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增訂版）

增訂版序
 
　　十年以前，我收到陳平原兄的邀請，希望我參加他所編的香港三聯書店的「三聯人文書系」。在平原兄的激勵之下，我編成《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這本小書，收入他主編的書系中，後來這套叢書又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過一次。最近允晨文化提議要我整理一個增編本，加收幾篇相關的文字，並添一篇新序。由於最近正忙著別的研究，所以此處只能匆匆寫下一點感想。
 
　　趁著寫這篇序論，我想討論一個問題：學術史／史學史的研究有什麼意義？我個人認為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的意義非常多，其中之一便是我在這篇序中所要談的，一方面是要幫助我們了解「歷史書寫的運作機制」，另一方面是由此「運作機制」進而幫助我們了解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人們為什麼決定開啟或關閉、看重或看輕某一種知識／ 歷史？為什麼以這樣的方式開啟或關閉，而開啟或關閉又有什麼意義？
 
　　歷史書寫是不是自然而然的（given），史家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歷史是否可能書寫全部的東西？是不是所有正確的、美好的歷史都自然而然地會有人去書寫？我將從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 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兩個觀點開始。
 
　　歷史書寫雖會想盡可能狀寫一切，但是所寫出的永遠只是「部份」。歷史學者總是希望網羅一切，但實際上任何歷史書寫都只可能是「部份」。正如柏克（並非針對歷史工作者）所說的，每一次表述的同時也遮蔽了一些其他的東西，那麼人們為何選取了這個部份，而忽略或遮蔽了其他的部份？書寫歷史像切起司，可以用無限種方式下刀，但是人們為什麼選擇這個方式而不是別的方式呢？因此如何選擇，如何書寫，都是學術史／史學史所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借用了畫家克利的「新天使」來闡述他對歷史的看法：「天使的臉望向過去，身體則前進到未來。」他並以此作為歷史寫作與歷史詮釋的一項特質。也就是說，史家一方面是隨時代的前進而有新的關注（他的身體前進到未來）；另一方面是他的臉望向過去，所以隨著身體不斷前進，選擇書寫的歷史也有所不同。身體前進到未來而臉望向過去的例子非常多，譬如近代史家朱希祖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研究主題之轉變，由晚明清初到偽齊，即因為見到當時的華北偽政府，與北宋首都開封淪陷後偽齊的歷史非常相近之故。
 
　　在簡單引介了這兩種觀點後，我要強調的是，我個人認為歷史當然有相對穩定的主題與內容，而且決不認為一切歷史書寫都是主觀的，一切史實都是相對的。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史家關注、燭照的範圍都隨著時代而有所變化。歷史書寫中穩定的部份與變化的部份，始終存在著重大的辯證與張力。
 
　　如果歷史寫作不是自然而然的，史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表述都只可能是部份的。歷史書寫是紛紜萬狀的問題，或是借用一種現代的說法，是有一種「歷史書寫的運作機制」存在。法國史家 François Hartog 於一九八三年提出「歷史性的運作機制」這個概念， 接著以這個概念為主軸寫成 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從這本書看來，他所關心的主要不是歷史家的書寫機制，而是「歷史性」的問題。他精密地區分「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間觀念，並探討在特定人群中這三者之間的比重、關係等的紛紜萬狀。譬如講到大力士阿奇里斯時，Hartog 說他每天醒來都是同一天（沒有「過去」與「未來」）。又譬如庫克船長與夏威夷土人相遇時，他發現兩者的時間觀幾乎完全不同。書中提到，儘管有些仇恨發生在好幾代以前，但毛利人仍可能對敵人說，我剛吃了你父親的肉，甚至宣稱「未來」存在於「過去」之中。Hartog 在書中也討論了當代的各種記憶、紀念活動，如何獨佔鰲頭，幾乎取代了「歷史」的地位。
 
　　為了使得以下的討論更為生動，我想借用 Hartog 的概念並略加修改，即「歷史書寫的運作機制」，並說明史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即是在研究「歷史書寫的運作機制」。這類機制包含範圍甚廣，既有前面提到的 Hartog 所特別注意的「過去」、「現在」、「未來」的部份，也有歷史書寫實作的部份。譬如如何形成各式各樣的歷史寫作？ 為何要書寫、如何書寫等涵蓋非常廣泛的問題。這裡面當然也包括歷史的「無知學」—為什麼人們不敢，或不願多談歷史，或不願、不敢多談某一方面的歷史。
 
　　在每一個時代，人們獲得歷史知識的來源參差不齊，其中至少有兩條線索：一條是有心人自己選擇深入某些原始材料所認識的歷史； 另外一條是每一個時代史家的歷史書寫，尤其是各種教科書所傳授的歷史知識。後者的影響力更大、更廣泛。所以如果某一代的歷史書寫（尤其是教科書）中不寫某些東西，或加大、加深某些東西，那麼不同時代的人所認知的歷史便有巨大的差異。而寫什麼不寫什麼、為什麼寫什麼、為什麼不寫什麼，正是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的問題的一部份，就像不轉開這個門把而轉開另一個門把，看到的世界便有巨大的不同。所以我在前面提到：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的眾多任務之一即是研究、了解各個時代為什麼是轉開或關閉某些門把，為什麼是轉開這個門把而不是那個門把，以及它們所涵帶的一個個或大或小的知識世界。
 
