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

第1章：數字的份量
第2章：一日三餐的麵包
第3章：奢侈和普通：飲食
第4章：奢侈和普通：住宅、服裝和時尚
第5章：技術的傳播：能源和冶金
第6章：技術革命和技術落後
第7章：貨幣
第8章：城市
結論

緒  論

當呂西安．費弗爾 (Lucien Febvre) 於一九五二年委託我為他剛創辦的《世界之命運》叢書撰寫本書時，我根本沒有想到竟會去從事一項遙遙無期的冒險事業。我的任務本來只是把有關前工業化時期歐洲經濟史的論著做一歸納。但是，除了我常覺得有追根究源的必要外，我承認在研究過程中對十五至十八世紀之間的所謂經濟現實進行的直接觀察使我頗感不安。理由十分簡單，因為這些經濟現實同傳統的通用模式──無論是旁徵博引的威爾納．桑巴特 (Werner Sombart)（一九○二）的模式或是約瑟夫．庫里謝 (Josef Kulischer)（一九二八）的模式──很難協調，甚至格格不入。即使同經濟學家的模式也不相符合：在經濟學家看來，經濟是整齊劃一的、儘可以從其周圍環境中單獨抽出的實體，是人們能夠並且應該準確無誤地測定的實體，因為脫離數量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在他們看來，前工業化時期歐洲的發展（把世界其他地區排斥在外，只當它們不存在）意謂著歐洲逐步進入市場、企業、資本主義投資的合理境界，直到工業革命發生，把人類歷史切成兩段。

從所能觀察到的情形看，十九世紀前的現實其實要複雜得多。當然，人們可以看到一種演變，或者更正確地說，幾種互相對抗、支撐和矛盾的演變。這就等於承認，經濟不是以一種形式，而是以多種形式存在。同其他形式相比，人們更喜歡描述的那種形式被稱作市場經濟，即同鄉村活動、作坊、工場、店舖、交易所、銀行、交易會──當然還有市場──相聯繫的生產機制和交換機制。經濟科學的基本論述無不以這些「透明的」現實及其容易把握的活動過程為出發點。因此，經濟科學從一開始就只看一面，排斥其他方面。

可是，在市場的下面，還橫亙著一個不透明的、由於缺少歷史資料很難觀察的層次；這是每個人到處都能遇到的，最起碼、最基本的活動。緊貼地面的這個層次。其厚度簡直令人難以想像；由於沒有更好的說法，我姑且稱之為物質生活或物質文明。這種表達方法顯然有點含糊。但是，假如我對歷史的觀察方法能被大家所接受──某些經濟學家似乎贊成用這種方法來觀察現代，我想人們總有一天會找到一個恰當的說法，以確指這─底層經濟。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種半經濟活動，即自給自足經濟以及近距離的物物交換和勞務交換。

此外，在市場的遼闊層次之上──不是之下，還矗立著活躍的一些社會階梯；各社會等級都要使交換變得對自己有利，不惜打亂既定的秩序。它們有意無意在搞些不規矩的「勾當」，通過十分特殊的途徑處理自己的事務。在這最高的梯級上，十八世紀阿姆斯特丹或十六世紀熱那亞的少數大商人可以遙控歐洲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若干領域。某些享有特權的集團已在探索一些為普通百姓一無所知的門路。例如，同遠距離貿易和複雜的信貸活動相聯繫的匯兌業是一門極其複雜、至多僅對少數特權者開放的行業。這第二個不透明層次建立在透明的市場經濟之上，它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市場經濟的上層界限；人家將會看到，我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活動場所，沒有它，資本主義是不可想像的；資本主義不但置身其中，而且在其中繁榮昌盛。

這個三層分立的模式是在觀察到的材料幾乎自動分門別類的過程中逐漸顯現的。可能讀者會認為本書中最有爭議的地方就在這個模式。這樣豈不是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在術語上分得過分清楚，甚至對立起來嗎？我自己也並非毫不猶豫、一下子就接受這種看法的。我後來終於承認，在十五至十八世紀期間，甚至更早，市場經濟是一種帶有強制性的秩序。如同所有帶強制性的秩序（社會、政治或文化秩序）一樣，它曾分別朝上和朝下排擠自己的對立面和對抗力。

