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鐵屋子」裡讀何賢桂《靈魂的拷問》有感
錢理群
何賢桂老師是我沒有見過面的朋友。我有為數不多、但也不算少的朋友，沒有見過面，或者僅見過一兩面，卻「一見（或未見即）如故」，自有一種心靈的感應。平時沒有什麼來往，但需要交流時，電腦裡、電話中說幾句，就立即接通。這回，賢桂寄來他的新作，我一讀就有許多話要說。
先說讀了賢桂的〈後記：我的閱讀歷程〉的一個發現：原來我們之間有三次對話與溝通。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大陸思想界出現了一群「黑馬」，許多人都認為我是他們的「後臺」，其實我只不過表示欣賞與支持而已。而且我也自有理由：在一九八九年以後，包括北大在內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學術界和教育界有過「沉默的十年」，這是我極為痛苦的。因此，當在幾匹「黑馬」這裡終於聽到了年輕一代覺醒的聲音時，我驚喜難言，義不容辭地要把他們推出，藉以推動期待已久的新的思想啟蒙。而此時正在浙江讀高中的賢桂，立即被「黑馬」的「另類思想」打動，由此而開始了他的獨立閱讀與思考的人生。我們大概就在那時有了通信來往，可以說，我和賢桂（或許還有他們那一代人）是因一九九○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再啟蒙」的時代要求相識相知的。第二次相遇，是十年之後的二○○八年，賢桂回憶說，他從這一年開始，「把目光投向教育」。而我早在二○○○年就從編《新語文讀本》入手開始介入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而且從不諱言，這是我找到的，可以操作的「新啟蒙」之路。我相信，賢桂的參與教育也是出於同一理想和追求。而且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路，即更關注幼兒教育和家庭教育。這正是我也想做而沒有做的；因此，二○一一年他總結自己的教育實踐經驗，寫出《陪孩子一起快樂成長—父母與老師溝通之道》一書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我也欣然推薦，說「這是一本可以讓我們感受和孩子一起成長的快樂的書」。後來聽說他的這本書被多所幼兒園及學校列為親師溝通的必讀書目時，我也為賢桂高興。但我也隱隱覺得，賢桂的關注可能不止於教育，他似乎還有更大的視野和思考。果然，又有了二○二○年這第三次相遇。我一讀他的新作就明白，賢桂和我一，都是喜歡「想大問題」，做「大思考」的。而此時的我，也正為撲面而來，躲也躲不掉的時代「大問題」所苦惱，陷入深深的思考中。這就是說，從一九九八到二○○八，再到二○二○年，我和賢桂二十多年三次相遇相交，都發生在時代和我們個人生命中的關鍵時刻，這本身就有些意味深長。
我這次是因突發的瘟疫被封閉在養老院裡，讀賢桂的書的。應該說明，賢桂這本書是在瘟疫突發之前寄給我的，書中自然也不會對這次瘟疫直接發言。但我注意到，賢桂早就因讀美國作家塔勒的書而關注被稱為「黑天鵝」的「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的隨時可能發生，並預言「每一次『黑天鵝』來的時候都給我們提供反省自身的機會」，提醒說「我們不能將『黑天鵝』看作一場意外災難，而要將它看作一次教訓。因為它的到來不僅打亂了我們的生活狀態，也改變了我們對未來的預測。因此我們要在『黑天鵝』的基礎上尋找防範未來災難的方法」（〈在災難反省中審視未來〉）。那麼，我下面由直接面對終於到來的「黑天鵝」而發出的種種反省和思考，大概不至於遠離賢桂的本意，就把它看作是我和賢桂之間就這一次「黑天鵝」事件展開的討論吧。
