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

中文版序
致謝
導言
第一部分 口岸
第一章 中國商埠中的博物學
第二章 藝術、商貿和博物學
第二部分 地域
第三章 科學與非正式帝國
第四章 漢學與博物學
第五章 內地的旅行與實地考察
結語
附錄︰簡要生平注釋
縮略語
索引
譯後記

本書中文版終于要付梓了。翻譯過程斷斷續續拖了兩年多，這我得負絕對責任。袁劍先生的初譯稿，早已寄交給我，但是我因教學、研究及行政事務纏身，加以小孩幾年幼，忙得焦頭爛額，一直抽不出空檢閱。今年我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訪問，雖然另有幾個專題計劃必須完成，但至少免了上課及學校的行政業務，得以喘口氣，遂趁機校閱了譯稿。在此要特別感謝袁劍先生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無限耐心。

各章主要依據袁劍先生譯稿。其中第一、二、三、五章另參照培潔先生的譯文，第四章則另參照宋剛教授的譯文。在此謹向諸位先生致謝。

原書主要是為西方讀者而作，所以其中一些關照的議題，中文讀者不一定熟悉。但是筆者深信，這些論點對反思近代中國史也很重要。為裨助讀者閱讀本書，我想借用本序廓清書中幾個較陌生的概念和論點，並斟酌說明其學術背景。

近年來，科學史學者逐漸關注到科學實作（scientific practice）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不再局限于鑽研既定的科學史題材，或只討論科學精英與主流科學機構。這樣的轉變，讓我們清楚地看見科學行動者（scientific actors）的多樣性，和他們之間在知識生產、審定、傳播過程中，復雜的折沖與協商。此外，這也促使我們注意，科學事業包羅萬象，並與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各領域息息相關。約略同時，其他的史學領域也正在反思傳統的歐洲中心的史學論述。這股新的史學思潮，沿兩路奔流。一路源自于歐洲帝國與殖民史學。新一代的學者，或受後殖民理論影響，或直接從帝同與殖民史中另闢蹊徑，引進新的觀點與研究重心。以往專重的帝國或殖民地的政經史，已無法滿足學者對這段歷史的好奇心。學者一方面強調，帝國都會（metropole）與殖民地（colony）之間，並非簡單的“中心”控制“邊陲”，而是互相影響、彼此作用；一方面則加重思考帝國脈絡中文化與知識的關系。第二條路則是從全球史或地區關聯史切人，不以一國、一地為中心，而專注各社會和人群間的瓦動與流通。這一史學論述，有時甚至棄既定的歷史範疇而不顧，視其為限制史觀、史識的絆腳石。以最近興起的“大西洋世界”（the Atlantic world）研究為例，學者嘗試以所謂的“大西洋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不集中在其中某個國家、社會或地區。不管是黑奴史或18世紀末的革命史，都必須同時牽涉到多個大陸、海島與國家。如果硬要根據一島、一國切割，結果不免掛一漏萬，將歷史剪得支離破碎。上述兩支史學思潮，並非各行其是，而是相輔相成。例如晚近關于15至18世紀美洲史的著述，常將那段歷史視為跨文化的多元競合。歐洲帝國勢力（主要是西、葡、英、法）、美洲許多不同族別的土著與非洲來的奴隸，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上，合縱連橫，抗爭競逐，當然其中也不缺欺凌壓榨、趕盡殺絕的悲劇。研究這段復雜的歷史常結合帝國史、殖民史、“大西洋世界”史以及所謂的“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與邊地研究（bordcr studies）的論點，以求周全。

由于科學常被認為是所謂現代性的主要標記，所以從上述觀點來研究現代科學知識、實作、制度、組織的形成，不但可以讓我們對現代科學的發展有新的認識，還可以把現代性過程放在一個較復雜、廣袤的背景來看。傳統中西雙方的科學史研究常想當然地假設近代科學源于歐洲的幾個中心；並預設近代科學之所以傳播到世界各地，乃為它相對的內在優越性。這個簡單命題，時有變異，以包容從殖民地或“邊陲”回流過來的資料。但基調總是認為這些資料，必得經過歐洲都會科學精英的篩選、綜合、分析，才升格為科學。這種論調忽略了一個重要史實︰那就是遠離帝國中心的機構與人員常常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上擔任關鍵角色。他們也從事驗證知識、判斷其價值、解釋其意義的工作，而非只是呆板地搜集資料。事實上，近代科學的發展多有賴旅行者、移民、殖民後裔（ creoles）以及各地原來社會間的交涉。一旦我們超越以帝國中心為主的史學框架，就可以較靈活地去追溯各地人員與機構在科學事業上的功能，探討他們如何制造與審定科學知識。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看科學知識體系怎麼影響他們在帝國系統與世界各地的立場與行為。

