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學點「權」的知識，使人成其為人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在減少和解決社會矛盾的眾多實際工作中，基本上都是針對凸顯出來的這樣或那樣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或現象，以「維護穩定」的心態來採取緊急的應對措施，一會兒一個政策，很少有人去做具有預防在先、「使人成其為人、使社會成其為社會」的深層次、系統性、前瞻性、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儘管有一些專家進行過相關的理論研究，但基本上仍多限於人與人之間形成的「社會關係」或「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互動的老理論上，邏輯上偏重於演繹，與生活實踐難以吻合，脫離實際，誤以為研究了社會學
就自然涵蓋了人類學、心理學、倫理學、「人性理智」學說等其它社會科學，也就自然而然地將「社會管理科學」（很長時間被一些人有意或無意地單純地理解為「階級鬥爭」）狹義地歸結到「鬥爭哲學」的謬誤中，而把對組成「社會關係」或「生產關係」的最小單位——社會的人，以及涉及人類學、心理學、倫理學、「人性理智」學說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由人所組成的群體心理基礎研究，總是與前者對立起來或是予以忽略，甚至將其看成是敵對的「唯心主義」的東西而加以摒棄，使得社會科學的研究始終帶有應用性、表層性、和政治（階級）利益性，而不是以一種「他者的眼光」來更加客觀地研究人和社會。
人們應該怎樣做人？人應該怎樣與他人相處？群體之中的人們之間應該怎樣化解社會矛盾？……眾多類似的問題，早在2500多年以前，老子、孔子等眾多先賢就著書立說，紛紛發表己見，《論語》便是代表作之一。但是，用科學的理念來看待，這些思想觀點往褒獎上說，它們均接近於哲學闡發，如果往貶低上說，它們大多是人生經驗之談或說教，極其缺少「科學精神」和「科學基礎」。於是，讀《論語》的人雖然眾多，可社會上發生的你奪我搶、弱肉強食、不擇手段、卑鄙無恥，甚至引發社會暴動的事件在歷史上層出不窮，一會兒也沒有清靜過，以至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華夏大地在國外列強的侵略下，在國內軍閥混戰的紛擾中，真可謂國不國、家不家，中華兒女真可謂人不人、鬼不鬼。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人」的知識——社會科學的研究，一直偏重於說教，例如「仁、義、禮、智、信」，這些說教沒有起到科學研究、科學指導的作用。
西方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起，至近代的科技發展階段，眾多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人的研究以及個體心理、群體心理的研究掀起了熱潮，對於「人」的知識——社會科學的研究才真正開始初步具備了「科學精神」和「科學基礎」。盧梭所著的《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算是代表作，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稱其為「十八世紀中辯證法的傑作」。但概括地來看，他們的研究在邏輯上偏重於歸納，偏重於人類學範疇，誤以為所研究的人類學中已經涵蓋了社會學，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入到「人性哲學」的謬誤中，而將由人組成的「社會關係」或「生產關係」以及由此構成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互關係的研究與前者對立起來或是予以忽略，使得對人的研究始終帶有神秘性、抽象性和費解性。
就社會學與人類學的關係而言，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二者本是不可分割的。多年前，在中央民族大學一次講座上，有人讓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類學教授閻雲翔概括地解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區別，閻雲翔回答說：「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如何構成，人類學是研究人如何存在於這個構成的社會。」可見，如果將上述兩種研究方法分裂開來，一個就會忽視人類學的價值，另一個就會忽視社會學的價值。此前的很多社會科學研究，沒有將二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來進行社會科學的探索，也就都帶有局限性或片面性。但二者之中又都有可借鑒的有益養分。
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僅僅以社會學的角度去研究或是僅僅以人類學的角度去研究，都是帶有局限性或片面性的。看一個社會人群素質的高低，不單單要看這個社會群體的教育水準有多高——有多少人是大專生、本科生，有多少人是碩士生、博士生，還應該注意到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的心理素質及其相互關係是處在一個怎樣的水準上，尤其是要看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的精神、意志、信仰、道德、自律、法理、博愛、智慧等「人性理智」的發展水準究竟是怎樣的。
所謂的「人性理智」，是指人對於自身以及自身與他人（包括群體）、他人與他人、他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怎樣公平公正地看待，並能夠辨別是非、科學合理地處理好相互間的利害關係以及控制自身行為、正確地評判他人或群體行為的認知水準和認知能力。「人性理智」涵蓋了人的信仰、道德的內容，但比信仰、道德的內容更深層、更基礎、更具體，它不僅僅要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做」，還要從本源上告訴人們「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且它涵蓋的範圍更廣，包括精神、意志、常識、規矩、自律、法理、博愛、智慧等，也就顯得更加重要。