首先要說的是，賢桂書中有兩處深深觸動了我。一篇文章的題目〈鐵屋中困獸的悲鳴〉，就讓我觸目驚心。我突然明白了自己此時此刻的真實處境：所謂「史無前例」的「封城」，不就是把我們每一個都關在「鐵屋子」裡嗎？出不去，進不來，自己也不能動彈，只能一切聽命於權力的安排，不就是魯迅說的，坐著等死，「悶死」，「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死的悲哀」嗎？即使幸而有微信發出點聲音，不也就是「困獸的悲鳴」？賢桂另一個判斷和描述似乎也在直指當下：「任何一個沉重的時代，每一個生命都會變得壓抑苦悶愁苦沉重，每一個生命都在變小變謹慎變空虛。只有他們的代言人在變高變大變得瘋狂，顯得肆無忌憚」（〈靈魂你們能交回嗎：三十六，沉重時代〉）。近兩個月來，我們天天面對的，就是這樣的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沉重時代」：「我們每一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壓抑苦悶」，這樣「變小變謹慎變空虛」；權力的掌控者則是前所未有的膨脹（自塑「高大」），「瘋狂」而「肆無忌憚」。
這個問題，賢桂早有關注和討論。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本問題在「罪責意識的匱缺」。他提醒我們注意：「在一個愚昧落後的國度裡，在一個以吃人血饅頭治病的社會中，在一個沒有記性、遺忘成災的人群裡」，「他們會美化每一場災難，他們可以把災難推到別人的頭上，甚至把災難當作飯後茶餘的談資」，「唯一不想說，不敢說的是他們自己對災難的責任」，「結果，我們迎來的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災難開始了，就流血；血跡乾了，就會覺得非常幸運，心造一個歡樂欺人的環境」。如一位學者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惡感意識；有悲劇，卻無悲劇意識的時代。悲劇在不斷發生，悲劇意識卻被種種無聊的吹捧，淺薄的訴苦，或者安慰所沖淡。悲劇不能轉化為悲劇意識，再多的悲劇不能淨化民族的靈魂，這才是真正的悲劇的悲哀！」（〈悲劇何以重演〉）。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樣的「罪責意識的匱缺」發生在權力的掌控者，而且表現得前所未有的瘋狂：就像賢桂筆下的「用謊言包裝起來的大師」那樣，不僅「死不認錯」，面對國內外一切質疑，總能「坦然應對，化險為夷，將謊話說圓，將壞事說成好事」。如賢桂所分析，這背後有著中國傳統的「流氓文化」的支撐（〈余秋雨為何飽受爭議〉）。我要強調的，這更是中國現行體制所致：這是一個「既不認錯，也無糾錯機制」的體制：問題的根本及嚴重性正在於此。
在我看來，當下處於病疫與政治瘟疫交織之下的中國，正面臨兩大危機：體制的危機、統治的危機，以及人的生存危機、民族的危機，用賢桂的話來說，「現在，中國文化病了，民族性病了」（〈為中國文化做隻啄木鳥〉），關鍵是民族精神的危機。而體制的危機與民族精神的危機兩者是相互影響的。體制是民族精神危機的制度根源，民族精神的弊端又反過來支撐著體制。儘管這一回體制的問題暴露得如此明顯，但總有相當數量的國民（包括知識分子）為之辯護、叫好，這個危機重重的體制是有一定群眾基礎的：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原因自然很複雜，顯然有巨大的利益驅動，但也有由衷支持的：絕不要低估建國七十年的「思想改造」，「黨文化」的薰陶、浸透下，所形成的「新國民性」的頑強存在，和對體制的支撐作用。賢桂將他的新作命名為《靈魂的拷問》，是自有良苦用心的。
因此，當下中國需要的是兩個拷問：對體制的拷問，和對民族靈魂的拷問。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又一次啟蒙，按賢桂的說法，就是要進行「災難的反省」，從中尋找中國未來之路（〈在災難反省中審視未來〉）。
正要結束本文，又在網上看到武漢大學前校長、著名教育家劉道玉先生的文章，呼籲「有關部門和同胞，覺醒起來，有必要就疫情進行一次全國啟蒙，吸取教訓，擦乾眼淚，繼續前進」。這自然是我所贊同和期待的。但我似乎更要悲觀一點。我始終記著魯迅的話：「時光」將「沖淡苦痛和血痕」，「天下」依舊「太平」（《野草》），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但我也並不消極，我對自己，對賢桂和年輕的朋友的期待只有兩點：一要有記性，永遠記著這一切；二要有韌性，繼續思考、反省這一切，把探索堅持下去，永不停息。
二○二○年三月四 ― 五日 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