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黃彰輝（1953年在日内瓦，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
「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李登輝前總統
「有他（黃彰輝牧師）這一位上司兼好友，我感到無上光榮。他是位偉人。」—圖屠大主教（Rev. Desmond Tutu，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龔自珍（1792-1841），《古史鉤沉論》
許多年輕的台灣人，不知道台灣出了一位國際上鼎鼎大名的神學家與教育家黃彰輝（1914-1988）牧師。他出生於日治時代的彰化，年輕時留學日本東京及英國劍橋，回國後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十六年（1949-1965），培育許多教會及社會人才。隨後，他應邀前往倫敦主持「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神學教育基金會（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TEF）十多年（1965-1979）。擔任主任的他，帶領四位副主任〔包括南非的圖屠（Rev. Desmond Tutu）〕，共同在世界各地推動基督教神學教育，對國際神學教育作出重大貢獻。
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黃彰輝關注世俗人類社會之公平正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台灣的「反共抗俄」時代，他關心台灣人民的困境，於1953年在日內瓦WCC委員會議上，最早說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這句名言，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十一年後的1964年，他的後輩友人及同志彭明敏教授跟進，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黃彰輝是台灣人權運動的先鋒。誠如張瑞雄牧師所言，他是「台灣人的先覺」，許多本土人士敬仰他。宋泉盛博士尊稱他是「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的導師」。而筆者則強調：黃彰輝是「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也是「台灣母語文化的捍衛者」。
今日大多數年輕的台灣人，只會說外來的北京話當「國語」，不會說台灣人的母語，包括福佬、客家，以及原住民的各種語言。這是很可惜的事。他╱她們對自己的母語文化很生疏，也因此對台灣本土的某些重要歷史人物與事物不熟悉。
這樣怪異的現象是誰造成？如何造成？為什麼母語那麼重要？
人用語言來思考，來表達思想與感情。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獨特的文法、音韻，與智慧；都有它獨特的詞語，含有獨特細膩的情感、思維、價值，與世界觀，不是其他語言所能取代。翻譯成其他語言不可能完全精準。許多細膩的情感只能用音韻（cadence） 來意會，不能用文字來傳達，這就是每一種語言之所以獨特奧妙之所在。譬如：台灣本土的台灣福佬話「布袋戲」（Po te hi）或「歌仔戲」（Kua
a hi），假如用「國語」來演，那麼就變了調，完全失去了本土的情調！不懂母語的年輕人，就無法分享爸爸媽媽、阿公阿嬤的心思、感覺，與樂趣。 這是世代之間感情疏離隔閡，以及文化智慧傳承斷裂的一例。
目前世界上僅存的六千種語言，是人類共同的、寶貴的文化遺產，必須珍惜保護。語言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工具，而且含有思想與情感，而思想與情感來自同一族群共同的生活經驗。每一族群以其母語來傳承其歷史文化。母語的消失，即是該族群歷史文化記憶之消逝。失去記憶的族群就是失去了靈魂，該族群就名存實亡。
總之，黃彰輝認為，「母語是每一個人所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說母語跟呼吸一樣，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容被侵犯。說母語是每個人不可被剝奪的基本人權。全世界每一個族群的母語都必須被尊重與珍惜。
