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受委屈數百年的馬基維利
歐洲經過漫長的中世紀，到了十四世紀時逐漸出現各方面的大變化：東西方頻頻接觸、自由城市興起、商業逐漸繁榮、對陌生卻又常聽聞的古典文化也開始嚮往與追求。這些很大部分是歸因於十字軍東征所帶來的衝擊，而古典文化的復甦尤然，因為許多古代希臘羅馬典籍──曾在基督教的禁絕下流失──經回教世界保存後回傳，讓歐洲知識界得以重拾千年前的文化傳統。許多人以學習古典文化與思想為職志，一片崇古之風，也展開了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佛羅倫斯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 1469-1527）就是這樣一個好古文人的代表。他出身於托斯卡尼與佛羅倫斯的貴冑家族，就學於任教羅羅倫斯大學的古典學大師Marcello Adriani。佛羅倫斯一向是個人文薈萃之地，歷來多出文化藝術與思想名人，堪稱義大利半島的一顆閃亮珍珠，自然也是文藝復興的重鎮。
佛羅倫斯在十五世紀時有一個很特別的傳統，就是樂於任命古典學者出掌政務，擔任chancellor of state（類似總理）的工作。這樣的一個「學而優則仕」的作法其實始自於十四世紀末延聘著名古典學大師Coluccio Salutati理政開始。而十五世紀時，著名人文學者Leonardo Bruni，Bartholomeo
Scala也接續出仕，但是到了麥第奇（Merdici）家族專政時，這個傳統自然被迫中斷了。然而一四九四與一四九八年佛羅倫斯人將麥第奇家族與獨裁者薩福拿羅拉（Savonarola）相繼趕下臺恢復共和後，古典學教授Marcello Adriani被任命為總理大臣（chancellor），他於是提拔優秀子弟馬基維利出任國務次卿（second
chancellor），掌理外交事務，出使各國。馬基維利就在一四九八─一五一二的十四年間擔任此項工作，直至一五一二麥第奇家族復辟為止，這也是他一生實際從政的經歷。
馬基維利最著名的政治與歷史性著作包括了《君主論》、《羅馬史論》、《佛羅倫斯史》、《戰爭論》等。有人就認為這幾本書分別呈現了馬基維利的不同身分：《君主論》代表了他外交家生涯對政治運作的諸多刻骨銘心感想，《羅馬史論》代表了他作為人本主義政治哲學家致力於研究一個民族如何可以獲得「自由」的心得，而《佛羅倫斯史》當然就是他變身為描寫故鄉歷史的史家了。
但是《君主論》的撰寫係特別為了呈獻給佛羅倫斯的統治者──麥第奇家族的羅倫佐，這就讓此書的性質成為「資治建言」（advices to the
prince）一類的文獻了。這類文獻在當時常見，乃是謀士獻「治國之策」、「治術」（statecraft）以求祿位之工具，馬基維利亦因此而被懷疑其風骨──畢竟他才剛從共和政府的官位下野，就企圖投向專制復辟的麥第奇之懷抱，必遭時人諷議為「干祿」之人。但他自己認為，此舉不是僅「希望博得君主寵幸」，而是想藉此書「內容豐富」與「主題嚴肅」幫助麥第奇「達到偉大地位」，以表明自身為其「忠實臣民」。若麥第奇能因此成為「明君」，義大利亦得幸。但《君主論》的內容多處與基督教義或世俗道德不合，被視為奸邪詐術之大成，「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
後世亦成為負面之詞。
約略言之，《君主論》所陳的「治國之策」或「治術」，又可分為如何「富國強兵」與如何「領導統御」兩大面向。《君主論》後世多所閱讀，其善惡優劣歷來固多有議論；富國強兵術乃與政治或國家建設相關，但是領導統御術則可廣為連結至我們生活上的各方面了。所以《君主論》不但是有關政治思想之著作，也是治理群體與經營人際關係的寶典。在分別介紹這兩個面向之前，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馬基維利此書中所使用的一個基本概念。