然而，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人們可清楚地看到，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文化發展蒸蒸日上，唯獨「人性理智」的發展變化不大，五千年前與五千年後，看不到有多大的差距，甚至有時在某個階段還呈現倒退的趨勢，例如我國「文革」時期出現的鬧劇，包括現今出現的信仰危機、道德危機等現象。
很多國家的教育，往往被片面地理解成「能力教育」——還不是實踐能力而是應試能力，這是非常危險的。光有應試能力而沒有良好「人性理智」的人，不是一個高素質的人。光有應試能力而沒有良好「人性理智」的社會，照樣是一個低素質的社會。尤其是當一個社會實現了經濟繁榮（也可稱作實現了「經濟理智」）之後，如果不及時地進行「人性理智」教育，則人心浮動、社會異化的現象就難以避免，於是，不出現社會動盪就不錯了，更別提奠定良好的社會「政治理智」「文化理智」基礎了。
盧梭在他所著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序言中說：「我覺得人類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於‘人’的知識。」「如果我們不從認識人類本身開始，怎麼能認識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呢？……又怎麼能把人的本身所固有的一切，和因環境與人的進步使他的原始狀態添加的或改變的部分區別開來呢？」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開篇就說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當人民被迫服從而服從時，他們做得對；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時，他們就做得更對。」……每次回味盧梭著作中那些發自內心、富有哲理的話語，就使我感歎在200多年以前，就「平等」「公正」等「人」的科學規律問題，西方就有如此深刻的理性思索和真知灼見，它理應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康得的《純粹理性批判》、穆勒的《論自由》、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論》等經典著作並列，標誌著人類近代社會科學範疇思想理論的高峰。儘管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盧梭著作的某些學者及出版者都視這些可貴的思想為「唯心主義觀點和形而上學」的觀點，由此來暗示這些可貴的思想都是「資產階級」的，因而是落後的、過時的、錯誤的，但我卻覺得這樣的一些偏頗的結論並非出自純粹的學術探討或科學評價，而是出自某種意識形態之下的心理扭曲，或是某種階級立場的精神變態。因為作為人，你們怎麼能什麼事情都無條件地從意識形態或階級立場出發來「上綱上線」地劃分思想家的社會政治屬性，難道你們除了「鬥爭」和「革命需要」以外就沒有別的需要了嗎？難道就不應該更多地從「同類」的角度、「他者的眼光」來理性地看待人、關懷人、理解人？如果你們連這樣一些最簡單的科學精神都不具備，連這樣一些最基本的邏輯思維都不遵守，連這樣一些最平常的人文關懷都不存在，那你們不是太無知了，就是太別有用心了。你們若不瞭解人，不知道人本身雖然屬於這個物質世界的一部分，但他們具有獨特的本質和特性，從而在「物理規律」的基礎上還有著自身的特殊規律，從而需要人們專門地來研究和探索，那你們怎麼能真正解決好社會上出現的不平等、不公平、非正義、弱肉強食、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等等實際不斷發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呢？
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在天津的3所大學裡，我委託幾位教授在大學生中就「你是否讀過盧梭所著《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和《社會契約論》？」做了一次社會調查，被調查的大學生總數為516人（280＋181＋255），而讀過盧梭著作的人數竟然為零。2016年的10月，筆者借在大學裡講課的機會，也就同樣的問題在82名大學生中做了一次直接的調查，其結果是，讀過盧梭所著《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和《社會契約論》的人數也為零。可想而知，如果將這一項社會調查脫離開高等教育學府而轉向社會，將調查的對象確定為低層的普通大眾，相信那結果無法更慘——本已經慘到極點了。這樣的一種「社會精神」或由眾多的「人性理智」所組成的「社會理性水準」的群體心理構成，怎麼可能在出現的不平等、不公平、非正義、弱肉強食、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等等社會弊端中發揮出主人翁的作用能夠理性地去加以遏制？怎麼能奠定好一個理性社會的基礎？怎麼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怎麼可能不屢屢地出現「用新特權取代舊特權」的歷史現象？
當然，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經典著作並不是「全能真理」，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讀起來會遇到很多費解之處甚至是抽象之處，但畢竟這是他們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所作的深度思考，並提出了各自的實現民主、公平的社會原則，而這，正是所有具有行為能力的人都應該首先進行思考的最基本的問題。以盧梭為例，誰也不能否認，由於他有過流浪生活的經歷，親身體會到依人為生、任人支配的那種屈辱，因而對於壓迫所感受到的痛苦比一般人要深。但他並未計較個人的得失，而是由此認識到勞苦大眾的痛苦，從人民痛苦的起因入手，懷著對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期盼，對一種民主、公平的社會原則進行深度探索，這絕對是高尚、偉大之舉。要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對私有制的鞭撻以及「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闡發（別管是否正確），都可以從盧梭的著作中找到思想淵源。因為盧梭雖然與他同時代的伏爾泰、洛克、狄德羅、孟德斯鳩等思想家齊名，但他比其他同時代的啟蒙思想家在政治上更加激進，更加具有「革命性」。正如法國學者昂利·古耶所說:「伏爾泰是舊世界的結束,盧梭是新世界的開始。」中國大陸比較有智慧的學者也能認識到，「盧梭與其他法國啟蒙思想家一起,終結和開啟了人類舊新兩個時代。」「他的理論和其他眾多的理論一起，共同對馬克思、恩格斯產生了影響。」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首先讀懂盧梭的思想，不知道這個新時代開始的意義，那我們怎麼可能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但奇怪的是，眾多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那些天天給別人灌輸馬克思主義的人，竟然不知道盧梭的思想為何物！他們心裡所想的其實只有比較現實的4個字——「權力」和「利益」，但嘴上從來不說，說出來的總是虛假的另一套。
