躊躇了許久，終於決定動手將拙作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
(1995)改寫為中文。或許有人會問，既然有了英文本何必多此一舉出中文版，如真有需要，找人翻譯一下就好了。的確，起先我是有請人代勞的念頭，但基於從前幾次翻譯別人作品及自己作品被人翻譯的經驗，深自體會到中英文間寫作風格與討論方式實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存在，故遲疑至今。前陣子由於剛寫完《番頭家》一書，抽個空檔自己動筆試譯了一下。沒想到，一作下去就一發不可收拾。就中文版現在的樣子，讀過英文版的讀者兩相比較之下，或許會與我有相近的感受，那就是，本來只想略事整修門面，結果卻近乎打掉隔間重建。翻譯變成了改寫。
相較於英文版針對英文讀者需求而作的詳盡歷史背景交代，中文版刪除了討論清代臺灣地權演變與國家角色的一章，1另外添加了〈米糖相剋〉一章，以便就理論部分作更充分的討論。除了章節的變化外，內容也因應中文讀者的需求與新的研究發現而有所調整、更動。
英文版裡筆者理論對話的對象主要是西方文獻裡慣見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與從屬理論 (dependency
theory)。2作為對照，本書主要對話的對象則是日文文獻裡相關的帝國主義與殖民經濟理論。書內就研究相關的議題回顧了中、日文文獻以及英文文獻裡的既存論點與爭辯，俾讀者能兼聽則聰。筆者除在理論上與不同的見解從事批判性的對話，更提出自己的理論架構嘗試補全前此各家論法不足之處，以期對於日治臺灣的殖民發展得到一個比較全面性的瞭解。有鑑於過去不同語文的文獻間，在領域的界定、議題的選擇乃至概念的使用，都相當缺乏溝通與共識，要從事對話與整合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任務，也構成本書最大的挑戰。
受惠於矢內原忠雄 (1929)、川野重任 (1941)、與涂涂照彥 (1975)等各家先進在日治臺灣研究上的累積與傳承，3後人就經驗資料的發掘或已難再有重大的突破，而前人一再交代過的經驗現象也無需連篇累牘，本書歷史背景介紹的部分是以力求簡約。本書專注的是對於歷史事實的重新解釋與新見解的提出。就此目的，或有需要更為細緻的資料以及重新以不同的方式整理和校正既有的資料，則勉力為之。
行文至此，作者不禁緬懷矢內原忠雄當年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序言內所揭示的理論意旨。他說：
本書雖亦是事實的歷史敘述，但作者主要著力之處，乃是事實意義的說明。日本佔領臺灣以後的情形，有關其沿革及現狀之事實的敘述，不乏臺灣總督府出版品及其它著作。作者乃是以這些政府或民間出版品所提供的事實為材料，試圖分析臺灣自身，以及與臺灣有直接關連，的政治經濟發展之事實關係，探究其社會意義，以闡明臺灣統治的性質。（矢內原 1929：iv）
仔細思量，涂照彥與本書作者等後人，從反省與修正矢內原忠雄的理論出發，所提出的競爭性理論 (competing
alternatives)，亦是一本這段話的精神，試圖找出能更有力的掌握歷史事實的概念工具。4經驗資料的選擇雖然各有所重，但讀者不難看出彼此間重疊的部分相當大，主要的差異其實表現在對於現象的理論解釋上，而不在於誰發現了更為新奇的資料。刻意在理論上採取針鋒相對的鋪陳方式，目的不外乎想透過對話與爭論焠煉出更為精準的概念與力足以涵蓋更多現象的解釋架構。
除了治學方法不同於一般學者外，矢內原忠雄尤其特出的地方在於他的人道關懷。他在序言裡表白：
我衷心仰望實現「被虐待者的解放，沈沒者的上升，而自主獨立者的和平結合」。本書是帶有這種心情的著者，以這種心情所作的一項學問勞作。（矢內原 1929：v）
就此關懷，上面這段文字裡明白的告訴我們，他所選擇的實踐方式是：學術著作。理由為何，他也說得相當清楚：
本書是科學分析的著作，並非為提倡政策而著的政論。然事實關係的分析明白指摘問題的所在及性質，而歷史發展的把握指示了今後發展的方向。過去政策的說明、現在政策的批判以及將來政策的樹立，只有依據事實發展的正確認識，才有可能。（矢內原 1929：v）
矢內原忠雄的人道主義關懷以及將此關懷與學術結合的努力，帶給初讀他著作還是大學生的我相當大的啟示。將心比心，我相信他的學術實踐也曾經激勵過不少人。就用他以上這些話來與諸多志趣相投的同好們相互勉勵吧！
本書從構思到寫作的階段承蒙恩師 Mark Selden 在思辨乃至文字上不厭其煩的指正，更感謝他長期以來在本書的出版與修改上不斷給予溫暖的鼓勵與幫助。能碰上這麼一位良師益友何其有幸。Sidney W. Mintz
一向是筆者景仰的學術楷模。一九九一年他來臺訪問時，筆者有幸陪同他走訪嘉南地區的蔗農與糖廠。朝夕相處數日，除討論請益受惠良多外，對於一位大師級學者的行誼風範也有更深刻的體會。Mintz
教授從世界糖業比較的觀點，就筆者研究的日治臺灣糖業幾度深入提問，真有如醍醐灌頂，對筆者當時尚未成形的理論架構實有臨門一腳的功效。續後，他對筆者研究諸多獎掖，並為於美國出版的本書前身（英文版）撰寫序論，更令人銘感在心。涂涂照彥、張漢裕、Hill Gates
等人分別曾於研究的不同階段撥冗與筆者討論，並不吝給予指正，獲益非淺，感激萬分。寫作期間，多蒙陳兆勇細心幫忙整理、校正資料及統計數據，並參與討論，特此一併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