可是，近一百多年間，台灣的外來殖民統治者打壓本土台灣人各族群的母語（包括閩南福佬話、客語、原住民各族語言），以期控制人民的思想、操控人民的文化與政治認同。殖民政權獨尊外來統治者的語言當作「國語」，以便掌控歷史的解釋權––掌權者獨斷決定是非、善惡標準，以自我合理化其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成者王侯，敗者賊。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寫道：「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殖民統治者壟斷「真理」，意圖掌控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台灣歷史上諸多外來的統治政權當中，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殖民統治政權造成最大的文化衝擊。在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代（1895-1945），統治者獨尊日語作「國語」（kokugo），打壓台灣人的母語。黃彰輝（1914-1988）在當時出生、成長、受教育。他就讀頂尖的東京帝國大學，精通日語當「國語」，但他對殖民統治者歧視台灣人、打壓台灣母語，深惡痛絕。小時候他跟日本小孩打架；成長以後，大學剛畢業，他跟中學將畢業的弟弟說台語，被日本教官聽到，致使弟弟被怒罵與罰跪，這羞辱令他畢生難忘。所幸，1945年日本人戰敗離台時，台灣母語文化不但沒被消滅，還吸取許多日本文化的新養分。
然而，自從1945年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它比日本統治者更嚴厲。它執政長達六十三年（1945-2000；2008-2016），掌控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1949-1987）以及之後的執政時期，國民黨掌控龐大的國家機器與資源，強制推行「黨國思想教育」的中國史觀，獨尊中國的北京話作「國語」，歧視打壓台灣人的母語。導致今日台灣人各族群的母語文化傳統、奄奄一息，急待搶救。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傑作」！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清末中國學者龔自珍（1792-1841）的這句話，是對歷史與時勢尖銳的觀察。中國國民黨打壓台灣人的母語，以及中國共產黨打壓圖博人和維吾爾人的母語，都企圖殲滅各族群的獨特歷史文化、強迫他們臣服於中國黨國極權統治之下。
外來的殖民統治者，最忌諱人民用自己的語言來獨立思考、來表達認同本土的感情；統治者最忌諱有自由思想的人民、有批判性的社會、政治意識，足以判斷是非、真偽。哈佛大學神學教授 貝爾納．洛內甘（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有一句名言：「當一隻動物沒事做，牠就睡覺；當一個人沒事做，他可能就提出問題來質問。」這乃是人跟其他動物不同之所在。
黃彰輝的一生，橫跨兩個外來的殖民統治時代，見證日本人以及中國人統治下台灣重大的歷史變遷與延續。
本書旨在探討三個面相：
第一、黃彰輝的宗教與政治思想如何形成？這可從他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接受教育、留學東京與劍橋，以及生活經驗中，加以探討。在他的人生經驗中，有許多事件與海內外人物、學者、神學家，影響他對人生、宗教、政治與世界的看法。
第二、黃彰輝如何以行動表現他的思想與理念？他從事宗教、社會、政治與教育活動，重建、強化台南神學院，提倡母語文化，參與創立台灣第一所基督教（東海）大學，倡導「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主持普世教會協會「神學教育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神學教育。回顧黃彰輝一生走過的道路，有助於我們瞭解二十世紀台灣歷史的演變。
第三、緬懷黃彰輝的貢獻。他提出神學的「在地化」（indigenization
）與「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或譯為「情境化」、「實況化」），對世界各地基督教神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他的神學思想催生台灣鄉土神學的發展，在國民黨政權獨尊「國語」、打壓台灣母語的時代，黃院長主持下的台南神學院，堅持以台語與英語教學，而成為台灣母語文化的堡壘，一直保持到今日。這在母語快速流失的台灣，是非常寶貴的貢獻。
眾所皆知，1970年代，黃彰輝在海外號召同志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而響應他的學生及後輩在台灣發動的人權運動，對台灣的自由民主化作出重大的貢獻。
黃彰輝雖然在1988年去世，但他的思想持續影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及一般社會，包括台灣各神學院師生踴躍參與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催促政治社會的轉型正義。
李登輝前總統在〈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一文裡寫道：「我們懷念黃彰輝博士，因為他提醒我們深切反省神賦予世人自決權的原始目的，……包括了要求我們去作一個友愛、有道德使命，並愛護真理的人。」