　　以人們對古代歷史的認識為例。晚清今、古文的爭論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但其重要性不止於此，它們涵帶著不同的知識世界或生活世界，服膺今文家或服膺古文家的人，對許許多多的問題便持不同的看法。以對上古史的視野為例，當時崇奉今文經的夏曾佑，認為古代史學中多神話，其《中國古代史》中的太古到三代為傳疑時代。而崇奉古文經的劉師培，便認為這些是史實，故在他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做了詳盡的敘述。4此外，相信古文經者，每每會將周公、孔子等古代人物視為平凡人物，而相信今文經者，則持不同的看法。故學術史／史學史，其實是關係到人們究竟要以什麼樣的方式看世界。
 
　　這裡我要順著今、古文之爭的問題，進一步舉近代中國的疑古思潮為例來說明。關於近代中國的疑古運動有許多的研究，我個人在《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中對此也有所討論。疑古運動是近代中國極為重要的一個史學史問題，但是它還涵帶了一個知識世界甚至生活世界的問題，即它事實上決定了人們怎樣認識古代歷史。
 
　　在疑古思想大盛時，學界流行著一種意見，認為商朝可能還是石器時代。胡適在《古史辨》第一冊所寫的〈論帝天及九鼎書〉中，便曾引瑞典學者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的話說：「（安特生）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顧頡剛也是說：「我覺得周代始進入銅器時代的假設頗可成立。」不但《史記》中商朝以前的部份不敢視為信史，當時寫教科書的人也不太敢將商朝之前寫成信史，甚至連日本宮崎市定的《中國史》也是如此。
 
　　可是，疑古思想被殷墟發掘等學術活動所挑戰，許多人轉而認為《史記．殷本紀》中的記載是可信的。朱劍心在《金石學》中這樣記錄著風氣的轉變：「而近時若干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之學者，言殷為石器時代之末期，證以最近河南安陽殷虛發掘所得之遺物，其說亦謬。」我們重讀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尤其是〈敘言〉及第一章〈論信古〉亦可看出這一點。他說：「我們看殷虛所出的文字與器物，就可以知道當日的文化已經相當地高，離文化的黎明時期已經相當地遠。如果前面全是漆黑一團，何以到此時文化有忽然的突飛？」（〈論信古〉）他又說：「我們看見商朝後期冶鍊極精，花紋豐富的銅器，就感覺到在當時銅器的使用已經相當地長久。然則數百年以前的堯舜時代，以至於千餘年前的黃帝蚩尤時代，全已使用銅器，非不可能。」（〈敘言〉）所以他進而主張「疑古的路既然走不通，我們就應該改走信古的路」，這也促使徐旭生認真地進行古代傳說的分析。胡適在看到殷墟出土的精美銅器之後，他的古史觀點也有過劇烈的改變。人們相信古代歷史很長、程度很高，對過激的西來之說也產生了有力的質疑。蘇秉琦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殷墟發掘之後， 有人才敢將商朝放在上古史的開頭，他指的或許便是張蔭麟的《中國上古史綱》。胡適即曾特別提醒人們，張蔭麟的書從商朝寫起，是因為當時殷墟已出土大量東西。
 
　　所以關於這個由信而疑、由疑轉信的學術史探討，事實上是決定關閉或開啟一大片古代歷史世界的問題，是決定整個時代人們歷史意識的問題。正如清代考證學中以惠棟等人為代表的反宋學風氣，衝擊太大，方東樹便說影響所及，幾乎使人們覺得宋代似乎不應該存在—「有宋不得為代」（方東樹《漢學商兌》）。換句話說，宋代一切政治、文化、思想成就不被當一回事，或甚至是當成負面、有害，這斷絕了當時許多人對這個朝代及它龐大的相關領域的興趣或了解，甚至使宋代變得好像不應該存在一般。
 
　　所以學術史／史學史，不只是研究哪一位儒者、哪一本書，或哪一個學術流派，同時可以了解各個時代因何、為何開啟、關閉了某些門戶。研究它們，事實上也是在研究它們所涵帶的一個個龐大的知識世界，以及其間的切換、差異對每一個時代人們的知識世界及現實生活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這是我在增編本書時，縈繞在腦中的一些問題，故不揣淺陋將它們寫下作為此書的序論。
 
　　在這個增訂版中，我收入了五篇新文章，分別是〈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從哲學史到思想史—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近代史家的研究風格與內在緊張〉、〈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雖然新增的篇幅不算少，但為怕誤導讀者，所以我仍然沿用原來的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