雖然中國史研究無須以西法為貴，但也不應閉門造車。中國歷史與其他世界各地牽扯甚多，如果只埋頭于傳統定義下的中國史題材與方法，忽略中國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且無視周遭史學方法與環境的演變，終必落得無法合轍的窘境。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可從上述這些深具啟發性的學術趨勢學到什麼？如何將其較精彩的論點運用在科學史與中西關系史接壤的課題中？我們怎麼分析有關知識、帝國主義以及科學與文化遭遇這些饒富趣味的議題？本書正是嘗試以扎實的檔案史料為起點，配合適當的理論工具，來回答這些問題。

但是為什麼要以博物學為研究對象？一般讀者可能對此感到驚訝，因為博物學似乎不是常听到的主要科學領域。為了解答這問題，筆者必須指出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或譯作“自然史”）在科學史中的重要性。博物學可寬松地定義為對動、植、礦物及其他自然現象的研究。直到最近，它在西方科學史論述中，都僅佔次要地位，其原因部分在于當代的科學分類，已不再有博物學這個名目，它的幾個次領域已衍生成各自獨立的專業學門，如生物學、地質學、動物學等。現在已經沒有人像達爾文一樣‧做過地質與多樣動植物的研究。如果科學史家不多加思索，將這些當代分科投射到過去，將會割裂18、19世紀（或更早期）博物學的整體性，只剩下片斷零碎的了解。然而這種情形在近十幾年來已大幅改善︰學者認識到博物學，尤其是植物學，堪稱17至19世紀時的“大科學”（big science），這吸引了從科學界、政府機構、海貿公司到殖民地官員對其的廣大興趣與支持。最近幾年，博物學史儼然成為科學史里的顯學。相對而言，“博物學”在中國科學史學中，仍受冷落。這方面的研究雖也有一些成績，但尚未蔚為風氣。這里所謂的“博物學”，籠統地概括了中國人研究種種自然物品、現象的記錄。筆者不擬在此深究名詞的定義（如什麼是“自然”等），重點是中國人研究花草樹木、鳥獸蟲魚，並留下了浩瀚文獻——諸如本草、園藝農書、花譜、博物志，乃至游記、筆記、方志等，都值得學者深入探索。筆者希望本書能鼓勵更多青年學者投入到中國的或是西方的博物學史的研究中。

總而言之，如果我們要認真探索19世紀在華的歐洲科學活動，我們就應該看重博物學，因為從人員參與、活動層面、科學界的重視各方面而肓，博物學都是那個時期歐洲人在華最廣泛的科學活動。其理由一方面是因為博物學在當時歐洲社會里蓬勃發展，蔚為風氣；另一方面是因為博物學與歐洲海洋貿易、帝國主義擴張之間具有多角互動關系。這些在書中各章有詳細敘述。

本書另一個特色是用文化遭遇的觀點去檢視博物學史，希冀能更犀利地看到18、19世紀博物學發展的一些特質。在此，筆者必須強調，文化遭遇與文化沖突兩觀點大不相同。文化沖突預設了兩個或多個文化，彼此界限分明，互不相容；當它們相遇時，即如石頭或台球踫撞，鏗鏘對立。文化遭遇並沒有這種含義。它凸顯的是文化的多元性、活動力與彈性，注意文化相遇時的過程及其多種可能的結果。沖突當然是一種可能，但遭遇的結果也有可能是混雜、調適、融合或是其他形式。因此，要研究文化遭遇，就必須細心重構與分析其情境、過程與歷史行動者的動機與行為，才能適當地解釋其結果。這個觀點貫穿全書。例如，書中第一部分，以廣州作為一個全球性商埠為背景，探索博物學研究中的日常科學實作是如何在這個文化、商品集散地展開，並力圖兼顧全球貿易的宏觀視野以及在地文化遭遇的微觀焦點。因為，文化遭遇總是發生在某一特定時空，有其個別的社會、文化、地理環境，所以我們應該將博物學和其他田野科學工作落實到“地方”（place）上。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將海貿港口比擬作田野工作的場所（ site），它同時也是一個信息交換的樞紐，以及文化遭遇的“接觸區”（contact zone）。海貿大港里的社會與物質空間，提供了對科學工作有利的環境。身處異地的歐洲人，與當地人做生意，買賣商品，並建立業務網絡，拓展社會關系，而他們也借機采集科學標本。同樣的，與歐洲人貿易的當地人，也扮演著文化中介（cultural agent）的角色；將其認為有價值的知識，傳人他們自己的社會。所以，如果我們把這類日常科學活動視為在海貿港口與當地貿易活動相關的文化實作（cultural practice）．便可清楚地看到它立基于商埠的特殊文化、社會環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群、物品與文化在海貿港口相遇，形成了科學調查的沃土。