如所周知，文藝復興是個回溯與發揚基督教出現之前「人本主義」（humanism）的運動，它宣揚讚美人類憑藉智慧與勇氣挑戰環境與打造自己命運的精神。「人定勝天」乃是這種人本主義的核心信念。自古以來，所有人都相信，人是否能獲致幸福的最不可測因素乃是命運，命運這個神祕變數主宰著人類追求幸福的機會。古典思想中主宰「命運」者，就是命運女神Fortuna；自古，大家都揣度命運女神的好惡而希望從她手中獲得諸如財富、權力與榮耀等賞賜，但是人本主義者卻不想乞求她的垂憐降福，反而是想要直接與她對抗──用男子漢的勇氣去挑戰與征服這個女神！征服她而不是乞求她，才會獲得她所掌管的財富、權力與榮耀這三個「寶物」。但是要對抗她，不可暴虎馮河，而是需要特別的「能力」，這種「能力」，馬基維利稱之為virtù。所以，馬基維利在《君主論》中所教導的「治術」之各種內容，其實就是對抗命運女神的特別「能力」，也就是virtù。回到上述，我們就可知，馬基維利的論「治術」，實包含了「富國強兵」與「領導統御」兩方面的「能力」。我們現在可分述如下：
在「領導統御」方面，《君主論》大概是古今中外最為出名的「教本」。他認為好的統治者（或是領導者）首先要能鞏固自身權力，這是最起碼的第一步。「君位」與「權力」是人人覬覦的，每個統治者身邊都會有少數有野心的人，所以如何保住地位，是首要課題。君在明處，臣在暗處，國之名器閃閃發光，如此誘人。的確有少數臣民會想篡位，但多數可能只想分享些權力。一個明君的目標是不但能長保君位，還要注意他的整個權力不被臣下瓜分掉任何一點點。這就需要他在觀念上要「通達」，手段上要「彈性」。
所謂「通達」，就是個性上能屈能伸，善於隨機應變，可任意出入於善惡之間遊刃有餘。
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生的君主，不可能身體力行所謂好人應做的所有事情：為了保住他的地位，往往不得不悖逆誠實、悖逆仁慈、悖逆人道、悖逆信仰。因此，他必須做好精神準備，按照命運指示的方向和事態的變化而隨機應變。然而，一如前述，只要可能，他還是應當恪守正道，而一旦必須，他也知道如何為非作歹。
而手段上有「彈性」，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行事有時像「獅子」一般威猛，有時像「狐狸」一樣狡詐。如此讓人捉摸不定，剛柔並濟、可進可退，既可迂迴俯伏審度時勢，目標設定後又能以快狠準之勢去達成。
而要做一個稱職的統治者的第二步，是要能知人善任，明察賢愚、慎辨忠奸。馬基維利在論及選任大臣的篇章中開頭就警告：「對君主來說，選任大臣至為緊要，他們是否賢能可以說明君主是否英明。」
人們在對統治者的頭腦進行評價時，第一件事便是觀察他的左右；如果這些人勝任其職並且忠心耿耿，君主即堪稱明達，因為這說明他意識到了這些人的能力並使其忠誠不二。如果不是這樣，君主往往就會受到貶損之議，因為他所物色的這些謀臣顯示出他已犯下了第一個錯誤。
至於如何識別好的大臣，馬基維利只提出最簡單的一個原則：這個人的一切行事究竟是「為君謀」還是「為己謀」？辨明忠奸賢愚後，就要賞罰分明，對於良臣，為了使其常保賢能，「明君應當始終給予關懷，給他榮華富貴，使他感恩戴德，讓他分享榮譽、分擔職責。」