我自1984年在南開大學上學開始至今，不止一次地閱讀過包括盧梭在內的眾多民主思想家的著作，所思所想都結合著「中國特色」，對照著社會實踐中所獲得的經驗教訓，初步得出了一個考評社會民主文明狀態及「人性理智」水準的簡單結論：閱讀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和《社會契約論》的人數比例，與由這個人群所組成的社會之民主文明狀態及「人性理智」水準應成正比。即：閱讀的人數越多，社會民主文明狀態及「人性理智」水準就越高級；閱讀的人數越少，社會民主文明狀態及「人性理智」水準就越低級。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傻子相機」式的簡易考評方法，得出的也僅僅是趨勢性的結論，不一定有多麼深奧的科學性，但實際操作起來卻非常靈驗——尤其是對於那些封建專制意識濃厚、封建專制文化傳統猖獗的國家就更加適用。
學習過歷史的人都應該清楚，17～18世紀的西歐，封建專制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新興資本主義為了摧毀封建專制制度，從思想領域掀起了一場反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在這場反對專制、提倡民主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湧現出一大批被稱作「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家，他們以「人」的知識為核心，採用理性的方法，對於民主政治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對歐洲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閱讀盧梭以及「啟蒙運動」中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後，使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在關於「人」的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最多見又最不相識的，就是關於「權」的知識。「權」的知識是「人」的知識的核心，因為「權」的背後隱藏著利益，而人們在利益面前誰都無法超脫。
但是我縱觀全世界，任何一個自稱是發達、文明的國家，以及那些自己標榜為制度最先進的發展中國家，「權」的教育或者說「人性理智」教育一片空白，更別提有這樣一門學科了。雖然「權」的教育或「人性理智」教育一片空白，但這不等於沒有人在社會實踐中「自學」，很多高高在上的掌權者，都是一步一步「自學成才」的，權位越高，學得越有成效，不過他們所學的都是不願告人的，他們一邊「自學」，在「權」的漩渦中不得不玩弄權術，或是被「學習成績」更好的人所施展的權術所玩弄，一邊不讓別人學到哪怕是能夠識別出權術的一點點技能，目的就是希望使自己變得聰明的同時讓別人都永遠當傻子。其好處就在於，一是可以有效地限制競爭對手的擴大，二是可以更加方便統治。「愚民政策」最徹底的體現，就是要想方設法讓人們別學「權」的知識。但是我們不能忘了，「愚民政策」的必然結果，就是使這個社會群體的心理定勢總是處於隨時發生動盪的醞釀之中，類似「文革」的鬧劇隨時都有可能再次變換形式、改頭換面地發生，國家的政治體制內部，隨時都有發生「裂變」的可能。所以，忽視了「權」的知識教育或者說是「人性理智」的教育，就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群體的心理究竟會形成怎樣的一種社會文化定勢的問題。
寫作本書的目的，從小處上說，是希望能使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學到「權」的知識，消除權盲狀態，不但可使自身獲得更大的權益，而且還能尊重並維護他人的權益。從大處上說，是希望促使每一個國家在維持社會公平公正和維護世界和平方面不斷完善管理體制，向著理性社會的目標前行。因為人類社會整個歷史的真面目，就是爭奪利益由殘酷無比到逐漸文明，由個體、群體之間的小爭奪，發展到階級、國家之間的大爭奪的漫長過程。而爭奪利益的集中表現，就是爭權的較量——爭強權、爭政權、爭特權、爭霸權……但爭來爭去的結果是，不但誰都提心吊膽地難以持久享有，而且常常爭得兩敗俱傷、得不償失。世界的和平之路，乃是依靠人類在爭權的較量中逐漸趨於理性，並用法治的手段來權衡各方的利益而開拓出來的。對和平的追求，就是將「利益野蠻化」逐漸轉變為「利益文明化」。為了奠定和平之路的基礎，全世界無權者必須覺醒起來。覺醒起來不是為了動刀動槍鬧革命，而是要學習「權」的知識，學權、知權、享權、用權、維權——既不能盲權，又不能濫權；既不能讓特權者為所欲為，又不能以新特權取代舊特權；通過學習「權」的知識，還能從中發現其背後的利益之爭所形成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感覺，人類社會，正是在這些不同的社會感覺的較量中，驅使著歷史遵循著一條非常有規律的方向發展變化，從而探尋到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魔力」。瞭解了社會發展規律，人們就能分析和判斷出未來社會發展的方向，做到未卜先知、運籌帷幄，就能更好地提前預防各種各樣的潛在風險和危機。
人們啊，我不願意總是看到你們被愚弄、被欺壓、被遺棄，多麼希望你們能自省、自強、自立！為了你們做人的尊嚴和權益，你們應該多瞭解一些「權」的知識，掌握了「權」的知識，就能基本上瞭解「人」的知識。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你自己，還為了你的親人、朋友乃至同類；也不僅僅是為了眼前，更是為了未來。
張春津 寫于木石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