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自古以來藏書事業發達，發展到宋代，已經基本形成官府藏書、書院藏書、私人藏書、寺廟藏書4大體系。一直到19世紀末以前，中國沒有「圖書館」乙詞，也沒有以「圖書館」命名的藏書機構。古代的藏書樓重典藏，輕公眾利用。迄1897年（光緒23）刑部主事張元濟等人，為培育維新人才，在北京創辦學習西學的「通藝學堂」。訂有《通藝學堂章程》（全61條），在第3條規定「學堂所宜設立以資講習者」凡9，其中有「圖書館」乙項，並訂《圖書館章程》（全12條）。這是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圖書館」這個名詞。惜「百日維新」失敗，張氏被革職永不敘用，學堂也被迫停辦。1901年（光緒27）清政府推動「預備立憲」，積極改革。1904年（光緒30）張之洞、張百熙、榮慶《奏遵旨重定學堂章程妥籌辦法摺（大學堂附通儒院）》，在〈屋場圖書器具章第四〉第4節「大學堂應附屬圖書館一所，廣羅中外古今各種圖書，以資考證。」這是首次在中國官方文件使用「圖書館」乙詞。1905年（光緒31）學部設立。
1909年（宣統元）學部〈奏分年籌備事宜摺〉，在預備立憲的前3年內，計畫完成京師圖書館和各省圖書館的設立，一時地方督撫紛紛開始奏設圖書館，形成了一場由上而下的公共圖書館運動。同年學部奏擬《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全20條），以「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以廣徵博采，供人瀏覽為宗旨。」（第1條）「京師及各外省圖書館均須刊刻觀書券，以便稽察。凡入館觀書非持有券據，不得闌入。」可稱門禁森嚴。「圖書館收藏圖籍，分為兩類：一為保存之類，一為觀覽之類。」（第7條）「凡內府秘籍，海內孤本，宋元舊槧，精鈔之本，皆在應保存之類。保存類圖書，別藏一室，由館每月擇定時期，另備券據，以便學人展視。」（第8條）「凡中國官私通行圖書，海外各國圖書，皆為觀覽之類。觀覽類圖書，任人領取繙閱，惟不得汙損、剪裁及攜出館外。」（第9條）從中國第一次圖書館立法法條來看，雖是已從藏書樓進步到圖書館，但是對近代圖書館缺乏認識，仍因循舊制，中國傳統的藏書樓觀念，仍深入人心，重視保存類圖書，仍崇尚經史子集珍本古籍。民國鼎革以後，官府藏書和私人藏書逐漸流入國立及省立圖書館所藏。
沈祖榮以1921年的圖書館調查結果，提到當時圖書館的流弊之一，在館藏方面「不注重現實及環境所合用之書，欲研究一種有系統的學術，無書可觀，窮年累月，不知所從。動稱古書最有價值，不加分析，籠統視為國粹。圖書館流弊，將如何改良，以為書籍宜選擇精當。」1923年他在〈提倡改良中國圖書館之管見〉乙文，提到圖書館錯亂情形之一，「萬軸牙簽，多非實用之書籍」。當時有識之士積極倡導和參加「新圖書館運動」，以學習西方圖書館理念及經營管理方法，改革和發展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這種圖書館新圖書蒐藏觀念，由典籍保存趨於實用，導致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第一次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圖書館所建立的館藏不再侷限珍本、孤本、善本等，而是要以讀者的需求為主，蒐集各類資料，講求實用性。這項導致圖書館館藏發展的改革歷程與蛻變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的是史學界史料學派興，重視史料的發掘與整理，認為史料即史學。
本書撰有〈善本特藏的蒐藏：史料整理和書厄〉乙篇，首述1919年以還，中國開始了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的運動。胡適於1923年，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揭示了「整理國故」的意義。他認為整理就是「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然後用「明白曉暢的文字報告出來，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1921年1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先行成立國學門。國學門的設立是為研究國故，而其研究的重點首在整理。1928年大學院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提出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認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陳寅恪在給傅斯年的信也談道：「蓋歷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最為重要。」
其次敘述中研院史語所兩大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工作。1928年起在河南安陽殷墟進行科學的發掘，獲得無數有字甲骨資料，經整理和研究，以地下出土史料證明了商朝的歷史，保持了中國文明古國的地位。1929年購置內閣大庫部分明清檔案，並開始整理，俾作為此後《明史》改修，「清史」編纂第一種有價值的材料。史語所以此編印了《史料叢書》，並校勘《明實錄》的脫漏訛誤。