真正使我對自己的觀點感到言之成理的，是因為通過這個格式，可以一眼看清現有各種社會的層次和結構。市場經濟始終制約著我們掌握其統計數字的大量交換活動。但是，誰能否認，作為市場經濟獨特標誌的競爭卻遠不能主宰整個現有經濟。無論今昔，都有一個單獨的天地容納一種例外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在我看來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它始終是跨國家的，它與過去存在的各家印度公司和其他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存在的大小壟斷組織具有親緣關係，與現有的壟斷資本主義也一脈相承。既然富格爾商行和威爾塞商行關注著整個歐洲，並在印度和西屬美洲派駐代表，難道人們就沒有權利像今天那樣，把它們稱作跨國公司？再推前一個世紀，賈克．科爾的買賣難道沒有達到與尼德蘭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經營的商務相類似的規模嗎？

巧合的事例還可列舉更多，因為在緊隨著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危機的經濟蕭條過程中，曾冒出一種市場外經濟的近代形式:略加改頭換面的物物交換，勞務的直接交換，所謂「黑市勞動」以及形形色色的家務勞動和「修配不求人」。在市場外私下從事的這類活動相當廣泛，因而引起一些經濟學家的注意：這些活動即使在工業化國家中也無從統計，它們不是至少要占國民產值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嗎？

因此，三層分立模式已變成本書的參數表；在本書的構思過程中，我故意把理論──各種理論──撇開，而專一地注意具體觀察和從事歷史比較。我立足於長時段，根據過去和現在的辯證關係，從時間上進行比較：這種方法從未使我失望。我還從地域上進行儘可能廣泛的比較，因為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之下我把自己的研究擴展到全世界，使之「世界化」。具體的觀察總是占據首位。我的目的自始至終是要通過觀察和揭示，暴露被考察對象的廣闊性、複雜性和非同質性，而這些特徵正是生活本身的標誌。假如人們真能把三個層次（作為分類，我認為它們是有用的）截然分開和分別孤立起來，那麼史學將會成為一門客觀的科學，而它顯然並不是。

組成本書的三卷分別題為《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形形色色的交換》和《世界的時代》。最後一卷按時間順序研究了國際經濟的先後更替的形式和主導力量。總之，這是一部歷史。前面兩卷比後一卷複雜得多，在類型學上下了很大工夫。正如彼埃爾．謝努 (Pierre Chaunu) 所說，第一卷（一九六七年初版）好比「為世界過一次磅」，即確認前工業化時期世界的潛力限度。其中的一個限度正是「物質生活」所占的地位，這個地位在當時是巨大的。《形形色色的交換》就市場經濟和高級資本主義活動作了比較。必須區分這兩個高層結構，並通過它們的混合和對立使雙方互為解釋。

我能否使所有人信服呢？肯定不能。但是運用這一辯證關係至少使我占到一大便宜：通過一條比較穩妥的新路，安然通過或者避開由資本主義這個始終有爆炸力的名詞引起的過於激烈的爭吵。何況第三卷書又受益於前面兩卷的說明和探討，因而不會惹起任何人的反對。