但是，如果太輕易地使用接觸區或文化邊境（cultural border-lands）這類概念，側重人、物、文化交流的開放性，可能不免低估實力和權力差異的現實。所以在解釋19世紀中晚期英國人在中國的研究時，我們應該正視“科學帝國主義”（ scientific imperial-ism）這個觀念與現象。科學帝國主義指出科學與帝國殖民事業兩者的共生關系，說明科學發展與帝國想象的擴張，在某些情況下構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反饋回圈。以世界地理學為例，它的成長多少建立在帝國機制、想象與歐洲帝國勢力朝各大陸的擴張上；相對地，帝國主義機構也會援引地理學知識作為其前進、發展與控制的工具。歐洲對18世紀印度及19世紀非洲的探勘、繪圖與侵佔殖民，即為顯例。

19世紀下半葉，西方人的田野博物學研究伸展到中國內陸。這個過程與英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密不可分，但同時也與中國人因應此一變局的方式有關。該時期博物學研究有三個較為顯著的面向︰（1）英國“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在中國的擴張。帝國勢力透過領事機構、中國海關，以及各式各樣的商務與傳教組織，在支持與執行博物學研究上，扮演了一定角色。（2）在中國的西方社群中，漢學與博物學的交織發展。長居中國的洋人，尤其是傳教士及領事、海關人員，因職務所需及興趣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文化和古籍，也進而對中國的博物學感到好奇。他們結合漢學與博物學，閱讀中國佔代對動植物的記載，如本草、農書、花譜等。（3）內陸田野工作機會的增加，也對博物學研究範圍產生正面影響。地理空間的擴張，不但使得博物學者能較廣泛地調查中國各地區的動植物，也因而漸能拼湊一個較完整的動植物分布圖像。這類的研究只有從田野問的實地觀察做起。雖然采集、鑒定、分類仍足他們研究的要務，但在結合生物地理空間分布的知識後，對當時剛起步的生物地理學與生態學有奠基的功用。此外，博物學者也從田野的實作經驗中，獲得了博物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在地知識（situated knowledge）。

當遇到中西科學交流這個歷史問題時，我們最可能想到的知識交流的形式是書籍文獻的翻譯與流傳。例如西方漢學家與博物學者對中國傳統動植物文獻的研究，或是西方博物學著作的譯介。本書對這些活動特闢專章研究。然而，筆者也希望本書能證明，非文字溝通形式的科學遭遇，雖然常遭學者忽視，卻一點也不比文獻翻譯次要。這尤其因為博物學研究，常經由非正式的私人管道進行；而參與其中的中國人又多是社會的下層民眾，有些甚至是目不識丁、住在窮鄉僻壤的農夫。專注在中西書籍的翻譯，不可能告訴我們多少關于田野工作，標本采集、剝制、保存，博物館實作，以及其他對博物學來說不可或缺的人物與知識。我們對博物學史的認識，也將有極大的盲點。一旦我們將注意力移轉到科學工作中文化與物質的實作（cultural and material practices）上來，我們將發現西方博物學者與中國人之間的跨文化接觸，發生在不同層次，甚至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這些活動對于博物學知識的制造、成形與流通，都可能佔著關鍵地位。

因此，筆者希望文化遭遇的觀點對了解該時期在中國的科學活動有所助益。一般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學者，多半有意無意對比中國知識系統與西方科學。由于事涉知識傳統的發展歷史，這樣做無可厚非。但如果我們從文化遭遇的角度切入，如論析旅華英國人的日常科學實踐，以及他們從事研究時與各地、各階層中國人的交往，並進而研究中國人如何參與這些科學活動，我們將更能打破中西科學史的隔閡，有效地把18、19世紀中國科學史置人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的脈絡中，而不再使其淪為西方科學的“他者”，也不冉重復將晚清科學史等同于引進西方科學的陳年故事。

本書雖以在華博物學研究為例，討論英科學帝國主義與文化遭遇的問題，但其中的論點可推而廣之。證據顯示，其他非西方社會的歐洲博物學者，也常處于類似的情境。此外，我們也可以采取同樣的途徑來研究在清代中國的其他帝國強權，例如，法國在中國西南地區，俄國在清帝國的西北部的情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從類似的觀點米看年代稍後的日本科學帝國主義在東北的活動。當然，就像其他的比較史一樣，每個例子都有其歷史獨特性，未可一概而論。所以我們必須根據史例，在方法上做些修正。此外，本書的論點可推廣到當時其他某些科學領域，如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這些科學領域的發展，與歐洲勢力滲入世界各地時發生的文化遭遇息息相關，而它們的操作與實踐，與博物學類似，常具在地性，並受自然人文環境影響。

當然，本書只是一個初步嘗試，其中論點、描述、詮釋都未屆成熟，且難免有錯漏之處，尚祈先進，不吝指正。

範發迪
2010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