1927年顧頡剛應中山大學的要求，為圖書館去江浙一帶採購圖書。顧頡剛以為「我們要以新觀點所支配的材料搜集，成就研究本國各問題的科學化，既以助成新材料的基礎建設，並使我們的圖書館成為一個有生命的圖書館。」於是擬訂了《國立廣州中山大學購求圖書計畫書》。他破除以往經史子集為書籍全部的看法，提到「我們購書的宗旨，只是搜集材料」，計畫要蒐集16類圖書資料，如下﹕1.經史子集及叢書；2.檔案；3.地方志；4.家族志；5.社會事件的記載；6.個人生活的記載；7.帳簿；8.中國漢族以外各民族的文籍；9.基督教會出版的書籍及譯本書；10.宗教及迷信書；11.民衆文學書；12.舊藝術書；13.教育書；14.古存簡籍；15.著述稿本；16.實物的圖像。顧氏要把圖書館變成「供給許多材料來解決現代發生的各種問題的」機構。並此次購書因經費所限，認為應優先購置﹕現在急需的書，現在即可下手研究的材料，現在雖不能下手研究，但恐其失去，應即行購買的材料。圖書館館長杜定友，推崇該計劃書，認為所「擬的16大類，已經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盡，更不容有所添減」，乃出版了該計畫書，納入《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叢書第2種》﹙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研究會，1927﹚並寫了一篇〈跋〉，稱：刊行本書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為購書根據；而且希望這本小書能夠在中國圖書館學上發生重大影響，以助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國圖成立之初，處學界對於新史料的蒐集、發掘與整理的需求，面臨自19世紀中葉以來傳統的經史子集珍貴古籍，屢遭戰爭而燬損、散失，甚至被搶劫至國外，中華文化遭到浩劫。如北京城官府藏書部分，先後發生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之役；江浙私人藏書部分，先後受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役、日本侵略戰爭導致中國的全面抗戰等戰事，都使中華文物損失慘重。
圖書蒐集的對象由古籍善本擴大到各種研究所需資料。這個範式轉移主要是圖書館員館藏與文化使命觀念的改進，它的發展是緩進的。國圖因為國難當頭，經費困難。因日本侵略戰事，江南私人藏書大家藏書散出，鄭振鐸《求書日錄》說：「『八一三』事變以後，江南藏書家多有燼於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贍救其家屬。」國圖遂盡全力購藏，以免流失海外。
本書撰〈善本特藏的蒐藏（一）搶購〉和〈善本特藏的蒐藏（二）接收和代管〉兩章，分別敘述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搶購江南藏書家藏書的經過及抗戰勝利後接收和代管善本的情事。〈搶購〉章即敘述1940年全面抗戰正酣之際，江南淪陷區藏書家，為生活計，所藏珍本古籍，紛紛求售，許多珍貴文物都流入上海書肆，日本、偽滿、美國都派人挾款大量採購。國圖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自1940年年初至1941年年底分別在滬港兩地進行搶購。這是國圖最大規模，也是最富意義的蒐購行動。結果，適時購得江南主要大藏書家散出的善本古籍和普通本線裝書，數量及質量驚人，可比美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珍藏，成績可觀。惜因戰事，該批部分善本運抵香港，為避戰火波及，待轉運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時，反被日本掠奪。幸抗戰勝利，自東京帝國圖書館追回，歸還國圖。這批於抗戰期間，在淪陷區多方蒐集的古籍善本，奠定了今日館藏善本古籍的基礎。
〈接收和代管〉章，敘述抗戰勝利，1946年起國圖開始接收敵偽文化機構圖書，其中以接收汪偽陳羣在蘇州、上海所設圖書館中的善本書為最多。國圖遷臺後，購書經費有限，新增善本以接受公私移贈為主。另外還有奉命代管，如國立東北大學運臺善本圖書及北圖運臺內閣大庫輿圖、自美運回北圖所藏善本。當以後者代管北圖善本及內閣大庫輿圖，最為重要，惟1985年由國圖改交故宮代管。
經史子集善本書亦屬史料，為求利用，自須蒐集和整理。附載「中國大陸古籍整理」乙節，記大陸地區圖書館和出版社對中華古籍的維護及促進海外中華古籍的回歸。
1980年發生了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第二次範式轉移，即館藏整理作業方法改革，係因應電腦和網路通信科技的進步而產生。本書撰〈館藏整理自動化〉和〈館藏整理數位化〉兩章，敘述1980年國圖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合作組織「全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研訂並實施「全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計畫」，啓動了我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是臺灣圖館事業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由於國家經濟的起飛，教育蓬勃發展，國民教育程度的提升，國圖推動中文圖書自動化作業及典藏數位化、傳播網路化，循計畫逐步由人工而自動化，進而數位化，由國圖瞬間推向全國並尋求國際化。
2004年王振鵠館長回顧發展中文圖書自動化作業自動化，曾寫到「全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計畫」，確實擬訂得非常及時，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在國圖編目組、採訪組、閱覽組和電腦室的同人齊心努力，再加上圖書館學會和各圖書館的支持合作下，這些計畫都能一一實現。可以說已經達到全面自動化作業的要求。」這使得我國圖書館作業，全面由傳統圖書館服務邁向自動化，為日後圖書館複合式、數位化服務奠定永固的基礎，也為國內外圖書館間開創館際合作和資源共享的契機，帶來我國圖書館完全嶄新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