因此，我本來只想寫一本書，結果竟寫了三本。由於我打定主意要使本書包羅全世界，作為一個西方歷史學家，我對這個任務至少是準備不足的。我曾在伊斯蘭國家和美洲長期居住和學習（在阿爾及爾待過十年，巴西四年），這對我大有裨益。通過塞爾日．葉理綏 (Serge Elisseeff) 的解釋和個別輔導，我看到了日本；全靠艾蒂安．巴拉世 (?ienne Balazs)、賈克．哲耐 (Jacques Gernet)、德尼．隆巴爾德 (Denys Lombard) 等人的幫助，我認識了中國。達尼埃爾．托爾內 (Daniel Thorner) 有本事教會任何虛心好學的人粗通印度學，他以不可抗拒的熱情和慷慨給我指導。有時，他帶著充當早餐的麵包棍和羊角麵包及要求我讀的書，大清早就來到我家裡。我把他的名字列在鳴謝名單的首位，這個名單如果列全的話將是太長了。旁聽生、學員、同事和朋友全都幫過我的忙。我不能忘記阿爾培托和布拉尼斯拉瓦．特南蒂 (Alberto et Branislava Tenenti) 赤膽忠心的幫助，不能忘記米卡埃爾．科爾 (Michael Keul) 和尚-賈克．赫馬坦凱 (Jean-Jacques H?ardinquer) 的合作。瑪麗-德蕾莎．拉比涅特 (Marie-Th??e Labignette) 協助我查找檔案和參考書。安妮．杜歇 (Annie Ducheshe) 負責冗長的注釋工作。若西安．奧莎 (Josiane Ochoa) 耐心地在打字機上把我陸續撰寫的書稿打了十遍以上。阿爾芒．葛蘭出版社助理編輯羅薩琳．德．艾雅拉及時有效地主持了編排出版事務。這裡要向這些直接的合作者表達我的感激和友情。最後，如果沒有寶拉．布勞岱爾朝朝暮暮的共同研究，我或許已沒有勇氣去重寫本書的第一卷，完成後面的兩大卷，檢查我的解釋和結論是否合乎邏輯和足夠清楚。我們再一次長時間地並肩工作。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 

前  言

我現在就跨進本書第一卷的門檻，這是三卷中最複雜的一卷。並非這一卷的每個章節本身會使讀者覺得難懂，複雜的潛在原因在於：要求達到的目的眾多，而且探索那些不被注意的課題困難重重，還要把所有這些課題納入一部連貫的歷史中去，總之，要把一些通常彼此孤立的、在傳統記述之外展開的準歷史論述──人口、食品、衣著、住房、技術、貨幣、城市等──生硬地拼湊在一起。但是，為什麼要把它們聯繫起來呢？

主要是為了勾畫出前工業化時期經濟的活動領域，並掌握它的全部廣度和深度。究竟有沒有一個限度，一個頂點，像一條難以達到、更難超越、並有一定寬度的邊界那樣，把人們的全部生活限制在內呢？每個時代，包括我們的時代在內；都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間，在需要費點力氣才能達到的和人們無法得到的之間劃定界限；人們之所以無法得到某些東西，過去是因為他們食物不足，人口過少或過多（同他們的資源相對而言），勞動生產率不夠高，馴化自然起步不久。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末，這些界限很少發生變化。人們甚至沒有完全達到自己可能達到的限度。

我們要強調這種緩慢和停滯。例如。陸上運輸很早就具備臻於完善的條件。而且人們看到，由於建造了近代的道路，改善了客運和貨運的車輛，設置了驛站，運輸速度在某些地方有所加快。然而。這些進步只是在一八三○年左右，即在鐵路革命的前夕，方才普及。僅僅在那時候，公路運輸才變得頻繁、經常、迅速和平民化，可能達到的極限也終於達到。這還不是落後得到驗證的唯一領域。只是到了十九世紀，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隔離可能和不可能的寬廣界限上才最終出現斷裂、更新和革命。

由此可見，本書具有一定的整體性：這是從我們習以為常的各種便利條件的此岸出發進行的一次漫長旅行。實際上，它把我們引向另一個星球，人的另一個天地。我們當然可以到菲爾內去拜訪伏爾泰，與他長談，而且對他的談吐不會感到驚奇──做一次想像的旅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十八世紀的人在觀念方面同我們當代人不相上下；他們的思想和愛好同我們十分接近，因而我們不會感到身處異地。但是，只要菲爾內的主人留我們在他家待上幾天，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甚至他的養生之道，都會使我們大為吃驚。他和我們之間將出現可怕的距離：照明、取暖、交通、食物、疾病、醫藥等等。因此，必須完全拋開我們周圍的現實，才能妥善地從事這次回到幾世紀前去的旅行，才能重新找到長期使世界禁錮在某種穩定狀態的那些規則。與隨後發生的神奇變化相比，這種穩定狀態委實很難解釋。

