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化的伊斯蘭

引言
 
第一章：鄂圖曼帝國多元化管理的反思
第二章：凱末爾主義的歷史根源
第三章：土耳其——多元社會與大一統國家
第四章：世俗主義——理想型態或連續光譜？
第五章：新的政治參與——土耳其軍方、社會、正義發展黨
第六章：土耳其憲法法庭及政治危機
 

前言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二日，土耳其選民以壓倒性的優勢（百分之五十八對百分之四十二）通過一項涵蓋二十四項修正條文的修憲提案。這項受到歐盟代表支持的修憲案受到國內外那些擔心凱末爾主義將在土耳其政治中日益衰弱的人們所關注，那些積極反對修正案的人並非拒絕整個憲法修正案，相反地，他們基於兩個原因而反對修憲。首先，他們認為這些改革是正義發展黨——特別是總理雷傑普・塔依普・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為了隻手遮天的主宰土耳其政治而操弄；其次，他們反對改變司法體制的權力平衡。至於其他通過修訂憲法來實現的改革——例如扶助婦女、老人及身心障礙人士的改革行動、禁止國家秘密紀錄個人的隱私訊息、授權讓憲法法院作為人權受侵犯者的最高上訴法院——即使是反對者，對這些改革也是大為讚揚的，其中一些人不認為改革太多，而是認為改革太少。

　　這些修正案提高了憲法法院解散政黨的難度，憲法法院自一九六三年成立以來已經禁止了二十五個政黨活動，而同時其他歐洲長期民主的國家解散了四個政黨——德國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分別解散了納粹黨和共產黨，比利時在二〇〇四年解散了一個種族主義及排外政黨，西班牙在二〇〇三年解散了一個和巴斯克祖國及自由聯盟（Basque Homeland and Liberty ）有關的政黨。許多民主觀察家都呼籲土耳其應該提出憲法修正案以讓土耳其憲法法庭更加難以禁止政黨活動，而現在，若要解散政黨，需要經過三分之二的憲法法院成員批准才行，較先前五分之三成員的門檻更高。在修正案後，議會選出兩名成員成為新的憲法法院成員，其中一位自律師協會推舉的三名候選人中選出，而另一位是土耳其審計院提名的三位候選人之一。事實上，這兩名新法官的意識形態更接近正義發展黨，也因此受到媒體及其他政黨批評。

　　而談到重組法官及檢察官高等委員會（High Council of Judges and Prosecutors，HCJP）時，批評的程度又高得多了，因為這是用來委任高等法院及國務委員會的決策單位，同時也主管法官和檢察官的任命、晉升及紀律處分程序。除了原有五名從高等法院及國務委員會選舉產生的成員以外，修正案授權選出額外十五名法官及檢察官高等委員會成員，阿布杜拉・莒內（Abdullah Gül）總統任命了四名新成員，司法學院透過選舉產生一名，餘下的十名新成員則是從土耳其的一萬一千名法官及檢察官中透過全國選舉產生，就政治上而言，這樣的發展過程意味著凱末爾主義者從一九二〇年代後對司法機構的掌控遭到削弱。

　　修正案也削弱了第二個凱末爾主義的堡壘——軍隊。修正案賦予民事法庭起訴軍官的權力，並允許軍事法庭審查軍事指揮官的紀律開除處分，除了公民投票以外，軍方在整個二〇一〇年也經歷了信譽危機，八十多名軍官，包括現職將軍及艦隊司令因為涉嫌參與「大錘（Sledge-hammer）」政變計畫而遭到拘留，在這樣的背景下——軍方的合法性被削弱，而政府的合法性透過一系列選舉獲得加強——莒內總統和艾爾多安總理首次行使其憲法上的權利，在高級軍官年度晉升的審查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司法部門和軍事部門的事態發展顯示了，儘管凱末爾主義仍然有著強大的信奉者，但這套思想在土耳其已不再是顯學，部分自命為權威的「專家」甚至學者誇大了凱末爾主義者和其批評者（主要是保守派和自由主義者的聯盟）之間的角力，土耳其這種意識型態兩極性的分歧並非是獨一無二的例子，許多其他國家在面對這類議題（諸如宗教與國家的爭議）時也面臨了社會的政治分裂，如「兩個法蘭西之戰」（war of two Frances），近幾十年來的美國親世俗派及親宗教派之間也發生了「文化大戰」，此外，有學者認為，儘管有著這麼嚴重的兩極化，但凱末爾國家菁英、保守派政治力量如正義與發展黨、社會運動者如葛蘭運動（Gülen movement）的參與者之間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互相理解，或至少發展出一種對話的語言。

　　我們希望這本書能為讀者提供一個歷史上、概念性及體制上的框架，以便您能更加了解土耳其最近的政治變化——關於民主、伊斯蘭和世俗主義，這是個全球爭論的關鍵範例。