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絕對不可能猜到我剛才做了什麼事，」羅伊在電話那頭說。他在門診跟著一位主治醫師看診，剛從那兒回來。
羅伊是我們班第一個幫病人做直腸觸診、檢查攝護腺的同學。事實上，除了量血壓之外，那也是大家所執行的第一種檢查程序。那位先生在這次看診中要接受三次檢查──一次由醫師動手，另外兩次由醫學生上陣。這種經驗固然讓病人不太自在，而羅伊也是同樣尷尬。
我把羅伊的事告訴我母親，她很懷疑病人怎麼會答應讓初出茅廬的生手來動他的攝護腺。「病人真的『願意』嗎？」
唯一可以解釋病人之所以會願意的理由，就是羅伊那身白袍。在穿了幾個月的白袍之後，我也已經習慣於病人對我的信任，其實我的能力跟病人的信任完全不成比例。我有個同學在看診時，因為對病人被診斷出的那種病症不熟，只好問：「嗯，你可不可以多告訴我一點這種病到底是怎麼回事？」
病人回他：「我還在等你告訴我咧。」
我們的白袍（胸前印著深紅色書寫體「哈佛醫學院」）是在醫學院新生訓練第一天的白袍典禮上領到的。我們霍姆斯學會（Holmes
Society）的白袍典禮一點也不莊嚴隆重。為了行政上的理由，我們班被隨意分成四組（編按：哈佛醫學院實施小班教學制。這四組依美國醫學史上有名的四巨頭Canon、Castle、Peabody和Holmes而命名），每組舉辦各自的典禮，之後一起午餐。大家第一次穿上嶄新的實驗室白袍，都有點忸怩，不時打量別人穿袍的模樣。之前在學會辦公室外大家歪歪斜斜的排隊領白袍，我排在倒數幾個。等輪到我時，所有小號的都發完了，我領到的那件大了好幾號。
「你可以自己跟別人換，」行政助理說。
穿著剛拆封、還有折痕的白袍一天之後，我們以醫療界正式成員的身分，首次參與門診。
白袍典禮是學校行政單位想出來的新點子，目的是希望在我們踏入醫學院的第一天，為我們宣示醫學生涯就此開展。雖然這件白袍不像一般醫師或住院醫師的那麼長，但它標誌著我們與醫學的密切關係，同時把我們與一般民眾及義工區分開來。
身為一年級的醫學生，我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種關係。上了一整年的課（包括解剖學、藥理學、生物化學、生理學、遺傳學與胚胎學）之後，我的感想是「學，然後知不足」。但是在每個禮拜一的「醫病課程」（Patient-Doctor course）中，我發現自己還是穿著白袍繼續訪談著一個又一個的病人。
儘管我在醫學界中的定位不明，但我的白袍依舊引領我走入醫病之間變幻莫測的陌生國度。對我的病人而言，白袍代表的就是一般大眾賦予醫師的權威與信任。大部分的病人並不了解，不同的白袍長度代表著不同的醫療階級。白袍就是白袍。大家壓根兒就不管我的白袍明白地昭示著我只不過是個醫學生。我覺得自己好像被烙上了「紅字」〔編按：出自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說《紅字》（The
Scarlet Letter）〕，但沒有人知道那代表什麼意思。
每個禮拜的訪談是醫病課的一部分，目的是學習面對病人時的重要詢問技巧、正確的態度以及適切的回應。老師教我們有條不紊、仔細地記錄病史，這一點我每週都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如法炮製，多少有點熟練了。雖然每個禮拜與病人互動的目的是要問出病人的病史，但實際上不如說是我們藉著訪談來學習。上完醫病課，和同學從醫院走回醫學院的途中，安蒂亞發表感想：「實在很討厭耶。我老是在想接下來要問病人什麼問題，根本沒辦法專心聽病人講病情。你想這個情況有沒有可能改善？」
我每次和病人訪談時，他們都會看著我的白袍。我的許多病人都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二十二歲的我，在他們眼裡一定像個孩子一樣，但這身白袍掩飾了我的青澀，遮蔽了我的生疏，也罩住了我的不安。然而，在醫學的世界裡，我並不因為能夠藏身在白袍之後而覺得輕鬆，白袍反而迫使我去行使我還沒準備好要接受的權力。
穿上白袍，我可以恣意地發問，病人也會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回答。他們相信我會不帶批判地傾聽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的症狀與痛苦，並且心懷同情。我從他們私人的問題中收集資訊，詢問他們身心生活中最深沈私密的部分。然而他們卻對我一無所知。
此外，這種每週的互動雖然賜予我們權力，卻沒有附帶任何責任。每個禮拜，我帶著幾頁胡亂塗寫的潦草筆記離開病人的房間，然後一去不復返。病人的生活，以及我們之間的互動，最後都濃縮在我的塗鴉中。我完全不需要負責照顧病人，我往後的義務就僅限於保守病人的祕密而已。
在進醫學院之前，要我答應讓醫學生幫我檢查直腸，這種事根本想都別想。不過那一襲白袍可能也愚弄過從前的我。雖然我非常感謝這些病人，讓我有機會可以學會如何訪談以及執行簡單的檢查程序，但我更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具備真才實學來服務他們。我期待能快點成長，配得上我的白袍。
(本文為作者序, 艾倫‧羅絲曼為波士頓兒童醫院與波士頓市立醫院小兒科住院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