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序李登輝訪日秘辛
謝長廷(台灣駐日大使.前民進黨主席.前高雄市市長.前行政院院長)
王輝生醫師是一位俠骨柔情的仁醫,富正義感和同情心,尤對台灣故鄉的愛心更是濃厚。他在京都琵琶湖畔行醫,近年來日旅遊國人漸多,生病受傷的事故也不少,有些急迫或下班時間的狀況,台灣駐大阪辦事處都麻煩他協助,王醫師都全力以赴幫忙,除了簡單可以處理的狀況之外也熱心轉介其他醫療單位請求協助,可說是大家非常尊敬和依賴的台灣醫師。
就我所知,因為駐大阪辦事處轄區廣闊,他還曾遠赴各地,主動解決台人急難救助的問題。此外,他對台灣的政治關心,熱愛民主、鄉土,及人權。我二○○七年為了參選總統,想到京都大學演講,由於京大比較保守,要在校園演講實不容易,後來透過王醫師的積極奔走,終於在京大醫學部校區內的芝蘭會館順利演講,那段期間,他亦陪同我拜訪昔日的老師、以及一位在琵琶湖畔養病的同學。王醫師的熱忱跟友誼,深深讓我感動。之後多次來往,發現王醫師的文字造詣相當高深,對古漢學文字、詩詞的運用更是出神入化。我因家學受過漢醫薰陶,有一次向他提及此事,他很熱心將其研習過的心得備忘錄送給我,發現他對漢醫的體會非常深入,見解也獨到。另外有一次見面,在明智光秀的墓旁散步參觀,我倆對上頭的碑文有不同見解,事後他傳訊息告訴我說很欽佩我,說他是誤會了碑文的意思,像王醫師這樣身分的人,很少願意這樣謙虛接受别人見解的。
台日間因為沒有正式邦交,也欠缺彼此交流的法律基礎,稍微敏感的事情都會顧慮中國的態度,所以台灣前總統這樣的身分要到日本來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二○一五年李前總統可以來日本,尤其是在國會演講,更需要突破很多困難和禁忌。其幕後的辛勞跟曲折,外界難以知道。這本書編輯期間,產經新聞也正在連載李登輝秘錄,就李前總統來日的內幕似乎沒有描述得那麼深刻。這一次王醫師這本《李登輝訪日秘聞》正好補足這部分,讓這個空白沒有留下遺憾。
這本書,因為李前總統的身分,他到日本訪問是一個台日之間重要的大事,也是兩國交流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所以這個秘辛不單是他個人的紀錄,也是台日歷史上的重要一頁。很高興能為這本書寫幾個字推薦,也表示我對王輝生醫師的欽佩。
台灣心
邱垂亮(台灣在澳協會會長.前僑務委員.前總統府國策顧問.前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好友王輝生(大田一博)醫師,京都大學醫學博士,和也是醫生的夫人(大田貴美子)在京都附近琵琶湖旁行醫近三十年,熱心除病救人,仁醫也。我被他看過病,性命保證。
我是政治學者,對他醫學的成就無從瞭解,無法評論。和他深交,與醫學無關。我寫政治評論近六十載,為人狂妄,自認彭明敏教授外,文不輸他人。但近年讀輝生文章,對他古今文學之博覽、深刻理解,文字、尤其是古文之精通、掌握、運作,嘆為觀止,五體投地。
我大學讀外文,之後去美國讀政治,很少讀中國古書。讀輝生文章,感覺可比司馬遷、歐陽修。不過,我喜歡他的文章,不是因為他的文字古典優雅,而是他文章蘊含的台灣心。
我們兩個番薯仔,他流浪日本四十年,我流浪澳洲近五十年,我們人在海外,心在台灣,同病相憐。一生關懷的就是寶島台灣的獨立生存、民主自由。我們當然不能、不敢比前總統李登輝、前資政彭明敏、民主戰士黃信介、林義雄、鄭南榕等,但我們在旁搖旗吶喊,盡力為台灣的民主獨立,幫小忙,做小事,卻也做出一些微薄貢獻。
不過,我的台灣心比不上王輝生的。我死後會把骨灰撒在澳洲的大海上,他卻愈老台灣心愈重,身在美麗的琵琶湖,心卻在魚池鄉的日月潭。他已買好骨灰塔位,死後灰歸魚池。
為台灣,輝生做過一件大事,就是本書記載的,為李前總統突破日本政治禁忌、以京大校友名義發起「贊同李前總統訪問日本及母校京大」的連署運動, 促成了李前總統卸任後訪日,讓「滿身洋溢著武士道俠義精神的『台灣の李登輝』從此根深柢固地深植於日本人的心目中」。
