本英文書及字典學會了英文（盧安達是法語國家），更重要的是在茫然不知前途、對生命欠缺把握的無助時刻，她能夠靜下心來禱告，從上帝那裡獲得賴以求生的意志和力量，堅定了她對上帝的信心，更學會上帝的愛及寬恕。
災難結束後，當伊瑪奇蕾有機會面對殺她母親和她二哥、並劫掠她家、搶奪她家人農園的「劊子手」時，她所選擇說的竟然是「我原諒你」。在他人追問她為何如此說時，伊瑪奇蕾僅簡單地回應：「寬恕，是我唯一能做的。」伊瑪奇蕾能夠從她不幸的遭遇走出來，或許是因為她有這樣的認知：「感謝上帝，我也許失去一切，但是還保有信仰，信仰讓我堅強，也撫慰我的心靈，讓我知道生命仍然是有意義的。」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國內的政界、學界及民間團體當然會對此不幸的悲劇舉行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希望能夠尋求事實真相，並達成族群間的和解。在非洲許多威權專斷統治結束後，各國紛紛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希望藉著真相的發掘和披露，確定加害者的身分及應該承擔的刑責，使得公義得以彰顯。另一方面，被害者及其家屬也能夠因此走出生命的陰霾，或許選擇寬恕那些僅僅是聽命行事的加害者，讓社會達到和解。
國人或許知道南非圖圖(Desmond Tutu)大主教所參與的「真相和解委員會」，但除此之外，在迦納(Ghana)、獅子山(Sierra Leone)、賴比瑞亞(Liberia)、蒲隆地及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等都在後威權及後衝突時代，成立了類似的委員會，處理真相與和解的相關議題。儘管早有呼籲，但我國政府卻遲遲未能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使二二八的陰影長期困擾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我國沒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寬恕傳統，因此才會希望先有真相及道歉，再談和解及寬恕。但在伊瑪奇蕾的親身經驗上，我們看到的是她在加害者尚未道歉、要求寬恕時，就先選擇原諒對方，不讓仇恨在她身上停留生根，這才是本書最寶貴的信息。
由於參與殺害圖西人及溫和胡圖人的劊子手人數眾多，除了主謀和一級罪犯是由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進行審理其刑事責任的歸屬外，其餘的跟班及聽命行事的次要罪犯，都是由盧安達的民間法庭（Gacaca）負責審判。即使無數的胡圖人因此定罪被下入監中，但在獄中人滿為患的情況下，不得不提前將其釋放，因為盧安達根本無法將所有罪犯都關起來。在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基督教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篇有關盧安達的報導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全家皆遇害的圖西族婦女珍妮特(Jeannette Nyirabaganwa)，在大部份圖西男人被殺害後，不得不雇用參與屠殺其家人的胡圖工人，替她的咖啡園工作。雖然她心裡仍然無法釋懷，但實際的需要迫使她和這位雇工間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
兩天後在《基督教箴言報》另一篇有關賴比瑞亞的報導中，內戰中喪失父親及兩位兄弟的庫拉(Arthur Kulah)主教指出，「假如你不願意寬恕，這個重擔將一輩子跟隨著你；但假如你可以藉著寬恕排除情感上的傷害，你可以讓自己痊癒」(If you don，t forgive，it’s a burden you will carry through your whole life. Instead，if you're able to get rid of that emotional hurt-through forgiveness-you can heal yourself.)。劫後餘生的賴比瑞亞人及盧安達人，面對仍然生活在其四周的加害者，都可以選擇寬恕或達成和解，我們難道還要讓六十年前的悲劇持續成為撕裂我們族群及社會的劊子手嗎？伊瑪奇蕾得勝的經歷，值得借鏡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