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戰之一。打小以來,語言障礙就使我的學校作業與作文經常是滿堂紅,都是糾正文法、拼寫與標點符號錯誤的紅字,使我相信寫作絕非我的強項。我從事社運組織的工作,使我成為一個很好的溝通者,但是在早期時總是缺乏信心。多年來我一直嘗試將我的一些經驗記錄下來,但是我也自問我能說些什麼?誰會在乎我的想法?因此,我的檔案夾裡滿是我寫了一半的文章,而且還不斷增加。
不過隨著年歲增長,有愈來愈多的人對我說:「你得寫一本書。」別扯了!但這樣的建議與要求與日俱增。我開始閱讀別人所寫有關我曾親身經歷事件的書籍。這些人都是專家,但是他們的都不是第一手資料。
我並不奢望成為一位專家,但是我知道我擁有獨特的視角,我若是藏私就說不過去了。但是我仍然抗拒寫書的想法。我自忖我不需要寫書,因為我是透過訓練來進行教導,而且我教了許多人。一天,我與朋友勞麗‧阿貝特(Laurie
Arbeiter)聊天,她說道:「麗莎,參加你訓練課程的人也只有這麼多。其實有許多人可以透過你的書來學習。學習的方法有很多種,書本是分享你所學事務的工具之一。」勞麗是我的智友,我決定聽從她的忠告。
二○一一年夏天,我為「新底線(New Bottom Line)」運動的同仁寫了一本五十六頁的小冊子,名稱是《踢企業屁股》(Kicking Corporate
Booty)。我考慮將這些課程寫成一本書,因此我在二○一二年休假一年,將《踢企業屁股》擴大成書,同時為我多年來不斷受到摧殘的身心靈療傷止痛。然而我在寫作時,發現這本小冊子需要故事來支持課程。但是同時我難以割捨我的社運生活,於是我在二○一三年加入德州奧斯丁爭取婦女生育權與抵抗種族主義的抗爭行動。奧斯丁是我自二○○二年來的住家所在。我後來又投入救助奧斯丁大洪水災民的工作。不說也知道,我寫書的專注力備受挑戰。接著又是「占領華爾街(Flood
Wall Street」、弗格森(Ferguson)事件、立岩(Standing Rock)保留區抗爭行動,還有我的父親在二○一五年九月去世。
我原本計劃以一年時間來寫書,然而卻發現需要多年時間才有可能完成。我最終完成的文稿並不怎麼樣,在高明的編輯凱瑟琳‧唐恩(Katherine
Don)幫助下,我展開大量重寫與架構重組的工作。凱瑟琳對我說:「麗莎,你把你自己抽離了這本書,人們其實是想知道你的故事。」好吧,但是多年來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將許多感受自我的記憶中消除,而且又有太多的人生經驗難以取捨。我的初稿有十八萬字!天啊!但是其中有許多都遭到刪減,一些我自認頗為重要的花絮也變成了注釋。我重新改寫與文稿刪減的工作讓我想起了艾比‧霍夫曼對我說的話:「並不是所有宏大的想法都需要實現。」並不是所有的故事都需要講出來。但是有些確實需要,我希望本書的故事有其用處與說出來的必要性。
身為白人女性使我擁有支持許多抗爭行動的特權,我將其中一些經歷都寫入本書之中。我盡量以善意之心來看待這些抗爭,並以客觀的角度訴諸文字。我尊重我的工作,誠心誠意現身說法。不過對於親身經歷這些抗爭的朋友,其中有些經過可能遺漏,也有一些可能與你們的記憶不符。如果我寫錯了,請多多包容。我對我的好友瑞米、維嘉與勞麗充滿智慧的建議與接受本書的不完美深表感激。
我對本書的問世既惶恐又興奮。希望本書能夠激發你們的想像力;激勵大家組織行動對抗壓迫與不公不義,以及幫助你們關懷自己與世人。更重要的是,讓你們理解以心中有愛的力量來進行抗爭,真的有改變世界的希望。套句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名言,這是唯一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