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文化

序
 
承「語言文化的流變與教育的融通匯合」
 
　　語言文化好比一條長河環流,隨著時空流轉,活化傳統、加以傳承發揚光大的功能,並且時時創新,常常與其他語言文化互相交融,過程中,須要教育心血、汗水注入活水,至終才能匯成大河、大海、大洋。讀者融會貫通眾多論文,日後才能成為大將、大師、大家。
 
　　客觀的大環境已經逼使全人類進入一個無所逃、無可避免的「生命共同體」(地球村)。有識之士不可避免地提出大家共同可以接受的理論,實地溶合運作成為一體。西方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就想建立一個「全體的最大幸福、「有秩序、「整體的」的理想國。之後,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康伯乃拉的《太陽市》、培根的《新大西洋國》以及穆爾的《烏托邦》,大家都想建立一個井然有序的團體、城市或國家。而中國早在莊子期望有「烏有之邦,儒家期望「四海一家「天下為公」的理想世界。
 
　　十八世紀一些思想家、小說家試圖建構一個「先驗」的純理性、合乎科學與邏輯的社會組織。其中以 Leibniz主張的人文社會組織應該像生物科學一樣而提倡「單子論」(monads, monism),最具統一的世界觀。科學家牛頓更認為這世界的一切,都是依照一定的原則,有規律地運作,組織可應用數理邏輯排列組合構成一個「可能最好的世界(The best possible world)。然而有些人文學者卻不以為然,如Jonathan Swift在其小說 GetItivers Travels《葛列夫遊記》中,嘲諷那些純理性、純科學的理想學術團體,至於大、小人國更是嘲諷對象。
 
　　這些企圖建立一個理想的團體在人類歷史上屢經懷疑、嘲諷,尤其到了二十世紀,人類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世界大同的美夢漸漸消失,然而1985年 Quentin Skinner仍編了一本《人的科學:重返巨型理論》(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erman Science),大量的提出一些當代甚具影響力的理念,如俄國的形式主義、李維·斯陀的結構主義、哈伯馬斯的溝通理論、孔恩的典範論和高達瑪的「境界溶合」(Fusion of Horizons),他們都提供一個統合的理論系統和辯證論述,讓地球村的世界公民都可資運用的策略,甚至連專找負面、異質、裂縫、缺失的德希達的解構主義,也企圖建構/解構一種可資通用的共識宏觀理念。
 
　　歐美最早關心文化與教育的結合,首推英國國家督學、一代文壇祭酒 Mathew Arnold,在他考察了德、法、義的教育與文化,在1869年出版了Culture and Anarchy(《文化與無政府狀態》),論及西方文化主要匯集兩希的語言與文化(Hebraic and Hellenic)。三年後,德國文哲大師尼采再追溯希臘的語言文化的兩大淵源(Apollo and Dinonysis)。大凡集大成的偉大文化,總是接受衝擊、兼容並蓄,有容乃大,是匯集博雅璀璨文化必要的條件。
 
　　二十世紀 C. P Snow(1959)發表《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提醒世人不可以單一標準檢視兩種(科學與人文學)截然不同的領域。再經1960年代,美國各種弱勢團體的民權運動、多種反文化運動和殖民的各種論述,在在掀起披露文化底層潛趨的「文化差異(culture differences)和「文化歧異(cultural diversity),因而逐漸呈現多型(polymorphism)、多音(polyvocity)的多元文化(imulticulturalism)。從此許多被壓制、被忽略的弱勢團體、弱勢族群、弱勢語言、弱勢文化(已成為高等學府高級智識份子的另類顯學),都敢挺身而出,因而許多邊陲地方的小眾小團體都極力維護本鄉本土的「本土化」(localization)運動;一則反抗強勢團體的霸權吞併,再則藉以突顯本土賴以生存的主體意識,因而雜然並呈、眾生喧嘩(heteroglossia)的不平等語言(diglossia)。
 
　　美國從 1776年獨立以來,雖然表面上標榜民族的「大熔爐」,其實吾人檢視其深層結構,仍可看出她以英國白人基督教徒(WASP)為主體的單一標準來統合異類,因而引起了層出不窮的抗議;婦女、有色人種、猶太裔以及亞裔為其中較顯著(強勢)的「弱勢團體」。因而近來許多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轉而強調多元文化各自的特色,既同又異的生命共同體。多元而又「同舟共濟、互相扶持,共同奮鬥,因而有豐富的 minority discourses.
 
