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普世的價值/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時
沈恩研究經濟發展的動機，起於幼年在印度親見窮苦人民的種種悲慘遭遇。怎樣使他們脫離貧困與饑饉，是他的研究重心。他的重大發現之一，即基本自由是經濟發展的構成因素。經濟發展誠然需要秩序，然而絕不是一味壓制人民自由（包括政治參與的自由）的威權主義，他一眼看穿了亞洲價值論只是支持威權政治的護符，不利於經濟發展，因而只能延長窮人的痛苦。他指出：自由、人權等都是普世價值，並非西方所獨有。儒家、佛教、伊斯蘭教都各有重視自由與人權的成分，不過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先發展經濟，再談自由、民主、人權，是長期以來的一大錯覺。
推薦序：自由的真諦/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勝正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教授於一九三三年生於印度。他十八歲時罹患癌症，但靠著超人的毅力與天資，在二十歲時獲得印度總統學院學士學位，兩年後又得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士，一九五九年獲得博士學位。他先後在德里大學、倫敦經濟學院、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等校執教，現為劍橋大學教授兼三一學院院長。沈恩教授著作等身，研究範圍很廣，對社會選擇理論、福利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的研究貢獻，尤為學界所尊崇。
一九九六年，沈恩教授應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邀請來台訪問一星期，並擔任中華演講系列講座。當時我擔任經濟所所長，負責統籌他的訪問事宜。因為他的一位研究伙伴是我以前在普渡大學執教時的同事，所以一見如故，互動特別愉快，受益良多。沈恩教授結束訪台之後，一位經濟所同仁在他協助下到劍橋大學訪問，被奉為上賓，享受「高椅」的待遇。一九九八年，一所國內大學透過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邀請他參加該校的畢業典禮，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以褒獎他對人類福祉的關懷與對貧窮問題的傑出研究貢獻，並恭喜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沈恩教授因為在台行程愉快，也一口答應，可惜邀請的構想稍微倉促，而他的暑期行程排得很滿，畢業典禮的日期又不能改變，以致最後無法如願。
沈恩教授雖然聰明絕頂，但畢竟還是一位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在台期間，有一個早上，他從旅館出去小散步，因為轉錯了一個彎，結果整整走了三個小時才回到旅館。但他也因此有機會品嚐路邊攤甜美的台灣水果，算是補償，這正印證了他所謂的「無心的後果」之說（見本書第十一章）。
沈恩教授在台期間以福利經濟為主題作了兩次公開演講，他的演講內容涵蓋了本書中的一些精華，因此特別高興看到先覺出版社將本書翻譯為中文，與讀者共享。
沈恩教授在本書，透過他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廣泛而深入的觀察，對「發展」與「自由」的詮釋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提出了精闢的看法，超越傳統「效用分析」的局限。
沈恩教授強調，發展的適當概念必須超越財富累積、ＧＮＰ、技術進步，或工業化和其他與所得有關的變數，而必須看得更遠，更為寬廣。財富的用途在於幫助我們達到實質的自由，因此只是人們所享有自由的一個擴張過程。發展必須更關注於增進我們的生活與所享的自由，將之視為目的並無意義。許多社會制度之所以對發展有貢獻，正是透過它們對於增進與維持個人自由的影響。因此，效率的評定應從個人自由而不是從效用觀點出發。
沈恩教授認為，自由的真諦在於個人有能力去做他認為有價值的事。自由所以成為發展的基石也因為個人能力得以擴張，以達到其所珍惜的生活方式。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將貧窮視為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是低所得，雖然他並不否認後者的重要性。同理，失業不只是所得的損失，更是能力的剝奪，而後者的重要性不是失業津貼所能補償。他認為，「所得不均」應與「經濟不均」加以區分，「不均」應該超越「所得不均」的狹隘定義，以「參與自由」作為衡量標準。這一觀點提供了一個堅強的理論基礎，強調健康服務與教育計畫等措施應由公共來提供。
市場機制的效率性，可說是經濟學家的神主牌。沈恩教授卻提醒我們，市場機制的深遠力量必須基於社會公平與正義，透過基本社會機會的創造來加以補充。他認為，一個正義的社會不能讓可避免的飢餓與貧窮發生。他也擔心，當災難發生或經濟衰退時，其後果不是由全民平均承擔，而是由最貧窮者背負，因此發展的艱鉅工作必須包括：掃除持續性的頑固剝奪，以及防止突然和嚴重的貧困。但沈恩教授並沒有忽略個人責任，他以為個人責任沒有替代品，任何以社會責任代替個人責任的主張多多少少必定是反生產性的。就個人責任而言，個人自由是必要而充分的條件。
對於剝奪政治自由與基本公民權以加速刺激經濟發展是件好事的論調，沈恩教授不能苟同。他告訴我們，專制政治幫助經濟成長的證據不存在，人類自由的增進才是發展的主要目的，同時也是主要手段。他指出，中國大陸運用市場經濟的能力雖然值得肯定，其發展所面臨的實質障礙，是欠缺民主自由。
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經濟學家給人的印象是只有冷靜的頭腦；從沈恩教授，我們也看到一顆溫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