讀這本書可以深切感覺到輝生那顆熾熱的台灣心、台灣情。李前總統突破日本「中國情結」(怕中國)的政治正確,訪問京都母校,雖不是典範移動的政治大事,不一定留名青史,但絕對是台灣與日本人民感情交流的珍貴故事。輝生是故事的始作俑者,從頭到尾參與其事,知道故事的來龍去脈。他嘗盡甜酸苦辣、吃盡苦頭,卻也看到圓滿結局的歷史驚豔意義,興高采烈、與有榮焉。由他現身說法,典雅文字細說故事,讀來特別生動,意味盈然。
輝生留日四十年,非常清楚日本歷史文化、人情世故。他書中論述日本政治的現實無情、人民的有情有義、有血有淚,讓讀者深入瞭解台日關係。他深刻分析、說明李前總統的台灣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並養兼蓄的人文特質,備受日本人民愛戴、敬仰,因而造成李登輝旋風,非常值得讀者品味、深思。
台灣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之外,加上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民主信念的深刻修為,輝生稱李前總統為「哲人政治家」,政治學的用語是「philosopher-king」(哲王)。台灣人喜歡叫李前總統「阿輝伯」,我喜歡叫阿輝伯台灣的「Mr. Democracy(民主先生)」(《時代雜誌》)。
輝生描述李前總統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入京都拜訪九十八歲高齡的恩師柏祐賢教授,是本書重心。故事有諜對諜的精采細節,有趣,有意思,卻也說出台日關係的政治困惑、民心所在。歷經大戰,亂世滄桑,師生離別六十一年後再會,其歡喜卻也哀傷的情景,動人心弦。二○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柏教授病逝。李前總統無法出席恩師葬禮,去信悼念,回憶二○○四年會面時,老師邊笑邊說的話:「歷經百年,師徒仍是師徒,可是這位已經是聞名天下的『天下人』了。」李前總統說,「如果,當時沒有柏老師偉大無私的教誨,我相信就沒有現在的李登輝了。」
二○○五年一月二日,訪問老師後,李前總統去清水寺司馬遼太郎墳前獻花,一樣充滿戲劇性,但有點「台灣人的悲哀」、歹戲拖棚的無奈感。
十年後,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李前總統再突破政治禁忌,不僅進入東京,還進入國會,在日本權力中心的永田町,向國會議員發表「台灣的典範轉移」演講,以深厚理論分析台灣人的認同、中國政治特性和台灣的自由民主成就。這絕對可以和他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Olin
Lecture)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兩相輝映,彰顯了李前總統台灣民主先生的哲學思想深厚修養。
對我來講,最感動的當然是全書透露的濃厚的愛台心思、心切。輝生呼籲台灣同鄉、日本朋友連署支持李前總統訪問京大,每篇發言、書信,都苦口婆心,要說服大家看清台灣自由民主的難能可貴,看透專制中國對民主台灣的致命威脅。他千辛萬苦邀請李前總統訪問京都,就是要為台灣發聲,要日本和台灣站在一起抗拒中國侵略。
他說的話、做的事,有道理,有意義,才會說服PHP綜合研究所的江口克彥社長、椎名素夫參議員等有力人士,大力支持他自稱的唐吉訶德「憨人」行動,讓他愚公移山地完成了本來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
如是mission impossible,值得一記。My old friend, Dr Ota, well done(做得好)! Well written(寫得好)!
