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獅文選序
引領青年讀者向文化最熱情並具精彩之強烈力量的「關鍵年代」致敬
聽到《雄獅美術》想要收集我過去發表的一些文字，集結成《臺灣關鍵年代的文化省思與藝術評論》一書，本來第一個反應是遲疑。遲疑的理由也很簡單：事過境遷。這些短文撰寫的時間距今已久，而且絕大多數都有當時的現實動機，過了這麼久，還有重印、閱讀的價值嗎？老實說，我個人一點把握也沒有。
這些文章大部分發表在《雄獅美術》與《當代》雜誌上，皆為我當年甚為認同的文化、藝術性刊物。然而，我能夠投入這兩份雜誌的寫作時間有限，原因有二：一是我的正職是從事當時臺灣正在起步的藝術史研究，成日泡在圖書館裡找資料，來撰寫有關中國藝術的歷史，大部分是古代的；另外，更根本的是我本人實在缺乏文采，寫作的速度又慢，一篇三千字的短文常要花上三、四天的時間，實在不適合作一個「專業」的作家。今日回顧起那些日子裡寫就的這些文章，竟然為數亦不在少，而且都對當時現實事物有所針對。內容或許不那麼精彩，但皆為有感而發，至少反映了當年年輕時的心境。雖然時過境遷，但自己讀來卻不能不有些感觸。
即使如此，個人的懷舊情感也不應成為浪費社會資源的藉口。對此，雄獅的執行主編黃長春女士向我解惑，以為文章中的一些看法今日仍可對青年一代讀者有些意義。我當然不希望長春只是在安慰一個落寞的作者。不過，她確實提醒我憶起寫作這些文章的那些年代，在臺灣的現代史中，真有一些值得紀念的地方。她稱之為「關鍵年代」。這後來便作了本書的標題。
「關鍵年代」之所以讓我對這個文集別有期待，正是因為那些臺灣正在經歷轉型（一般皆以「解嚴」名之）的日子裡，凝聚了文化最熱情而精彩的強烈力量，向現實文化中一切不理想之處，要求改變！撰寫那些短文的筆者本人，只不過是這個凝聚力量中的一員而已。如果這本文集會具有一些價值，那便是領著現在的青年讀者向那個「關鍵年代」致敬。
「關鍵年代」的另個突出點在於媒體對文化變革責任的承擔。說起來很諷刺，這完全與當今媒體的經營之道，大異其趣。文章所出的《當代》與《雄獅美術》兩本刊物都是私人創辦的月刊，性質不同，但皆以臺灣文化／藝術之新發展為己任。然而此種無視利潤的心態終於要回過頭來決定雜誌的生死命運。《雄獅美術》停刊於一九九六年，《當代》也在二〇〇八年畫下休止符（後來短暫復刊），僅為關心臺灣文化藝術的讀者留下些許遺憾。兩者中《當代》創刊於一九八六年，正是本書所謂「關鍵年代」的時候。《雄獅美術》之創刊更早，那是一九七一年，屬於臺灣「困而求知」的艱難時期，政治上的戒嚴與白色恐怖氛圍，壓制了文化藝術界對國際資訊的渴望，以及臺灣未來的想像。這份藝術刊物在此際之創辦，不得不讓人嘆服當時主持人與編輯們的勇氣與熱情。至八〇年代中期以後，《雄獅美術》所面對的局面又大為不同；各種社會力量由各方向興起，藝術界所關心的議題亦大大地擴張，似乎充分意識到藝術之興衰實無法與其他文化機制乾淨切割。這也是雄獅當時以新時代使命自負的一面。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們邀我以較積極的方式參與《雄獅美術》的工作。
我首度與《雄獅美術》互動是在一九八四年，為他們月刊編輯一系列的《中國古代繪畫名品》的撰寫。這個專輯系列後來也集結成書，出版在一九八五年，沒想到一轉眼就過了三十多年。《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基本上算是我學術專業之延伸，主要希望針對那些「名品」的既有研究成果介紹給一般讀者（及方要入門的青年學生）。後來《雄獅美術》還大膽地邀請我這個臺灣藝壇的「局外人」參預一些社方「新人獎」、「創作獎」之類的評選工作，讓我得到機會具體涉入當時臺灣藝壇的發展實務，並與其他評審委員共同討論我們對未來的一些期待。這些工作展現了社方對臺灣藝術未來的「捨我其誰」之承擔，這在月刊停刊之後，也自臺灣藝壇消失。各種官方所辦獎項雖仍存在，但總不敵「貶值」的宿命，更加突顯了雄獅設獎的歷史意義。
文集中還收了一些對當時相關文化機制的評論。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感受最深的事情有兩類，一是所謂臺灣進入「美術館時代」後的病徵，再者是社會各界普遍對文化傳統的漠視。對於前者，我的批評重點在於美術館的表面建制之外，實質運作上卻缺乏專業的講究，大大小小的展覽（包括眾人注目的羅浮宮特展在內）其實看不到策展專業的企圖心。這個毛病迄今仍然未改，多的僅是訴諸行銷／數位新科技之噱頭而已。後者的弊病更可怕。古蹟維護的工作總是一再地為經濟利益考量所逼而作了犧牲。例如十三行遺址或師範大學圖書館拆除事件，那只是少數幾個案例。如果有人辯解那些僅是偶發事件，然而，時至今日，偶發似乎已成常態，這怎不讓人感嘆。
文集中第二個部分屬於針對藝術家作品而作的個人評論。我個人迄今仍然深信：藝術史研究無法，且毋需與評論完全切割，雖然這是性質所有不同的志業。藝評之難在於人情干擾。我自認在從事藝評工作時，可以完全解脫人情顧忌，因為只選擇那些我認為「值得」討論的對象，主動權完全在我，自由得很。但此自由自主的選擇則反而給我本人認識一些藝術家人格與行事的難得機會，那是研究古代藝術史時絕不可得的。想當年《當代》雜誌創刊號推出時，我就提供了第一篇專論余承堯山水畫的評論〈鐵甲與石齒的幻生〉，與當時封面人物法國思想家傅柯共襄盛舉。如今，余老已經作古二十餘年，我則無時不在感念當時得以親炙其人的榮幸。
因為余承堯在一九八六年的臺灣畫壇還只是個邊緣人物，其技法、風格根本不受主流認可，《當代》文章一出，據說畫壇頗不以為然。儘管如此，《當代》編輯卻仍然支持我的藝評工作，這不得不在此向他們表達最高的謝意與敬意。如果缺少了有見識媒體的鼎力相助，光憑作者一人，那能成事？
我所寫過的藝評不多，這意謂著還有許多藝術家尚來不及認識，此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不過，在我有幸認識的諸家之中，有些竟然英年早逝，例如萬青力和司徒強，則更是令人深感惋惜。我對他倆藝術的評論，都嫌太短、太片面，完全不能幫讀者總結他們的了不起成績。時過境遷，這事果然不容補救。
這種遺憾，大概是在出版此種回顧性文集時最令人感傷的部分。
石守謙序於南港新桃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