其次，君主特別應當「擯棄諂媚之徒」，馬基維利甚至以此作為本書一個篇章的章名。他警告「來自阿諛之徒的危險，而這種人在朝中比比皆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君主固然應極力避免自滿自欺、深深戒備阿諛之災，但是也不可陷於處處遭臣下批評議論之境，如此「反而會招來被人輕蔑的危險。」以上兩者都不好，明君應該採取第三種辦法：「選用一些有識之士，單獨給予他們實話實說的自由權，不過只限於他所要求知道的事情而不論其他。」但面對這些「君主的明鏡」，也就是「諫議之士」時，也要有技巧：「在他們的建議基礎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決定；而且應當使每個諫議之士都意識到，誰更加坦率直言，誰就更受賞識。」馬基維利非常重視君主與臣下間的互動模式，臣下只能協助君主建立起威勢與烘托出君主的英明，絕對不能分享權力或是挑戰君主的「明智」：
除了這些諫議之士，君主對他人的言論可以充耳不聞。決定了的事情就要照辦，君主的決定應當是不可改變的。假如不是這樣去作，他將要麼毀於諂言佞口，要麼毀於胸無定見，結果是為人所不屑。
而明君的第三要務乃是要營造嚴峻之形象，建立統治之威勢，以期令出必行，萬民順服。馬基維利認為：「令人畏懼總較令人愛戴為佳。」他的理由很特別，第一就是通常我們冒犯或背叛所愛戴者的機會要大於冒犯或背叛所畏懼者。因為前者維繫於恩義，而人隨時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忘恩負義；但是畏懼之心，卻會由於必定降臨的懲罰而持之有恆。君主應追求者為「必然」，而非「可能」；恩義「可能」引發「愛戴」，然「嚴峻」必導致「畏懼」。第二則是因為：君主是否會被愛戴取決於臣民的選擇，但是否被畏懼則取決於君主的選擇。愛戴之情出於臣民之自發，但是畏懼之心則由形勢自然決定；明君應當儘量求諸自身而不是求諸他人。
馬基維利又認為，「如果不能贏得愛戴，也要避免受到憎恨；因為，令人畏懼又不受憎恨是可以圓滿兼顧的，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要不對公民或臣民的財產或妻女打主意就行了。」這實是一個非常高明的統治技巧，而「畏懼」與「憎恨」之區隔，往昔少被人所指出：「畏懼」可以帶來長久之順服，「憎恨」則不然──它醞釀了反抗之火苗。
以上是馬基維利認為統治者需具備的「領導統御」之「能力」。至於統治者如何可打造國家臻於「國富民強」的「能力」，就是《君主論》的另一個重點。簡單而言，馬基維利對此只強調一點：就是國家的安全是一切的基本，因此君主要注重國家武力的培養，君主有「軍務的責任」。以下他這段話道盡其中理由，大概是君主最重要的指南針：
一位明君，除了戰爭、戰法、戰備，不應再有其他的目標、其他的志趣，也不應以他業為職，因為這是身為統帥者的唯一職業，其效用不僅能使那些生而為君的人永保其位，而且使那些生為平民的人能夠屢屢躍居王位。反之，一旦君主貪圖享樂、疏於軍務，則喪權之日不遠。亡國的主要原因就是輕忽這一職守，而得到一個國家的主要原因則是精於此道。
保持國家的安全乃至強大，以避免惡鄰侵害，對於古今中外任何向君主建言者都是不變的主題（甚至對今日的現代國家而言，也都是最重要的課題）。但是我們要知道，在近代以前，歐洲許多小國本身是沒有武力的。原因是要建立起一支「常備軍隊」（standing
army）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階層百姓平夙專務百工各業，戮力營生，民生與經濟方得以維持，要找一批人不事生產、整日習武練兵，非屬易事。同時，這也花費浩大，往往不是一個小國之君可以負擔。
於是歐洲當時就流行了一種替代方案，叫做「雇傭軍」（mercenary）。通常這是由一名「傭兵領袖」（condotieri）帶領著他的子弟兵（這些人多半可能由無業好武之浪人或類似者所組成），形成一支軍隊，四處效力，只要給酬勞就可以受雇打仗。這等於是「花錢買安全」，好像是國防商業化一般。對某些小國君主而言，這固然是簡易可行的方法，但問題是這些傭兵，只問報酬，不問其他，因此容易被收買，隨時可以轉投他主。「忠誠」與「可靠」成為雇傭軍最大的問題，他們「待價而沽」的本質造就了「見風轉舵」（ready