在列舉種種可能性的同時，我們經常遇到我在緒論中所說的「物質文明」。因為可能性不僅在上方有限度，而且在下方也受到「另外一半」生產的限制。這另一半生產活動拒絕完全進入交換運動。這種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多次重複的物質生活表現為一整套慣例：播種小麥、種植玉米、平整稻田、在紅海航行，如此等等，都是照老辦法進行。過去在現時中頑強地表現自己，貪婪地、不動聲色地吞噬著人們轉瞬即逝的時間。而這一潭死水般的歷史層又如此龐大：鄉村生活，即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絕大多數歸它統轄。要確切地劃定它的終點和靈活機動的市場經濟的起點，這當然十分困難。它和經濟不像水和油那樣容易分開。何況，有時很難判斷某個經營者、某個行為主體、某項觀察到的行動究竟處在界石的一方或另一方。而我將採用的方法，是在描述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描述經濟文明（姑且這麼稱呼）。後者與前者相輔而行，既干擾它，又在對立中說明它。不過，界石確實存在著，並且具有深遠的意義，這是無庸置疑的。

經濟和物質這兩本帳其實是千百年演變的結果。十五至十八世紀之間的物質生活是以往社會和以往經濟的延伸：經過緩慢而細微的演變，這一社會和這一經濟在自身基礎上，帶著人們猜得到的成果和缺陷，創造出一個更高級的社會，而原有社會和原有經濟勢必承受高級社會的重負。自古以來上下兩層就同處共存，它們各自的體積無休無止地變化。十七世紀歐洲的物質生活不是隨著經濟的萎縮而有所擴展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間開始的經濟蕭條來臨之後，物質生活肯定有所擴展，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可見共存的底層和一樓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這一界限的性質規定它不可能是明確的，一方前進了，另一方就後退。有一個我十分熟悉的村莊，它在一九二九年幾乎還停留在十七或十八世紀。這類落後狀況，有的是有意造成的，有的是無意中形成的。十八世紀前，市場經濟還無力控制和任意變革下層經濟活動，後者往往受距離和閉塞狀態的保護。相反，今天之所以存在一個處於市場之外、「經濟」之外的廣闊領域，這主要是由於向基礎的倒退，而並非因為國家或社會組織的交換體系有所忽略或尚不健全。情況雖有不同，其結果在很多方面卻仍是相同的。

總之，上下兩個層次的共存要求歷史學家用辯證法作出說明。沒有鄉村，如何懂得城市？沒有物物交換，又哪來貨幣？沒有五花八門的奢侈，怎有形形色色的貧困？沒有窮人的黑麵包，怎有富人的白麵包？如此等等。

還有最後一個選擇需要論證，就是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納入歷史的範圍。這樣做有什麼用處？是否必要？日常生活無非是些瑣事，在時空範圍內微不足道。你愈是縮小觀察範圍，就愈有機會置身物質生活的環境之中：大的觀察範圍通常與重大史實相適應，例如遠程貿易、民族經濟或城市經濟網絡。當你縮短觀察的時間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個別事件或者種種雜事;歷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為是獨一無二的；雜事則反覆發生，經多次反覆而取得一般性，甚至變成結構。它侵入社會的每個層次，在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刻下印記。有時候，幾樁傳聞軼事足以使某盞信號燈點亮，為我們展示某些生活方式。有一張畫著奧地利的馬克西米連一五一三年左右就餐情景的畫，他的手直接伸進菜盤。約二百年後，據帕拉丁娜公主說，路易十四首次破例與他的孩子們同桌就餐時，禁止他們以不同於自己的方式吃飯，即不讓他們遵循過於熱心的家庭教師的教導，使用叉子。歐洲究竟什麼時候發明了就餐的禮儀？我見過日本十五世紀的一件衣服，覺得它同十八世紀的很相像；一名西班牙人說起他和一位日本貴族的交談，後者對歐洲人的服裝式樣每隔幾年就要改變表示驚訝，甚至反感。追求時髦純粹是歐洲的風尚。這難道是無聊行徑嗎？我們發掘瑣聞軼事和遊記，便能顯露社會的面目。社會各層次的衣、食、住方式決不是無關緊要的。這些鏡頭同時顯示不同社會的差別和對立。而這些差別和對立並非無關宏旨。整理、重現這些場景是饒有興味的事情，我不認為它淺薄無聊。

因此，我朝著幾個方向同時並進：可能和不可能；底層和一樓；日常生活的場景。這樣就使本書的設計先天就複雜化了。總之要說的事情太多。那麼應該怎麼說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