二〇一九耶聖誕節前寫於澳洲布里斯本河邊寒舍
作者序
我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通過留學考試後,離開戒嚴時期的台灣,開啟了四十年一覺東洋夢的序幕,由於初離國門,想到縈懷腦際的不解之謎即將揭曉,難掩興奮之情。長年以來在學校被灌輸的是對日本的負面教育,然而,在家庭或父執輩們對日本充滿正面情懷及肯定氣氛的薰陶下,使我徘徊歧路而不得其解,今眼見為憑,是為了一探「究竟日本是怎麼樣的國家」,飄洋過海,是為了掙脫白色恐怖的精神桎梏,因此,負笈東瀛、就讀學風自由的京都大學,成為開啟我第二人生的首選之地。
隔年一九七九年台灣發生一連串的大事件,從台美斷交到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等等天翻地覆的壞消息接踵而來,母國台灣一時風雨飄搖、人心惶惶,而浪跡天涯的海外遊子更是徬徨無著。但當時的日本媒體鮮少報導台灣,島內事件更少著墨,來自台灣免費供應的海外版《中央日報》,及自費訂閱的海外版《聯合報》,非但不能幫我瞭解事實真相,反而治絲益棼,所以我又從香港訂閱《七十年代》雜誌及海外一些客觀中立的報章,總算多少填補了我對自己祖國盤根錯節之政治生態的無知及不足。
一九八八年順利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在京都大學十四年繁忙的研究生涯及吃力的勤務醫臨床工作,使我無暇也無力劍及履及地介入關懷台灣的具體行動。
一九九二年離開京都大學,選擇在酷似故鄉日月潭的京都近郊琵琶湖畔,與小兒科醫的內人(一九七九年台大醫科畢業)攜手開業。在自己的小天地裡,候診室中懸掛著一幅二公尺長,從衛星透視的台灣影像地圖,昭告病人這家醫院的主人來自台灣,也隨時自我提醒,毋忘出生之地。由於我在台灣所受到的黨國制式教育,與家庭教育或來自耆老們對於日本的評價大相逕庭,甚或兩極化。所以,我留日的初衷之一,就是為了親自探討「究竟日本是怎麼樣的國家」,當此一課題找到了滿意的答案後,很快地,我就水乳交融般,與日本社會融為一體。
二○○○年,京大前輩的李前總統在缷任總統公職後,一心想重遊舊地,赴日訪問,由於當時台灣人赴日必須事先取得日方的簽證,方能成行,但日本政府基於政治因素,百般阻擾、拒發簽證,身為在日台灣人,不免義憤填膺,就以京大校友的名義發起「贊同李前總統訪問日本及母校京大」的連署運動,短短三個月內共有一萬五千多人包括八十八名京大教授響應,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本庶佑教授(時任醫學部部長)更是率先簽署,日本媒體及輿論譁然,因而促成了李前總統卸任後首次訪日的臨門一腳。但,當連署運動的成果經媒體公布後的隔天,上任才剛滿一年的森喜朗總理竟然宣布下台,誠感意外並深覺遺憾。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我的穿梭安排下,排除萬難於除夕日大雪紛飛中,促成李前總統親訪臥病在床、九十八歲高齡的京大恩師,睽違一甲子的耋耄師生會,賺人眼淚。大年初二,又冒雪親臨日本大文豪司馬遼太郎的墳前獻花弔祭,透過電視的實況轉播擄獲了萬萬千千的日本人心,這位渾身洋溢著武士道俠義精神的「台灣の李登輝」,從此根深柢固地深植於日本人的心目中。
由於李前總統是台灣碩果僅存的國際級大人物,身分特殊,日本政府絲毫不敢懈怠,鞍前馬後都有日方國安人員滴水不漏地隨侍在側,但台、日沒有邦交,李前總統又是民間人士,台、日官方於行前或事後都不便介入,所以,一介開業醫的我,有時只好濫竽充數,充當雙方的溝通橋樑及現場動線的策劃者,過程往往迂迴曲折,而且飽嘗種種辛酸苦辣,有如寒天飲冰,冷暖自知。
事隔二十年,許多默默為促成李前總統訪問日本及母校京大,而殫精竭慮的無名英雄們,有的已經凋零、有的也垂垂老矣,我認為有必要將此迂迴曲折的過程公諸於世,一來讓國人明白,在無邦交國的外交工作是多麼艱困辛酸,所以,檯面下的「根回し」(私底下的溝通協商)(註1),往往是事情成敗的關鍵所在。二來也讓國人瞭解「德不孤、必有鄰」,即使在那艱難的時刻,仍然有許多日本的官民人士,或明或暗、義無反顧地及時挺身而出,為了支持台灣而發出正義的怒吼。
二○一九年十一月九日(扶桑漫步四十一週年記念日)
王輝生於日本琵琶湖畔
註1根回し:
日文「根回し」的意思是,在將大樹移植之前,事先在其本根周圍做修剪的工夫,待長出細根後再加以移植,就可提高其存活率。它運用在日常的為人處事上,形成一種獨特的根回文化,凡事在進行之前,預先透過協商溝通、打好基礎後,再拍板定案的一種行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