to betray）的風格。許多小國君主吃過大虧，佛羅倫斯亦然。
馬基維利對此知之甚詳，因此在《君主論》中，用不少篇幅警告依賴雇傭軍的危險，並且提出對策。他的解方是什麼？他稱之為popolo armato（armed
citizens），用中文來說，即是「全民皆兵」或是「寓兵於民」的意思。由於馬基維利本是優秀的古典學者，所以這個想法來自於仿效古羅馬的作法：老百姓要鍛鍊「武德」，平素為良民，戰時為良兵。這樣一來，國家有一支最「忠誠」的軍隊，他們絕對知道「為何而戰」與「為誰而戰」──還有什麼軍人比「保衛自己家園者」在戰場上更勇敢呢？
馬基維利認為，「明君從不對軍事素養問題掉以輕心，而且平時的自律更勤於戰時。」例如，他平時應勤於狩獵。第一，是可鍛鍊強健身體；第二，可幫助他熟悉了解山川地形，有助戰場上之布局與指揮能力，所以「君主如果缺乏地理見識，他就缺乏身為統帥所需具備的第一項素養」。明君也應常研究軍事史，了解過往戰役成敗得失之因，以為己鑑。明君應該效法前賢，時時揣摩其舉動和英勇行為，「就像亞歷山大大帝效法阿喀琉斯，凱撒效法亞歷山大，西庇阿效法居魯士。」這就是君主必須給自己的功課。好的君主不但要嚴厲要求臣下達成目標，也應時時充實自己，「訓練自己的頭腦，鍛鍊自己的體魄。」
以上兩端就是馬基維利對於君主「治術」的建言方向，在「領導統御」一事上鍛鍊個性與琢磨技巧，在「建立武力」一事上承擔起「軍務責任」。「富國強兵」應是任何君主不變的目標，唯一的目標。唯能達此目標，君主乃可「常保君位」；而君主「常保君位」，國家才容易「長治久安」。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邏輯，其實蘊含了古代君主政治中的一個隱而不顯的智慧。也就是在勸諫君主如何滿足其個人永保權位之野心的同時，其實間接是在為臣民的幸福鋪路；把「國泰民安」的期待巧妙地建立在君主個人的野心之上。歷來君主少有一心為臣民之福祉謀劃者，但是透過建言「君主治術」這樣的一個表面理由，其實可為國境之內的生民致福。這也許是馬基維利未明言的目的，因此說他著此書純為「干祿」，也許未竟全貌。
本書對我們一般人也是大有助益。因為所謂「領導統御」其實就是「人際關係心裡學」，常是日常生活上能平順圓滿的重要因素。尤其對於企業的領導者與團體的管理者而言，他們所需的知識與對自身的要求其實與治國之君主本質相似，只不過目標稍異：前者是求取企業經營之利潤或是達成某個團體性目標，而後者則是單純地「富國強兵」。但是就「治理」一個群體而言，道理都是相通的。在上位者要善居其位、號令風行，其實是一種專門知識，但是在馬基維利之前沒有人想到過系統性與深入地處理這個主題，多半是隻字片語將經驗流傳給身邊的人。這樣的缺點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二是學習者不見全貌。「治理」與「治術」在今日行政管理學或企業管理學上是專業的學問，但這種著重「統治效度」與「領導能力」的觀念，庶幾始自馬基維利數百年前的倡議。
《君主論》固然有某些挑戰當時流俗道德之觀念與言詞，頗令時人或後人驚懼，但是馬基維利發掘出「治理學」之重要性此一貢獻，卻不應被磨滅。他年少之際本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人文學的崇拜者與研究者，最後卻以「馬基維利主義」此不甚入耳之名流傳後世，委實令人不勝唏噓。於今論之，也許只有他對於祖國佛羅倫斯的一片愛國初衷，或可稍事還他公道吧？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陳思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