總之，自決大師黃彰輝在台灣史上扮演多方面重要的領導角色，但是卻有許多台灣的年輕人不清楚。台灣的教會歷史研究者跟本土歷史學界，甚少對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雖然是少數宗教團體，但它對於引進現代醫學、教育、科學知識，推動本土文化，以及政治自由民主化，都作出極大的貢獻；而且教會歷史的研究，也有相當可觀的成果。但是，問題在於沒把它融入一般台灣史的故事裡，好像教會史與台灣史互不相關。
黃彰輝生前多次強調基督教會要摒棄「自我隔離的心態」（ghetto mentality）、要融入本地社會。早在半個世紀之前（1965年），他就尖銳地指出台灣神學教育之缺失即是「太內向」（too
introverted），至今竟猶然。我們祈望諸位教會歷史學者要趕快跟台灣歷史學家進行對話與合作，將基督教會歷史融入台灣通史的教科書裡，讓台灣的年輕人認識台灣的歷史—沒有被外來統治者扭曲的「台灣人的台灣史」。
筆者不是基督徒，只是一個關心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工作者，試圖從世俗的觀點來論述一位傑出的台灣人神學家、教育家黃彰輝的故事。有別於張瑞雄牧師的傳記佳作《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拙著嘗試以非教徒的俗世視角切入，著重探討黃彰輝的思想與活動，以及其時代的政治社會情景。
台灣是一個有多元族群、母語文化、宗教信仰，自由開放的海島國家。不論何時從何地來台，凡是認同台灣為家鄉、為唯一最優先的祖國的人，都是台灣人。願大家共同來關懷台灣的土地與人民，共同書寫「台灣人的台灣史」—藉以促進「台灣公民國家意識」（Taiwanese civic national
consciousness）以及「多元母語文化之本土意識」。台灣歷史不是孤立發展，而是一直與世界各地相連接。台灣歷史教育的「轉型正義」之道，在於以台灣為主體，推行教育「本土化」（indigenization）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定根本土，放眼全世界，擁抱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這也是畢生從事神學與教育工作的黃彰輝博士對台灣的祈望。
許多學術著作，喜歡用艱難的術語（jargon）和數據
，來表示「科學、客觀、中立」，試圖掩蓋作者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但筆者認為嚴肅的論述著作，可用白話直說，誠實地表示作者的立場，也可引用相關的軼事（anecdotes）細節，以例證論述重點。拙著試圖盡量避免學術術語，但仍須兼顧學術性與通俗可讀性—輕鬆地用白話俗語直說，但力求每句話都有憑據。所以，筆者必須謹慎推敲每一個字句。
這麼說，也可當作思索遲鈍、略遜文采、寫四年多才完稿的藉口吧。相信書中仍有許多缺失，就等待明眼的讀者來指正了。
「本土化」與「全球化」（或稱「世界化」、「普世化」）相輔相成。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也是本書的一個主題。下面例舉美國「本土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的一則小故事來說明：
馬克．吐溫小時候，家裡雇用一個名叫山迪（Sandy）的黑奴小男孩。山迪來自馬里蘭州（Maryland）東海岸。他從小就被強行帶離家人與親朋好友，被賣到半個美洲之遙的中南部地方。他是一個活潑、無辜、善良，但無比吵鬧的小孩。「他整天都不斷地在唱歌、吹口哨、呼叫、吶喊、大笑……令人聽來生氣、潰敗、受不了！」終於，有一天，小馬克．吐溫忍不住生氣了，憤憤地跑去告訴母親說：「山迪已經持續唱歌唱了整整一個小時，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可否請母親去叫他閉嘴？」
這時候，只看到母親紅了眼，兩行淚水直流，雙唇發抖地說：「這可憐的小孩，當他唱歌時，就是他不在記憶的時候；這令我放心。但當他安靜時，我怕他會思考，這令我難過。他永遠無法再見到他的媽媽了！假如他能唱歌，我不能阻止他，只能心存感激。如果你年紀大些，就會懂得我的意思。那麼，這個失親小孩的聲音，就會讓你感到愉快了。」
小馬克．吐溫瞭解了。從此以後，山迪的聲音不再令他厭煩。
馬克．吐溫敘述這令人感動的小故事，是最「本土的」，也是最「普世的」。無論讀者是什麼人種、國籍，或宗教信仰，都會感動流淚！
馬克．吐溫的名著《頑童歷險記》（Huckleberry Finn, 1884）對19世紀中葉、美國南部奴隸社會之生活紀實，是最「本土的」；而他對人性的細膩觀察、真切描述，也是最「普世的」，因為不同地方、族群、國籍、宗教的人，都有共同的人性 、人道（common humanity）。馬克．吐溫屬於美國，也屬於全世界。
本書的主人翁黃彰輝是捍衛「本土母語文化」的台灣人，也是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他屬於台灣，也屬於全世界。台灣、日本、加拿大的學術機構都頒授給他榮譽神學博士學位（Honorary Doctor of Divinity）。
蔡榮芳 於紐約
2019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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