　　「文化有如一個龐大的組織」本身含攝一套不太變而經常可運作的機制和隨時改變、消長的有機體。其間有由許多相同/不同的小型有機體、器官組織組成或抗衡。評論大組織與另一個大組織之間的關係,以及在一個組織中的小團體之間的输赢關係,常因不同的行為論述、不同的意識型態、不同的語言文化、不同的文化氛圍,產生不同的語言文化與價值判斷。
 
　　不論國際化或本土化,其發展的走向經由許多因素造成。文化研究者在文化交流過程中跨文化和跨國界的調適時,經常有「挪用」和「疏離」的因應策略;彼此之間也產生國家的或國際的「轉換、「接受」或「互溶」關係;兩個團體之間的關係,有並駕齊驅的夥伴關係,也有遵守主從關係的傀儡模式;各個團體是否為一主體或具有主體性;彼此在互動中是如何產生互為主體性,其主宰的課題是否經常重新規劃或消除其間的宰制架構;這些外在政經結構和內在主導者的意願都隨時隨地改變著國際化/本土化的走向。
 
　　後現代形構的文化團體經常是一種雜併的型式,所以檢視大小團體的組織分析,經常可從兩種不同的閱讀策略著手:大眾社會宏觀論述和小眾個體微觀論點。這兩種辨證式的論述常有消長增減的互動變化。強調大一統的宏觀論者與強調小眾的微觀論述,彼此之間必須達成「共識」,或達成統一的必然性;認為人類全住在同一個大團體(地球村),所以為了統一而國際化該不歷史、不分地域的,應該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則,所以也應該共同使用一種國際語言一英文(English)。然而卻有不少的學者(小團體)主張個體是不容併吞或宰制,主體及主體性是神聖不准侵犯;這種主張極化就會將個人主義、小眾、小政府幻覺成無政狀態的烏托邦(理想國)烏合之眾、眾說紛云各說各話。
 
　　文化研究早期由英國起頭,如英國多采多藝的超級大師 Raymond Williams,除了出版兩部評論戲劇的專書以及一部論小說、一部論電視、語言文化論述以外,他還從社會、政治、經濟、城鄉差距評論文化研究。晚近,文化研究重心轉移至美國,1990年開始,Cultural Studies在伊利諾州立大學的 Urbana舉行兩年一度的大會,論文集中匯集許多學門而成多元文化的萬花筒,成為一部雜然並呈,各個學門立基於文化之上而互相輝映。
 
　　猶太裔的神學家Martin Buber(1878-1965)在其著作Teard Thoud認為,我與萬物如能尊崇對方為 Thou,時常相互對話,就能成為“I-Thou”的新生命共同體;不然只看對方為 it,久而久之,自己也物化為"-i"的東西。語言(logos)應該提昇上達到上帝的「話」(logos)永恆的匯合。人生活在世上(World)應該活出對話(Word)式的生命。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要人們關注語言之外的「默語,有時更具威力,「人不能以言語表達的,則必須保持續默。(《邏輯哲學短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s),正如聖經金句:「出於耶和華上帝的,我就默然不語」;或如禪宗的括花微笑;也有中國女子一笑傾城,再笑傾國,都是在“不語”中說話。
 
　　Wittenstein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is)又把語言的運作解為「語言遊戲」(Language garme),一切就看雙方如何訂定遊戲「規則」(rules),再如何衍生語言的魅力和不定性(uncertainty)。近年來大部份的語言學家又一窩蜂地往「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反覆深入探討語言後面所潛藏的無限可能。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 On the Way to Language希臘文的「真理」一字入口口分為兩部份,即前一字母意思是「解開」,其餘字為「神」,所以真理就是「解開神的話,就把語言與神話赤裸裸解脫的「存在」“We undergo with language will touch the innermost nexus of our existence.")。人被拋進這個世界是有限而暫時(temporality)。

　　他的高足嘉達瑪(Hans-Georg Gadamer, 1990-2002)更進一步提出「語言不單是人類運用的一種工具,更是把世界建構起來的東西,「人與世界的關係,是絕對地、根本地屬於語言性質的關係」(Wuharleit trad Methode,英譯《真理與方法》 Truth and Methoul),文本所載的是超過作者的主觀意圖,可任由讀者詮釋、去重現意義、去再創作。所以本書也期待讀者另做一番自我解讀、自我建構,進而轉化屬於讀者您自己的《語言與文化》。
 
　　本書《語言與文化》邀請十六位學有專精的學者各就其所長,撰寫論文。本書的兄弟姊妹篇另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出版《文化研究與英語文教學》,希望帶給讀者一些語言與文化研究的熱門議題與教育課題所開發的 insight與 inspiration

　　本書得以成書,首先感謝十六位作者的嘔心力作,以及挚友梁耀南教授、黃詩涵小姐,盡心盡力地校對、排版、出書。最後盼望讀者分享我們的心得報告,讓我們一起來共同建構優質的語言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